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督府 五军都督府 明朝兵部 下

明仁宗即位之后，准备还都南京，故命所有在北京的政府机构加“行在”字。宣德三年（1428年），再次废除留守行后军都督府。正统六年（1442年），复建五府，无“行在”字。各都督府设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其属有经历司经历（从五品）、都事（从七品）等。都督初间以公、侯、伯为之，可参与军国大事﹔后率以公、侯、伯署府事，同知、佥事参赞军事。清袁赋诚《睢阳尚书袁氏家谱》：“九世枢（袁可立子），由官生初授詹事府录事，次任南京都督府后军都事。”

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简称北京行都督府，设置于永乐元年（1403年），是朱棣正式定都北京之前的一个地方性的临时军事机构，前身为北京都司，但在其设立之后，为了凸显出北京独特的政治地位，及调遣军队完成对北京城的扩建，其无论在政治地位还是规模设置上，都超过了一般的都司设置。但北京行都督府，始终只是一个地方级的军事机构，且存在时间比较短暂。

这一阶段，南北五军都督府的地位也有区别。首先，南北都督府的辖区不同。自永乐始，由于营建北京、北征蒙古等事宜，朱棣将大批的南京军队调往北京等地“照得南京各卫所军伍俱自永乐年间分调，所存者十无三四。”[15][16]在迁都北京之后，北京的行在五军都督府继承原来五军都督府的大部分所属都司、卫所，而南京五军都督府主要管辖南京地区的卫所。其次，两者之间属于隶属关系，即南京各府相对应的隶属于北京五军都督府。

正统之后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发生的土木之变，无疑是继蓝玉案、靖难之役之后，又一次对五军都督府发展变化带来巨大影响的重要事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一批重要的公侯都督官，在土木之变中阵亡。英宗被俘，随行的太师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左都督梁成、都督同知王贵等人均阵亡。十月，也先进攻北京，后军右都督武兴与也先军战于彰义门，中流矢死。这批重要军职人员的损失，对当时及之后的政治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首先，土木之变后，由于重要武臣的丧生，使得五军都督府无法成为承担京师防御战的领导者，从而直接导致以于谦为主的兵部变成主导，进而为之后的五军都督府、兵部的军权发展产生影响。其次，这些武臣的阵亡，加快了永乐之后军事贵族集团的衰落。

其二，以于谦为代表的兵部，地位迅速上升。总督军务、掌握兵戎、总兵之权，实际上都是之前五军都督府所掌握的军队的管理权和指挥权，现在均由于谦一人掌握。且在此之后于谦与石亨共同主导京营军队的改制，将五军、神机、三千等营，抽调精军十五万，分十营团操，称“团营”，与先前京营的管理上只设置宦官、武臣进行掌管有所不同，在团营的管理上，增设兵部尚书或都御使提督营务。由于高度集中的军事权力，于谦在军队中威望甚重，“平日军务悉凭节制，自总兵而下莫不箱口结舌以依从，俛首帖耳以听服”。

自土木之变以后的景泰时期，于谦实际掌握兵部的军政权、五军都督府的军队指挥、管理权。五军都督府的权力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兵部，在夺门之变以后，于谦被害，但从他开始的兵部权力上升，五军都督府职权益衰微，却成为历史趋势，直到明亡。

到明朝末年，都司卫所任命官员连呈送五军都督府的步骤都直接省去，这使五军都督府彻底丧失了武将官员的选拔任命权。军队操练和军情声息之事，明后期的五军都督府也是无权干预的。因为操练军队、军情声息由各地的巡抚、总兵以及他们的下级将领负责。他们与五军都督府没有上下级关系，不需要向五军都督府报告，而直接向他们的上级总督或朝廷报告情况。

机构设置

洪武时期，五军都督府军事系统的官员在设置之初品级大都高于文官系统，“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五军都督府“每府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22]。对于五军都督府任职的都督官情况，与大都督府时期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蓝玉案之前，五军都督府基本无人任职左右都督及同知，但就都督佥事任职情况逐渐开始多元化。大都督府时期，任职的都督官无一例外，均为立有军功的军事将领迁升，这一形式在改为五军都督府之后依然为主要的任职方式。但除此情况之外，还有其他两种任职趋势。其一，是将一些年老或已经致仕的中级武将任命为都督佥事；其二，将一批功臣、勋戚的子嗣特授为都督府都督。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所发生的蓝玉党案，是为都督府任职方式及地位发生变化的又一关键点。其一，荫官的范围逐渐扩大。在蓝玉案事发不久，朱元璋首先命附马都尉李座、王宁分别掌管前、后两都督府，以稳定诛杀都督所可能造成的意外情况。其二，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之后，将一批未涉入蓝玉案，且多有战功的武将，擢升为五府左右都督、同知。

职能划分

领军作战

执行具体的军事任务。作为最高武职官员，此为都督府都督最为基本的一项职能。在《高皇帝御制文集》“左右都督诰·同知与佥事同”中，朱元璋对任职都督官所提及的也大多为军事征伐、戒备等事务，这些当为都督官主要职责。

特派任务

五军都督府进行朝廷的特派任务。如军队训练：洪武十九年（1386年）“命前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商翯，往河南、山东二都司训练军马。”[24]军情汇报：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命前军都督佥事杨春，往靖州五开二卫训练将士且令以其道里远近、山川险易，绘图以进。”巡检部队：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命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刘德，前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商翯，巡视两浙城隍，简阅军士。”作为太子东宫的辅官：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在选任东宫属官时说到“令省、台、都督府官兼东宫赞辅之职，父子一体，君臣一心庶几无相构之患也。”其他诸如工程营建、地方屯田、募兵、军粮调运等等事务，都督官均参与其中。

管理屯田

明成祖永乐时期“以五军都督府，总摄天下屯政。”建文四年（1402年）九月，令五军都督府给各个都司下达指令“令卫所屯田如旧制，卫指挥一人，所千户一人专提调，都指挥督察之，岁终上其所入之数，以课勤怠。”永乐九年（1411年）九月，有卫所军士因入京操练耽误屯种，但五军都督府“必欲追纳”强征屯粮，军士只得击登闻鼓诉状。宣德三年（1428年）三月，在皇帝给五军都督府的敕书中，指责“屯种徒拥虚名，兵食常不给足”，进而要求五军都督府必须“务屯种”。

不过，屯田之事，随着储粮户部郎中（或主事）的设立，在边防等地逐渐形成了总督、巡抚、户部郎中（或主事）和兵备的管理体制。具体开垦荒地、清理屯田等事由户部郎中（或主事）和兵备负责。过去那种军屯情况完全由都司、卫所报告给都督府，然后再转行给户部的程序，已被打破，兵备可直接向户部报告清理屯田和拨军屯种情况。五军都督府管理屯田之职掌已大为削弱。

掌管军籍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九月，平江伯陈道上奏，说到今军伍自京师至外服，窜已者多，在役者少。”希望皇帝“敕都府、兵部及都司卫所时加清理。”十月，礼部左侍郎胡淡也上言到，“近各处军伍缺人，守备无法……宜进五军都督府及兵部之臣与计议斯事，早为处置，不可缓也。”宣德六年（1431年）七月，由于“军伍不实”令“五府官同御史给事中，各二人”清理卫所。

除了参与对军卫逃军的处理外，五军都督府对于军籍的管理也十分精细。明英宗即位不久，五军都督府便上奏“在京七十七卫官军、士、校尉、总旗，二十五万三千八百。除屯田守城外，其十一万六千四百俱内府、各监局及在外差用，今各营操练仅五万六千，选用不敷，况今工部人匠数多足任役使，乞将各监局役占官军退回各营操练。”

而且对于军籍的管辖权，此时期仍然以五军都督府为主。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正统时兵部尚书邝埜，向掌五府事务的恭顺侯吴克忠“取五军军数”，吴克忠回复说需要“闻于上”才可，而邝埜知道自己越权而连忙“走谢”。

推选将领

宣德六年（1431年）十二月，由于“兵部奏外卫多缺官”，明宣宗令掌五军都督府事务的成国公朱勇、新建伯李玉同行在五军都督、六部尚书、侍郎共同选授。正统五年（1440年）十月，巡抚大同、宣府，右佥都御史罗亨信奏，万全都司都指挥张义等人“年老不能领军”，随即令“兵部会公侯伯都督等官，择其人代之。”正统六年（1441年）三月，英宗敕谕太师英国公张辅及五军都督府、兵部若“京师操练官，自都指挥以下，其间有通晓兵法才堪驳众者、知略优长能达权变者、经历战阵勇敢当先者、武艺熟闲膂力过人者，卿等具举以闻。”

武官的世袭考核及任官比试，由兵部、五府共同主持。明成祖永乐六年（1408年）二月，朱棣谕兵部尚书金忠、掌中军都督府事定国公徐景昌，严禁武官“骄奢淫酗”，且在武官比试过程中“初试不中式者，罚本卫所充军三年，复试不中谪戍远方。”正统八年（1443年）十月，“新建伯李玉等奉命推举天下武臣堪为将领者三十四人，兵部请会成国公朱勇等于大教场内试驰射及策答。”正统十二年（1447年）四月“兵部及五军都督府奏”直隶寿州卫指挥同知李素、锦衣卫指挥佥事牛循等人“举试以弓马智识颇优，上命俱升署职一级，隶成国公朱勇处操练。”

历史意义

五军都督府分领在京除亲军指挥使司外的各卫所和在外各都司卫所。凡武职世官、流官、土官之袭替、优养、优给等项，所属皆上报于府，府再转送兵部请选。选定后，经府下达都司卫所。首领官之选授和给由，皆由吏部。其它如武官诰敕、水陆步骑之操练，军伍之清勾替补，俸粮、屯费与屯种之器械、舟车，军情声息，边腹地图文册、薪炭荆苇诸事，移与相关机构会同处理，各府只有统兵权，调兵之权在兵部，每逢战事发生，由皇帝命将为帅，调领五军都督府所辖卫所之兵佩印出征。军还即归印于朝，兵回卫所。明中后期五军都督府失去了参政、议政权，由“总内外诸军事”的中枢机构变成处处受制于兵部的单纯执行命令的机构，则是一分为五背后都督府实权削弱殆尽的事实。

五军都督府和兵部都听命于皇帝， 五军都督府调有统兵权而无调兵权，兵部拥有调兵权而无统兵权。五军都督府和兵部相互节制互不统属。

历史评价

五军都督府权力的削弱和兵部权力的加重，表明明朝的军事领导体制一直沿着以部制府，以文制武的方向变化着，也表明明朝的军事领导体制渐趋于统一，统一于文官的兵部。明朝建国之初，大都督府总揽军旅、军政大权，建立五府、六部后，军旅、军政之权分属于五军都督府和兵部，而明后期军旅、军政之权又趋于统一于兵部。军队应该是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武装集团，因为只有高度的集中统一才有较强的战斗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明后期五军都督府权力的削弱和兵部权力的加强是一种进步，对增强军队战斗力有利，而统一于文官的兵部又不会对皇权构成威胁。因此可以说，明后期基本建立了既能增强军队战斗力，又不妨害中央集权的中央军事领导体制。当然这种领导体制并不完善，兵部对前线指挥干预过多就是其中之一。

五军都督府，明代官署名。创设于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起初为大都督府，朱元璋初置统军大元帅府，后改为枢密院，又改之为大都督府，节制中外诸军事。至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以“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为由将大都督府一分为五，自此之后成为定制直到明亡。

从其职能上看，由最初的掌天下兵马大权，主导国家军事建设的实权机构逐渐虚有其名；从任职人员上看，由功勋宿将位列其中，到掌府官员尸位素餐；从其与兵部的关系看，由以都督府为主，到两者之间相互牵制，再到兵部凌驾于五府之上成为国家军事的最高管理机构。

明末时期的大都督府是明朝中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右军都督府、前军都督府、后军都督府五都督府的总称，统领全国军队的最高军事机构。

三、明朝兵部

兵部是明代中央政务执行机关之一，它对于保证日常军事管理的有效运作、辅佐君主进行军事决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明初，太祖设官定制，“沿汉、唐之旧而损益之”。洪武元年（1368年）置中书省，并“定 置 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官”“部设尚书正三品，侍郎正四品，郎中正五品，员外郎正六品，主事正七品”。洪武十三年（1380年），“鉴丞相胡惟庸等壅蔽置法”，于是“革中书省”，“升六部为正二品衙门，尚书正二品，侍郎正三品，每部分四子部”，其中兵部设有总部、驾部、库部、职方部，“子部各设郎中、员外郎、主事”“于是中书之政分于六部”。而期间值得注意的是“又分大都督府为五而摄其枢要于兵部”，兵部独立性增强，等级规格提高，职权扩展，权力加重。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改“司马为武选、驾部为车驾、库部为武库，职方仍旧俱称清吏永为定制”[3]，完成了它的建制过程。

明朝兵部是明代官方军政机关，又称“枢部”、“枢垣”，专司武官选授、征伐简练、马政驿传诸事，与“吏”、“户”、“礼”、“刑”、“工”并为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