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哲学百科全书

因此，命题和问题可以，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应该通过原则或观点来阐明：doxai。由于存在三组命题，因此也存在三组 doxai：物理的、伦理的和“逻辑的”（即一般的）。这种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至关重要的子集分音或划分的例子可以在他的《物理学》的开头找到。这一划分涉及两个类别和一个不同类型的谓词：亚里士多德的前辈在自然哲学领域提出的原理（archai）和元素（stoicheia）的数量（数量类别）、性质（实体类别）以及运动与静止（做事和受影响的类别）。根据主题中制定的规则，哲学家的名字被添加到一些 doxai 中。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辩证法这一成分的许多其他例子。

上述主题中的段落以及亚里士多德的一般实践，有助于确定和解释狄尔斯认为具有基础意义的泰奥弗拉斯特论文的标题：它应该是 Physikai Doxai，即“自然哲学[各个领域]中的信条”。这篇论文现存的罕见片段之一不仅证明（因为引用的标题是希腊语的）这个标题确实是“物理原理”，而且还表明这些原理是根据辩证法规则受到批评的。据我们所知，泰奥弗拉斯托斯引用了柏拉图的一条信条，然后提出了反对它的“反对意见”。这段片段中的希腊语“反对”一词是 enstaseis，是亚里士多德主题中的一个技术术语。物理原理是最大意义上的自然哲学领域的原理或论文，范围从宇宙学、天文学、气象学等原理，到人类心理学（包括心灵哲学）、生物学，甚至疾病学或疾病理论。物理原理不仅由物理学家、自然哲学家制定，而且还由医生和天文学家制定。 《埃蒂乌斯》确实包含许多医学[4]和天文学的理论，其中最古老的可能来自亚里士多德的一些合作者的来源。 （有关该主题的进一步阅读，请参阅 Mansfeld 1990、1992、1998、2016a、Mansfeld & Runia 1997、Runia 1999a、Runia 2004，以及 Zhmud 2001 中的批评和 Mansfeld 2002 中的反驳。）

4.泰奥弗拉斯托斯和普拉西塔

泰奥弗拉斯托斯在他的论文 De Sensibus 中应用了辨证法。主要的分歧——已经在亚里士多德的相应段落中找到——存在于那些认为知识应归因于相似性（“相似者知道相似”）的人和那些认为知识应归因于对比（“不同者知道不同”）的人之间。亚里士多德所没有的另一个划分，在分类和辩证地讨论原则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即。那些认为思维和感官知觉之间存在差异的人和那些不这么认为的人之间。最后，在每个类别中，哲学家的处理顺序由所设定的意义数量（数量类别）决定。最后要讨论的哲学家是德谟克利特，而不是柏拉图。这是因为根据泰奥弗拉斯托斯，德谟克利特假设知识是通过相似性和对比产生的。

这次演讲，即。处理特定问题时对对比原则（包括名称）的一个或多个划分，然后是不符合这种划分的例外（或妥协）观点，这并不是亚里士多德辩证概述的标准特征。然而，我们确实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对这种方法论的部分预期，例如在《论阿尼玛》第一章中，他反对与构成灵魂的原则有关的三种观点：一些观点认为这些原则是有形的，另一些则认为它们是无形体的，而第三组则提出了有形和无形原则的混合。然而，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我们并没有发现对个别信条进行详细分类，随后提出妥协或特立独行的意见，这在普拉西塔的许多章节中都是典型的，而泰奥弗拉斯托斯在《感性》中的表述在这方面与普拉西塔的惯例很接近。 [5]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经泰奥弗拉斯托斯修订的亚里士多德辩证方法论决定了普拉西塔大部分章节的结构。此外，应该指出的是，普鲁塔克的普拉西塔的介绍，“根据亚里士多德和泰奥弗拉斯托斯以及几乎所有逍遥学派的观点，一个完美的人应该致力于自然哲学和伦理学领域的问题”。

泰奥弗拉斯托斯和亚里士多德就是这样被利用的。一个例子：《埃​​蒂乌斯》（Placita 3.9-15）和西塞罗（《学术》2.122）中的章节涉及到关于地球最终的位置、运动、形状等的许多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奇怪的观点，就其主题和对立，甚至一些有说服力的细节而言，显然源自亚里士多德的《论天堂》（2.13）（曼斯菲尔德）的一章。 1992）。西塞罗在这里提到了泰奥弗拉斯托斯的名字。因此，他很可能作为中间人也参与其中。但我们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证明他在这个特殊情况下的贡献。

令人惊奇的是，伟大的第尔斯清楚地认识到辩证方法在亚里士多德著作和泰奥弗拉斯托斯的《论感觉》中的重要性，但却未能将这种见解应用到普拉西塔文献中。此外，包含根据各个部门确定的标准列出的原则的章节的双音组织显然不仅决定了材料的呈现方式，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材料的内容。

看起来，就像亚里士多德的情况一样，在泰奥弗拉斯托斯的论文中，不止一篇论文提供了最终在《普拉西塔》中找到归宿的材料，即至少是《物理学》、《物理学》、《感性论》和《元神学》。

5.使用doxographies

当我们探究古代作者如何使用埃蒂乌斯的《普拉西塔》、其后代以及后泰奥弗拉斯特的前辈所提供的信息时，我们经常发现这些doxai集合的功能与亚里士多德辩证讨论语境中类似概述的功能没有太大区别。这些作者能够以已经提供的明确结构的证据为基础，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确定某个给定的doxa最终是否会被证明是有用的，以及哪些doxa应该被拒绝——这自然取决于使用者的观点（他们可能是医生或哲学家，斯多葛派或伊壁鸠鲁派，柏拉图主义者或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异教徒或基督徒）。有时，在某些情况下或对某些特定的人来说，属于特定子集或处理特定主题的所有 doxai 可能会被证明是不可接受的或无用的。永远不应该忽视的事实是，普拉西塔仅仅提供了一个状态问题：指导、讨论和反思的材料，例如月亮的形状、太阳的大小、地震的原因、尼罗河泛滥的原因、或视觉感知的各种解释。既没有以怀疑论者的方式提出暂停判断，也没有以亚里士多德或斯多葛派的方式提出积极的结果，也没有以任何方式给出明确的建议。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才会有批评性的评论。

此外，亚里士多德的概述（我们比泰奥弗拉斯托斯的概述更了解，因此为了清楚起见，我们可以将自己限制在亚里士多德）与埃蒂乌斯及其家人的相应段落和章节之间存在显着差异。亚里士多德的目的是做出选择并找到解决方案，许多后来的作者也希望如此。但普拉西塔文献中的许多章节，如果从表面上看，似乎无法做出决定，因为引理中列出的原则之间赤裸裸的辩证对比导致了僵局，或古代怀疑论者所说的不和谐（“不和谐”）。从这种僵局中可以得出结论，唯一剩下的选择就是暂停判断。例如，当时不可能查明是否存在一个或多个宇宙系统。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想法，至少部分材料（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纳入后亚里士多德教义而自然更新）被学术怀疑论者改编，以诱导悬置判断后的心灵平静。

6. 广义与狭义的 Doxography

因此，狭义的 doxography（源于 Diels 在 Doxographi Graeci 中讨论和编辑的大多数资料来源的性质）可以被定义为：根据自然哲学（或科学，如果你愿意的话）中对比（甚至是奇怪的或妥协的）原则的主题或主题，通常非常简短的陈述，其本身并没有为所涉及的问题提供决定性的答案，尽管它可能会有所帮助 你来寻找解决方案。

因此，将“教义学”一词应用于亚里士多德（或更狭义地应用于柏拉图，他偶尔会引用他人的观点来进一步探讨）的著作可能会产生误导（参见 Mansfeld 2000）。

现在转向广义的教义学，我们观察到，西塞罗在其《论诸神的本质》中对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在神学-物理学领域的学说进行了从容而广泛的阐述——这些阐述之后是学院派怀疑论的驳斥——或许可以，而且过去也曾被称为教义学。但这与埃提亚式的教义学有着明显的区别。诚然，人们或许会犹豫地认为，我们这里看到的是对普拉西塔文献中同样存在的辩证体系的某种颠覆，其中的怀疑论成分被明确表达：对比那些最终被证明是可以改进的学说。然而，这种说法对第欧根尼·拉尔修来说并不适用，尽管这位作者多次区分了一个人（柏拉图；斯多葛派的芝诺）的生平（bios）与这个人或其学派的教义（areskonta）或教条（dogmata）。因此，或许最好将西塞罗和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这些概述归类为一种古老的体裁，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教义学（doxography）的一个亚种，即（大部分已佚失的）文献《论学派》（Peri Haireseôn），该文献探讨哲学或医学学派，最终可能包含反对特定学派立场的论证。菲洛德穆斯和阿里乌斯·狄迪穆斯（论伦理学）也属于此类。

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学者们也谈论伦理学的教条。人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为这种用法辩护：这种用法超越了狄尔斯，并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我们已经看到，亚里士多德建议他的学生（以及他自己）也构建伦理命题和问题的列表。在他的伦理学论文中，我们实际上可以找到关于伦理学问题的辩证概述，尽管规模比物理论文中的规模要小得多。但是，伦理学领域的教条文献从未存在过，其规模和分类甚至与物理教条文献相差无几。然而，我们偶尔会在一些后期作者的著作中看到伦理信条的简短列表和概述。因此，可能确实流传了一些伦理观点的教条汇编，我们可能有一些证据表明，关于目的或至善的信条的辩证概述的流传（和改编）（Algra 1997）。塞涅卡以物理教科书式的模式系统地呈现了斯多葛派的伦理学说（Wildberger 2020）。

7. 重建旧文献

埃提乌斯的单栏文本现已出版（Mansfeld and Runia 2020），取代了狄尔斯的双栏文本。重建每一章的主要和次要来源的证据均被完整引用，但普鲁塔克和斯托巴埃斯的引用仅在正文部分中引用。随后是详细的评注。本书解释了每一章根据证人重建的内容，确定了其在《普拉西塔》语境中的位置，有时也确定了其在更广泛传统中的位置，分析了其内容和结构，分析了现有的平行证据，包括更早、更晚甚至更晚的证据，并经常分别讨论文本和各个信条内容所引发的解释问题。每章结尾都收集了大量相关文本，以拓宽视野，并将该章的主题置于古代哲学史的贯穿始终的背景下。这些注释和文本集将《普拉西塔》置于希腊哲学几个世纪发展的关键时刻，既回顾过去，也展望未来。现存的残篇约占原作的七分之六（参见耶利米书，2018）。其小版本现已在洛布古典图书馆出版。

8. 结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教科书著作是一种工具。它们构成了一种二手文献，其形式和内容都具有流动性和不稳定性。较短的版本和较长的版本可能并存；事实上，尽管古代文献遭受了种种损失，但有些仍然存在。在不断总结、扩充和更新的过程中，材料可能会被添加、丢失或再次添加——当然，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仍然可以查阅和摘录原始资料。

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古代佚失哲学著作现有证据的价值，我们应该尝试理解其中所涉及的整体传统和传承。我们应该考量现存概述的理论基础，并尝试探究那些使用文献目录的作者的意图。单纯地利用现有的哲学残篇集，意味着将大多数现存证据置于同等可信度的水平，并不总是能产生良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