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的橡木长椅泛着冷光，娜琪站在证人席上，白衬衫的领口系得一丝不苟，肩膀的枪伤已经结痂，被衣服遮得严严实实。
她手里的心理评估报告边缘被磨得发毛，那是她熬了三个通宵整理的，里面贴满了金光日的诊疗记录、童年照片，还有金先生对儿子施暴的间接证据——邻居的匿名证词、金光日手臂上旧烫伤的照片、甚至有段模糊的录音，是他小时候被关在阁楼里的哭喊。
“法官阁下，”娜琪的声音在空旷的法庭里回荡，清晰得像敲在玻璃上的雨，“金光日的反社会人格并非天生。他的父亲金先生，从他六岁起就对他实施精神与肉体双重虐待，把他关在阁楼三天三夜，用皮带抽打他的手背，只因为他打翻了一杯牛奶。”
她举起一张照片，投影在大屏幕上：那是金光日十岁的样子，瘦得像根豆芽菜，手臂上缠着渗血的纱布，眼神里的恐惧像只被踩住尾巴的猫。“他第一次对小动物施暴，就是在被父亲关了一周之后。心理学上这叫‘创伤转移’——他无法反抗强者，便将暴力倾泻在更弱者身上。”
旁听席上响起窃窃私语，金先生的特使脸色铁青，却只能攥紧拳头。
蔡易道坐在第一排，警服的纽扣扣得严丝合缝，他看着大屏幕上金光日扭曲的童年，又看向被告席上那个面无表情的男人，喉结狠狠滚动了一下——他恨金光日的残忍，却不得不承认，娜琪手里的证据像把钝刀，割开了罪恶背后更丑陋的根源。
“反对！”受害者的律师猛地站起来，“这些都是单方面证词，没有直接证据！”
“有。”娜琪拿出另一份文件，是金光日的脑扫描图，“这是他三年前在首尔做的检查，杏仁核活跃度比常人低40%，这是长期受虐导致的生理损伤，会直接影响情绪控制。他不是故意作恶，是他的大脑已经无法分辨‘伤害’与‘正常’。”
被告席上的金光日第一次有了反应，他抬起头，目光穿过人群落在娜琪身上。她的侧脸在法庭的灯光下很柔和，唇角那颗痣像颗安静的朱砂，和他记忆里诊疗室的模样慢慢重叠。他突然想起她替他包扎伤口时说的话：
“疼是好事，说明你还活着。”
最终判决下来时，法槌的声音敲得人心头发颤。“金光日，因故意杀人罪判处终身监禁，收容于首尔精神病院接受强制治疗。”
蔡易道走出法庭时，娜琪在台阶下等他。
秋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锁骨下的蛇形纹身若隐若现。“我知道你不满意。”她说。
“是不满意。”
蔡易道的声音硬邦邦的，
“但法律认证据。”
他看着她的眼睛，那里面没有胜利的得意，只有一种沉沉的疲惫，“你要去精神病院陪他？”
“嗯。”娜琪点头，“他需要有人盯着，防止他自残，也防止……别人害他。”她顿了顿，“金先生也不会放过他的。”
蔡易道没再说话，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个信封递给她：“里面是金光日这几年杀害所有受害者的资料，或许……对治疗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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