林先生，我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主要原因或许不是为了追逐你的脚步，

我已不再那么幼稚，盲目，感性。主要原因或许是我已成熟，懂得了许多。

今天是我23岁生日，1943年1月6日。我一个人过。

给我作登记工作的党员对我说，曾见过我。

我问在哪见过。

他说，1939年2月8日，天津的一个码头，他看见了……顿然，他不说话了。

于是，他祝我幸福。林先生，他祝我幸福呢。

我是在1939年3月1日动身去的英国。花了近一个星期才从船上下来踩到英国的土地。一切都很陌生，却比报纸或书上印着的黑白照片要鲜丽得多。我徜徉在街道间，遇见和蔼的女房东，她主动邀请我，低价给我租房，给了我一间窗户面朝大海的房间。

遇见严肃却好客的教授，他说他的白发就是知识，学习所产生的疲劳给他带来白发，给予他快感，当他满头白发直至找不到一根金发时，他便达成了成就，达到他内心之神圣，那是人生最高境界。

由于教授的加助，我得以穿梭于各个学校，各个教厅，各个领域，各个城市。

早期，我白天在教室汲取知识，晚上，我在房间内的窗户前打着灯读书，做笔记。

后期，我白天在各个城市做研究与演讲；晚上，我在窗前的书桌上完善研究报告，写文章，翻译文学作品。

伦敦的路灯比城南的更敞亮，阴雨却比北京下得多。我就在孤独与陪伴之间，在成就与挫折之间，渡过了在英吉利的两年余十个月。

两年余十个月，这个时间是我和林先生于众多书信中决定的。

书信往来之间，可能一个月就会往来一次，车马缓，轮船也慢，送一次信要花十天才能送到。我们总是在不停地写信，寄东西，有时寄了伦敦产的一块怀表，有时寄了上海的化妆品，有时往来赠予了照片，赠予自己写的文章，赠予很喜欢的一本书。

我在女子学校寄宿过一个月。其间，我一直在找《Half,half》。我去图书馆找，去大街上的报刊亭找，去小书店找。最后在一家很老的二手书铺处找到。

这则文章的原著是一篇中篇小说，已被印成小册子出版。册子的封面是一个中年男人正和一个中年女人交杯。书名是柳叶手写印刷体的，显得古典而恬静。

这本林先生为之赞叹的书，却被遗留在了二手书店，纸页破朽，泛黄潮湿，且没有人将其内容翻译为其他语言。

后来，我多了一份工作，就是将这部作品译为中文版《一半，一半》。后来出版了，也流传回了中国。我使用着“红林”此笔名。这本书的成功出版被原作者看到，于是我又多了一位知己，可以说是忘年之交。

我始终穿着旗袍，留着短卷发，不让别人能看出我的年龄，估计是想装成熟，装成一副颇有学识的年轻女性。我的内心也随着日复一日的伪装而变化。我变得自信，变得开朗，大方，开放，行为举止上谈吐有方。生活也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我完善了租屋，给年逾古稀的房东找了一个仆人辅助生活；人际交往越来越深，我的朋友不下来自七个国家的人，他们或她们也并没有因为我是中国女性而对我有偏见。

在英国的深交，成功使我成为了翻译家、作家和短评学者。我开始有名声，开始深入哲学的思考。我思考人从何而来，本性如何，女性独立甚至资本主义等方面的知识，我都有杂七杂八地议论过。

我开始提倡真正的自由独立，且向其进发。

自从遇见来春后，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包裹住了我。那种扑朔来源于她给我寄来的第一封加密信，来源于她对我勾手指的动作。也来源于她带我进入青楼狭窄楼道时给我留下的那个背影。

也来源于那句声称要起义的狂言，来源于那朵烈火中的红莲花，来源于挂在高耸城门上的那具俯视万千的灵魂。

而如今来春在哪里呢？只留给我一双注视，一丝莲之清香。

我开始向大众广泛提倡女性自由独立，思想解放；同时我也吃了男人皮鞋底的灰，挨了耳光与唾沫；也被人指责是一无是处的中国裹脚小姐，光鲜亮丽的躯壳下是病夫的灵魂。

同学露西看不下去，她劝我回国。

“可是，我回国后，又能做些什么呢？”

“你在这里呆不下去，故土就是最好的选择；何况，哪有因为自己国家的短处而去国外宣传策略的？”

我想通了，我是因为本国的缺陷而选择去英国留学的。

于是我又开始筹备回国的计划。此时给林先生写信，他回的消息总是钢笔字铺满了一页纸，可一个月后，他写的信却骤然潦草，有时只以一张小卡片，两三行字一笔带过。

我开始担心他是否工作繁忙，或对我产生了偏见，又怀疑他是否有了另爱。我终于下了笔去询问他，却等不到回复。

一个月，我等，两个月，等着，却还未收到。

等到快第三个月时，终于等来了一封信，揭开看：

“林济病危，速回！”

还附着一张照片，上面是医院门口。

我懂了。

泪水浸透了信纸，开出一朵桂花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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