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戏
发展历程
南戏产生后，很快向南北流布，衍变为海盐腔、余姚腔、昆山腔、弋阳腔等“南戏四大声腔”。
南戏的产生时间，实际上早于北曲杂剧。明代祝允明在《猥谈》中说：“南戏出于宣和（1119年～1125年）之后，南渡（1127年）之际，谓之温州杂剧。予见旧牒，其时有赵闳夫榜禁，颇述名目，如《赵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赵闳夫是宋光宗赵惇的同宗堂兄弟，他发榜文禁止南戏演出，说明当时南戏的影响已经较大了。徐渭《南词叙录》则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1190～1195），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永嘉杂剧，又曰鹘伶声嗽。”可见南戏大约在宣和之后即由温州的艺人创立，到宋光宗朝已流传到都城临安（今杭州），盛行于江浙一带。
在1268年（咸淳四年），更有太学生黄可道创作的《王焕》戏文，盛行于都下。到南宋末年，南戏已扩展到江西南丰等处，元刘埙《水云村稿》卷四《词人吴用章传》说：“至咸淳（1265年～1275年），永嘉戏曲出，泼少年化之，而后淫哇盛，正音歇。”可知当时戏文颇受民众的欢迎，但文人士大夫把它排斥在“正音”之外。
宋代城市繁荣，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兴起，勾栏瓦舍遍布，为众多民间伎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宋室自南渡之后，定都临安，宗室勋戚、文武百官纷纷南迁。
温州是南宋除杭州以外最繁华富庶的商业都市，宋高宗在南渡之初，为避金兵，曾浮海逃至温州，以“州治为行宫”（《温州府志》），甚至把太庙也迁来温州（《宋史》）。北方士绅平民，纷纷随之来到温州，温州人口在短期内骤增一半。城市消费人口与日俱增，进一步推动了温州商业经济的发展。同是，诸色艺人也纷至沓来，各种民间伎艺云集于此，相互影响，也相互促进。一种新的艺术样式——南曲戏文，就在这样的土壤中孕育、萌发。
南戏是在宋杂剧脚色体系完备之后，在叙事性说唱文学高度成熟的基础上出现的。它是汉族民间艺人“以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南词叙录》）构成曲牌连缀体制，用代言体的形式搬演长篇故事，从而创造出一种新兴艺术样式。就形式而言，它综合了宋代众多的伎艺，如宋杂剧、影戏、傀儡戏、歌舞大曲，以及唱赚、缠令等在表演上的优点，与诸宫调的关系则更为密切。所有宋代存在的民间伎艺都是南戏综合吸收的对象，说唱文学则是其叙事方式的主要来源。
由于它是在其他伎艺成熟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又能兼采众长，所以能后来居上；另外，由于其他伎艺在表演上有许多地方可以与南戏沟通，使得伎艺演员也能熟练地掌握新兴的南戏，当南戏受到观众的欢迎时，他们便改弦易辙成为南戏演员。而演出队伍迅速扩大，也促进了南戏在东南各地的繁衍。
南戏用南方方音演唱，分平上去入四声，不像北曲的入派平上去三声，用韵上也较为宽松，体制上与北曲杂剧有所不同。初期南戏的曲调配合，虽有一定的惯例，但还没有形成严密的宫调组织，可以根据剧情需要作较为自由的选择。南曲轻柔婉转的音乐风格，适合于演唱情意缠绵的故事，与北曲的高亢劲切，宜于表现威武豪放的气概大不相同。器乐伴奏，北杂剧以弦乐为主，南戏则以管乐为主，以鼓、板为节。
杂剧一秀只能一人主唱，南戏则场上任何角色都可以唱，而且有独唱、对唱、接唱、同唱，还有在后台用以渲染气氛的帮腔合唱。演唱形式的灵活多变，不仅可以调节演员的劳逸，活跃场上气氛，而且有利于表现各个角色的思想感情，有利于刻划身份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在结构方面，它以 “出”为单位，人物上下场，出而复入，叫做一“出”。一本戏往往长达几十出，演出时间则需要一天甚至多日。南方温暖的气候条件，为通宵达旦的演出提供了便利。
南宋戏文，可考的有《赵贞女蔡二郎》、《王魁》、《乐昌分镜》、《陈巡检梅岭失妻》、《王焕》、《张协状元》等。除《张协状元》外，均无传本。这些戏文大都出自书会才人之手，而“士大夫罕有留意者”（《南词叙录》），一些文人甚至把南戏视作亡国之音。因此，在北方，关汉卿、白朴、王实甫等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作家投身于杂剧创作，北方圈杰作纷呈，而南方戏剧圈中，南戏却仍然处于稚拙的阶段，未能得到提高。早期戏剧南戏文本留存极少，也与这些情况有关。
据今人搜辑，宋元南戏存目二百三十多种，其中，有传本的19种，只有佚曲的有130种。从现存曲目看，表现爱情婚姻和家庭纠纷的题材，占最大的部分，而表现金戈铁马的英雄题材则极为罕见。显然，南曲音乐的特点，影响并且制约了作家的创作选择。
早期南戏《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被收入《永乐大典》里，得以保存，人们统称为《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其中，《张协状元》是南宋时期温州九山书会的才人创作的，其故事则从诸宫调里移植。它是惟一完整保留下来的南宋戏文，弥足珍贵。
元灭南宋后，形成统一的局面。随着北方的政治、军事势力进入南方，北杂剧的影响也迅速扩展到长江以南，与南戏相汇于杭州为中心的南方戏剧圈，杂剧以其新鲜的内容和精练的形式，获得了南方观众的喜爱。“语多尘下”的南戏，较之具有高度文学性的杂剧，显然相形见绌。南戏便一度衰落了。但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植根于南方人民群众之中的南戏，依然拥有广泛的观众。同时，由于南北两个剧种的汇聚，促进了相互的交流。
杂剧作家如萧德祥等开始关注和涉足南戏的创作，“有南曲，街市盛行。又有南戏文”（《录鬼簿》）；大都（北京）人邓聚德编撰戏文，并在大都隆福寺刊行（清张大复《寒山曲谱》）演员如龙楼景、丹墀秀“专工南戏”，后有芙蓉秀，“不在二美之下，且能杂剧，尤为出类拔萃”（元夏庭芝《青楼集》）；沈和甫则创造了“南北合套”的方式，使北曲的刚劲与南曲的柔媚能兼容并济，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贯云石、杨梓等人则参与了南戏唱腔的改进工作。另外，南戏形式上比较灵活自由，不像北曲受一人主唱和一本只能四折的限制，因而易于改编移植杂剧作品，借鉴杂剧的文学手法。
随着南戏在艺术上得到提高，分唱形式的优越性逐渐显露，人们的兴趣也从杂剧转移到南戏。所以到了元代后期，转而“亲南而疏北，作者猥兴”（《南词叙录》），像高明（高则诚）、施惠等知名文人作家也参与了南戏的创作与改编，产生了《琵琶记》、《拜月亭记》等一批著名作品，标志着元代南戏继杂剧之后走向兴盛时期。[1]
南戏特点
与杂剧、传奇相比，南戏有如下一些特点：
南戏融歌唱、舞蹈、念白、科范于一炉，表演一个完整的故事。由于故事情节比较曲折，剧本一般都是长篇，数倍于杂剧。一本南戏长的可达五十多出，短的则为二三十出。如《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张协状元》长达五十三出，《宦门子弟错立身》最短，只有十四出。一般在第一出前有四句“题目”，概括介绍剧情大意。很多时候，南戏根据剧情的需要可长可短，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南戏运用南方曲调，韵律、宫调均无严格规定，不受宫调限制，且可随时换韵。乐器以鼓板为主。南曲细腻委婉的特点使南戏更适于演唱情意缠绵、细腻婉转的故事。一般采用五声音阶。温州南戏形成后，在东南沿海各地传播，由于各地方俗唱的不同，又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南曲声腔，如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
南戏的角色主要有生、旦、净、末、丑、外、贴等七种，演唱的方式比较自由，富于变化，没有一人主唱的规定，根据各种上场的角色需要均可演唱唱，且创造了独唱、对唱、轮唱、合唱等演唱形式。这种演唱方式比杂剧一人主唱的形式要合理得多，更有利于表达复杂的故事内容和人物性格。在使用曲牌方面，南戏已经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连缀习惯。
南戏不仅使用南曲，而且也吸收了北曲的曲牌，创造了“南北合套”的形式。南北合套的运用，丰富了南戏的音乐，对其南北合流具有重大的影响。
音乐形式
南戏的戏剧音乐结构在总体上依据于剧本，以主要角色的上下场来分场，每场自成起讫，称为出，或称折；一本戏可长达几十出，曲牌和套数的运用较为灵活自由。首出由末色介绍剧情大意，称为“副末开场”。自第2出起，正戏开始，主要和次要角色次第出场，各种大小冷热场次互相配搭，戏剧矛盾逐渐展开，直到形成高潮。最末一出终场时，则有评述全剧性质的下场诗以为终结。
南戏产生于汉族民间，在其初期阶段，结构简单﹑形式活泼自由，角色不过3﹑4人，进入城市后，剧本增长，角色可多达几十人；角色分行亦渐细致明确，基本行当有生﹑旦﹑净﹑丑﹑外﹑末﹑贴7种，并广泛吸收诸宫调﹑唱赚﹑词调﹑宋杂剧﹑元杂剧的腔调﹑形式﹑表现方法和演出技巧。
如唱腔和曲牌之吸收词调；抒情性与叙事性唱腔的结合以及曲牌的联缀方法之吸收诸宫调和唱赚；念白﹑歌唱﹑滑稽﹑科诨之吸收参军戏﹑杂剧和院本；歌舞表演之吸收耍鲍老﹑跳竹等。它的歌唱﹑念白﹑科泛﹑舞蹈等表演艺术手段又受到杂剧和其它艺术的影响，逐渐发展至成熟阶段，既有整体性的和谐一致，又能各自发挥其所长，逐渐形成完整的表演艺术体系和程序。
南戏的声腔开始是在汉族民歌的基础上形成的。最初的南戏是载歌载舞的汉族民间小戏，连接若干首民歌加以歌唱，进入城市之后，才“使村坊小技进与古法部相参”（徐渭语，古法部指唐﹑宋大曲之类），广泛吸收传统音乐的有益成分，迄于成熟。王国维统计南戏的260馀首曲牌，出于唐宋词者190首，出于大曲者24首，出于金诸宫调者13首，出于南宋唱赚者10首，与元杂剧相同者13首，其它17首，可见词调在南戏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这些曲牌流传不少，昆腔﹑高腔﹑梨园戏等一些比较古老的声腔和剧种中，都存留有南戏音乐的遗响。
四大声腔
中国明代南曲系统海盐腔、余姚腔、昆山腔、弋阳腔的合称南戏四大声腔。中国戏曲声腔的发展源远流长，海盐腔贯南戏四大声腔之首。徐渭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刊本《南词叙录》对四大声腔的流布地区作了这样的记载：“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称余姚腔者，出于会稽，常、润、池、太 、扬、徐用之 ；称海盐腔者 ，嘉、湖、温、台用之；惟昆山腔止行于吴中 ，流丽悠远 ， 出乎三腔之上，听之最足荡人。”可见，四大声腔在嘉靖之前已经形成，并在江南地区广泛传唱 。
昆山腔是海盐腔衰微之后而振兴的，故有“旧凡唱南调，皆曰海盐，今海盐不振而曰昆山”之说，昆山腔之振兴，实有赖于水磨调之功，行腔委婉细腻，流丽悠长，至明万历时，已是“四方歌曲，必宗吴门”。弋阳腔在诸腔竞奏的有明一代，一直在汉族民间流布，有着较强的生命力 。特别到了明末，更获得观众的喜爱，由依附昆曲剧目“改调歌之”，到独立创作剧目，逐步与昆山腔分庭抗礼。
南戏于北宋宣和年间（即公元1119年至1125年）在浙江省温州地区出现之后，由于它的演出形式灵活，一出戏可长可短，根据内容而定，不象杂剧那样限定四折一楔子；在唱腔音乐上南北曲兼用，又可以比较灵活的吸收地方汉族民间乐曲小调，因而唱唱腔音乐也显得丰富多彩，很受观众喜爱，因此在形成之后，与当地的方言、民间音乐结合，并经过艺人的创造而产生了新腔，明代南戏流传到各地之后形成的声腔共有五个系统，也就是戏曲史籍上所载的五大声腔。这五大声腔就是：浙江的海盐腔、余姚腔、江西的弋阳腔、江苏的昆山腔和闽粤的潮泉腔。
音乐特点
①南戏唱腔称南曲，曲调属五声音阶，多平稳进行，有其惯用的特性音调，形成南曲唱腔绵密柔丽的特色。唱词用韵基本上以南方江浙一带语音为标准，有平上去入之别，每套曲牌不限一韵。节奏规整舒长，字少腔多。其节拍形式，除散板﹑慢板﹑快板与北曲相同外，还应用了一种更慢的节拍──赠板（8/4拍或4/2拍）。表达人物内心情感更为深刻细腻。另外，初期的南曲如徐渭所说，是“亦罕节奏”的“随心令”一类，明代中﹑后期才对板式的讲求严格起来，形成板数和下板位置均有定制的固定板式。
②音乐结构形式原系民歌体，形式活泼﹑自由，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曲牌联套结构。每套曲牌可以分为引子﹑过曲（中间主体部分）和尾声 3部分。它虽有一定的联套程序，但在实际运用时相当灵活，并创造出集曲和南北合套等新的处理曲牌形式及套曲结构的方法，丰富﹑扩展了原有曲牌的表现力。
③南曲对宫调的运用虽较自由；但作为套曲结构，仍须考虑曲牌的前后连接在调高﹑音域及曲调方面的和谐统一。因此，各种曲牌需要有一定的归属和类别，为编制新腔和演员的演唱提供方便。因此，南曲的用宫调比较自由，每出每套皆不限一种宫调，这在戏曲音乐发展过程中是一种进步。
④南戏的各种角色均可演唱；除独唱外，还有对唱﹑同唱及“合唱”。独唱用以抒发人物的内心情感；对唱﹑同唱用以交流人物间的思想情感和促进戏剧矛盾的发展，“合唱”用以突出语意。烘托气氛和渲染环境，这些都是增强戏剧性的重要手法。在南北曲交流中，南曲吸收了北曲的一些演唱技巧，在演唱艺术上有很大提高。
⑤前期，南戏的演唱以徒歌为主。这种徒歌常以板来控制节奏和衬托唱腔。后来，以笛﹑鼓﹑板为主要伴奏乐器，如明代沈德符《顾曲杂言》所说:“南曲不仗弦索为节奏。”至于加用笙﹑琵琶﹑三弦等为唱腔伴奏，可能是明代以后的情况。
角色行当
南戏的角色，通常为生、旦、净、丑、末、外、贴等七种。其中以生、旦为主，展开剧情，其他角色皆为配角。
生：戏中的男主角，一般扮演书生、秀才、状元之类的人物。
旦：戏中的女主角，所扮演的人物一般都为青年女子。
净：净本有正净和副净之分，南戏中只有副净。副净出于唐代参军戏中的参军这一角色，故他所扮演的人物一般也都具有滑稽打诨的特征。
丑：在戏中所扮演的人物大致和净所扮人物相同，也是插科打诨一类的人物。
末：末也有正末和副末之分，而南戏也只有副末。副末在戏中一是用以开场，二是扮演次要的男性人物。副末与副净相对，盖源于唐代参军戏中的苍鹘，故也带有插科打诨的特征。
外：南戏中的外，扮演老年男子，或老年妇女。
南戏剧目
自宋元以来，有名目留存的南戏共238种，有残文佚曲流传的约为130多种，但现有完整剧本流传的仅19种。
早期南戏作品以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为主，主要有《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包括三本戏文∶《张协状元》、《小孙屠》和《宦门子弟错立身》。其中《张协状元》是现存最完整的早期南戏剧本，创于八百年前南宋时期的温州“九山书会”，其开场的《满庭芳》词中写道∶“这番书会，要夺魁名。占断东瓯盛事，诸宫调唱出来因”。
元末明初流行的《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记》和《杀狗记》合称“四大南戏”，是南戏在元末明初的代表作品。
《琵琶记》是南戏发展的顶峰，由温州瑞安人高则诚于元朝至正年间，依南宋流传的《赵贞女蔡二郎》戏文编撰而成。《琵琶记》在中国戏剧史上被称为“词曲之祖”，是南戏时代与传奇时代间的桥梁，对明代戏曲创作的影响非常深远。 其余有完整留本的南戏：《东窗记》、《破窑记》、《刘希必金钗记》。
《张协状元》写书生张协遇盗落难，得到王贫女的帮助，结为夫妻，后来赴京考中状元，忘恩负义，不认贫女，反欲将她杀害。幸而贫女仅伤一臂，又得到宰相王德用的收养，最后同张协重圆。这是一本谴责书生负心婚变的戏文，与《赵贞女》、《王魁》同一题材。但既要谴责负心汉，又想保证贫女有个完满结局，只能采取调和的做法，悲剧意识未能贯穿到底。这为元代后期一些作家将早期南戏悲剧作品的结尾改为大团圆开了先例。
《张协状元》全本用南方流行的词调和民间小曲演唱，开场时先以说唱诸宫调引入，中间又有许多游离于剧情之外的科诨穿插，这些属初期南戏特征。其故事情节分两条线索进行，是南戏和传奇剧本惯用的双线结构的雏形。剧中人物塑造，颇有可取之处，如写张协对贫女的态度不断变化，从落难相依发展到抛弃乃至杀害，层层深入，颇为细致。
《宦门子弟错立身》，古杭才人编。写金国河南府举同知的儿子完颜寿马与走江湖的艺人王金榜的爱情故事。完颜寿马违抗父命，鄙弃功名前程，跟随戏班 “冲州撞府”，最后终于使他的父亲同意婚事。他与父亲的冲突，实质上反映了封建的正统思想和市民阶层自由平等思想的矛盾。据《录鬼簿》记载，元李直夫、赵文殷有同名杂剧，南戏当据杂剧改编而成。
《小孙屠》，古杭才人编，也是根据同名杂剧改编而成。这是一部公案戏，揭露了官府的糊涂和吏胥的不法，最后由名公昭雪。剧中曲调出现了一支南曲间插一支北曲的“南北合套”的体制，说明南戏已注意吸收杂剧的乐曲来丰富自己。
文化价值
第一，语言学价值。与诗词相比，戏曲常常更接近于口语。南戏来源于民间，戏文的作者多为书会人士，而其面向的观众群也多为市民阶层。这就使其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方言的影响，且具有口语化的特点。这就为我们今天研究地域性的方言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为汉语词汇史的书写保留了大量通俗易懂的口语、俗语、谚语、俚语等。
第二，社会历史学价值。宋代时期，城市繁荣，经济发展。宋室的南迁，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产生，民众的迫切需要，都促使了戏曲的形成与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南戏得以孕育并逐渐走向成熟。南戏的戏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譬如在剧本《赵贞女》﹑《王魁》中，作者强烈抨击了封建制度下文人人性的异化及其给善良妇女带来的迫害和灾难，表达了劳苦大众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和抗争情绪。另外，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南戏中描写的服饰习惯、节庆仪式、民间信仰以及民间巫术等情节都具有珍贵的研究价值。
第三，音乐价值。据记载，南戏使用南方曲调，不受宫调限制，可随时换韵，多采用五声音阶。南戏在温州形成后，于东南沿海各地传播广泛。到了元代末期，又繁衍出海盐、余姚、弋阳、昆山等四大声腔以及福建泉州、兴化等地的南戏声腔；其脚色有生、旦、净、末、丑、外、贴等七种，并创造了独唱、对唱、轮唱、合唱等演唱形式；在使用曲牌方面，南戏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连缀习惯，创造了“南北合套”的形式。
其他信息
概念
南戏，就是宋元时代流行在中国南方地区的用南曲演唱的汉族传统戏曲艺术。民间俗称戏文，或称为南曲戏文，简称南戏文。因起源于浙江温州（永嘉）地区，故又名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
产生时间
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猥谈》，“出于宣和（1119－1125）之后，南渡（1127）之际”；
（二）《南词叙录》，“始于宋光宗朝（1190－1194年）”。
（三）根据近代人考证，南戏当产生于北宋宣和年间，盛于南渡之后的南宋时代。这是比较可信的，因为，南宋王朝偏安临安（杭州），给南戏兴盛提供了种种条件。
起源温州
（一） 北宋末年，政治极为腐败，外则金兵屡屡进犯，内则农民纷纷起义，到处慌乱，人民流离，而温州僻处浙江东南海隅，未遭兵戮。
（二） 温州“控山带海，利兼水陆”，称为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设有市舶司，窑业、造船业、铜器业、绸业，尤为著名。
（三） 随着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就日益壮大，越来越需要文化和娱乐。温州地区长期以来就有着“尚歌舞”（《隋书·地理志》）的传统，民间又流传着“俗曲俚词”，“社火”更盛。凡此种种，都称为南戏产生的土壤。
怎样发展
（一） 宋室南渡，建都临安，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仅两浙地区，顿时人口增加三分之一。临安和东南沿海城市，商业飞跃发展，聚集了大批官吏、绅商、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等，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化生活提出了更为广泛的要求。
（二） 这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此起彼伏，错综复杂，所以，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有更好的戏曲形式，反映现实生活，表达他们的愿望。各大城市，尤其是临安，出现了众多的瓦子勾栏，作为固定的游艺场所，还有很多“路歧”艺人，随时随地流动演出，也就为南北各种表演艺术，创造了争胜和交流的机会。
（三） 随着瓦舍技艺的繁荣，一些下层文人和粗通文墨的艺人，就成立了书会，如武林书会、古杭书会等，专门为戏班编写剧本。“专工南戏”的演员也活跃在舞台上。
（四） 因此，南戏从温州地区传入临安和其他城市，不断多方面地吸收各种艺术的养料，充实自己，涌现了很多好的或者比较好的新戏，适应了当时群众的要求，也就日益成熟和发展起来了。
四个阶段
（一） 大约在北宋末年，南戏初为汉族民间歌舞的小戏。
（二） 南宋时代，南戏进入临安和其他城市，吸收各种艺术的养料，如宋杂剧、诸宫调、唱赚、大影戏等，发展成为大戏。今存《张协状元》就是这个阶段的南戏作品。
（三） 元代初期到中期，南戏文与北杂剧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使得南戏又获得提高。今存《宦门子弟错立身》和《小孙屠》，都是这个阶段的南戏作品。
（四） 1元末明初，南戏更有了突出的发展，而北杂剧却出现了衰落的趋势。《琵琶记》和“荆、刘、拜、杀”等南戏名剧，相继出现。
2这种新发展为后来明代南戏系统的四大声腔（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取材
根据近人辑录，可考的南戏剧目，大约180个左右，但是传世的南戏剧本，还不到已知南戏剧目总数的十分之一。它们取材广泛，包括时事、历史、民间传说、佛道故事等。
（一）就其思想内容而言：
1 宣扬民族气节，有《东窗记》；
2 揭露邪恶势力的罪恶，有《祖杰》；
3 控诉封建压迫，有《酷寒亭》；
4 歌颂坚贞爱情，有《拜月亭》；
5 描写变乱中家庭变故，有《白兔记》。
（二）其中以“负心”戏和“乱离”戏最为突出。因为，宋元时代，战乱频仍，造成了骨肉离散，引起了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也就为当时很多南戏作家所关注。
（三）此外还有一些宣传封建道德、宿命论的南戏作品，如《三元记》、《黄孝子》之类。
主要特点
（一）篇幅较长，以“场”为基本组织单位，一场连一场，直到剧终。
（二）剧本开头，都有题目正名和副末开场。
（三）以南曲为主，间用北曲、南北合套。
（四）每场戏，曲牌不限一个宫调，唱词也不限于通押一韵。
（五）凡登场的各门角色，都可唱，有独唱、对唱、轮唱、合唱。
（六）角色分为生、旦、净、末、丑、贴、外七色，以生、旦为主。
（七）伴奏乐器，至少有鼓、笛、拍板。
由此可知，南戏艺术形式，乃是中国戏曲早期比较成熟的艺术形式。
保护措施
2023年10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南戏项目评估合格。
二、临川四梦
作者介绍
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字义仍，号海若，自署清远道人，晚号茧翁，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生于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卒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他的一生经历嘉靖、隆庆、万历三个时代。
文学评价
汤显祖(1550-1616)是明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戏剧家，已是公认的事实。他的四部传奇剧作“临川四梦”(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牡丹亭)，也可列为中国文学最杰出的作品，堪与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的著作相比，辉耀在世界文学之林，让后人赞赏不已。从戏曲文学及舞台演出剧本的角度而言，“临川四梦”的地位更是突出，其艺术造诣之高，对人生处境探索之深，对角色内心刻画之细，可说在中国昆剧传统中无与伦比。真要做个恰当的类比，则莎士比亚在西方戏剧中的地位庶几近之。
汤显祖的时代，是距今四百年前的晚明，当时文坛注重的创作主流，是诗文而非戏曲。社会风气视戏曲为小道，而社会精英的主要精力则投放在唐诗宋词、唐宋古文之上，唱和诗词，精研“时文”(即八股文)。致力于文学创作的，则以复古为创新的手段，打起“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旗号，建构文学的新典范。虽然昆曲在此时勃兴，成为流行的演艺潮流，不少文人雅士也在诗文写作之暇，从事传奇剧本的创作，但是，这些文人对戏曲的基本态度，是抱着娱乐消遣的心态，作为游嬉之作，炫耀自己的多才多艺，在剧本构思及思想境界上都不曾专心致志，没有他们写作诗文时为求“传之不朽”的执着与认真的精神，也就难臻艺术的大雅境界。
汤显祖则不同，他虽然在当时以诗文着称，承绍魏晋骈俪辞藻的华丽，展现了个人独特的风格，被人誉为一代才子，却倾心创作了临川四梦。他对戏曲创作的态度十分认真，不但不亚于创作诗文，甚至因为戏曲的特殊艺术形式可以表达人生际遇的错综复杂，可以通过不同角色而呈现多元的社会处境，可以借着不同的口吻说出世态人情的各种面貌。说到诗词文章，显祖的戏曲里有诗词文章；说情节构筑的起承转合，他的戏曲里有起承转合；说人生哲思的深刻思考，他的戏曲里有深刻思考。不仅如此，他的戏曲里还有一些超越时代的思想探索与人世关怀，如质疑政治权力与荣华富贵的意义与价值，同情妇女的社会处境，肯定女性的主体意识等等。这也就是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为什么可以跨越了四百年，还受到后人的钟爱，不断搬演，在舞台上依然活跃的重要原因。他能超越同侪，名垂青史，在文学史与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他戏曲创作的杰出成就是分不开的。
对于临川四梦，吴梅曾有总评，经常被戏曲评论家引用。我却一直认为他企图超越“鬼侠仙佛”之说，不过是为翻案而翻案，没想清楚临川四梦的创作动机与构思脉络，更混淆了作者意图(author's intention)与艺术成品的关系。他的总评列了三种认识层次，由低而高，低者注意的是剧中主角，其次是“鬼侠仙佛”的寓意。高明如他，才理解汤显祖的曲意，原来是作者的介入操控了一切，以判官、黄衫客、吕翁、契玄为主观的主人(主角)，而以杜丽娘、霍小玉、卢生、淳于棼为客观的主人(主角)。作者汤显祖操控了主观的主角，而主观的主角又提掇了客观的主角，一切按照显祖的“寄托之意”行事，若“傀儡”然：
故就表而言之，则“四梦”中主人为杜女也，霍郡主也，卢生也，淳于棼也。即在深知文义者言之，亦不过曰：《还魂》，鬼也；《紫钗》，侠也；《邯郸》，仙也；《南柯》，佛也。殊不知临川之意，以判官、黄衫客、吕翁、契玄为主人。所谓鬼、侠、仙、佛，竟是曲中之意，而非作者寄托之意。盖前四人为场中之傀儡，而后四人则提掇线索者也。前四人为梦中之人，后四人为梦外之人也。既以鬼、侠、仙、佛为曲意，则主观的主人，即属于判官等四人，而杜女、霍郡主辈，仅为客观的主人而已。玉茗天才，所以超出寻常传奇家者，即在此处。彼一切删改校律诸子，如臧晋叔、钮少雅辈，殊觉多事矣。
吴梅的总评用意虽然不错，想联系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说明创作意图与文本显示的“曲意”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联。然而，硬分层次，拐弯抹角，强作解人，其实根本没有说清汤显祖作为作者与临川四梦作为文本的关系，也没说明临川四梦四出戏之间的潜在关联，更没解释清楚四个“主观主人”、四个“客观主人”和作者的创作意图有什么具体的关系。
就我对汤显祖创作意图的理解来看，临川四梦可以分成两大类：前一类是入世的、追求“情至”的紫钗记与牡丹亭，后一类则是思索出世的、希望超越尘世污浊“情多”的南柯记与邯郸记。“鬼、侠、仙、佛”只是编剧者狡狯的幌子，不是汤显祖曲意的核心。汤显祖真正关心的“意趣神色”，前者包括了未完的紫箫记、改弦易辙的紫钗记、修成正果的牡丹亭，以爱情为中心，肯定的是“情真”、“情至”，是上天下地、“虽九死而未悔”的爱情可以战胜一切，战胜死亡。后者则包括南柯记与邯郸记，以宗教超脱为中心，藉着谈佛论道的铺衍，思考荣华富贵的虚妄与世人的痴愚执着，企图通过度化情节的发展，显示超越生死困惑的愿望。
临川四梦虽是戏曲剧本，也是汤显祖毕生思考人世现实与生命意义的结晶。文辞优美固不必说，对人生的深刻反思亦超越了同时代的文学著作。汤显祖得以不朽，艺术得以长存，根本的原因在此。
解读四梦
概述
临川四梦是《牡丹亭》（又名《还魂记》）、《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四剧的合称。前两个是儿女风情戏,后两个是官场现形记或政治问题戏。或许“四剧”皆有梦境，才有“临川四梦”之说，或许“四剧”本身就是其毕生心血凝聚成的人生之梦。汤显祖的“四梦”是一种原本的真实，包含了深邃的思想内涵，以虚幻的纪梦方式，表明鲜明的价值取向。也有一位他的同代人王思任，用“《紫钗记》，侠也；《牡丹亭》，情也；《南柯记》，佛也；《邯郸记》，仙也。”概括了“四梦”的“立言神旨”。应该说，这个评论颇有见地，或许指出了汤显祖梦文化的美妙情境。
纷繁世间事
“临川四梦”的四个梦境演绎了纷繁世间事。
《邯郸记》则表现了邯郸卢生梦中娶妻，中状元，建功勋于朝廷，后遭陷害被放逐，再度返朝做宰相，享尽荣华富贵，死后醒来，方知是一场黄粱梦，因此而悟道的警醒。
《紫钗记》中的霍小玉与书生李益喜结良缘、被卢太尉设局陷害、豪侠黄衫客从中帮助，终于解开猜疑，消除误会的悲欢离合的幻梦。
《牡丹亭》描写了杜丽娘因梦生情，伤情而死，人鬼相恋，起死回生，终于与柳梦梅永结同心的痴情。
《南柯记》讲述了书生淳于棼于梦中做大槐安国驸马，任南柯太守，荣华富贵梦醒而皈佛的故事。
千变万化总是情
“临川四梦”的四个梦境千变万化总是情。汤显祖在说到他的四梦创作时曾说：“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其实“梦”只是戏的表现手法，而“情”才是戏的理想的“梦境”，至于“情”主于何，归于何，则四剧各有不同的侧重。《南柯记》、《邯郸记》可以说是情生情幻、亦真亦假的人生梦幻路，而《紫钗记》则体现出“情乃无价，钱有何用”的感人真诚。《牡丹亭》之梦，更令人感慨至深：生而死、死而生，做鬼也要做“情鬼”，入地升天，寻寻觅觅，终于获得了纯真的爱情。
盛演不衰
几百年来，“临川四梦”因何盛演不衰？或许“四梦”概括了纷繁世间事，或许“四梦”揭示了万般总是情，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曾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以死，死而不可以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种对“情”的感悟，不知令人多少人共鸣，每当在梦境中醒来，再走入新的梦境时，总会回味那或仙、或佛、或侠、或情的斑斓残梦，而情中的梦，梦中的情，更是令人怦然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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