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 （十）

社会

两宋时期随着土地依附关系的解除和门阀制度的崩溃，先前士族地主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复存在。社会结构的调整，各阶层经济地位的变换、世俗等级界限的松动，促进了社会的融合。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体现在开科取士面向社会各个阶层，官民身份可以相互转化。

休闲娱乐

娱乐市场是临安城市市场体系的组成部分，它以多样化的市场形态，迥异于商品市场的特征，在与商品市场的互动中促进了城市市场的发育与成长。娱乐业中商业化经营活跃，并形成了功能性的行业组织。初兴的市民群体成为娱乐市场的主体，其社会流动性与渗透力推动了娱乐市场的整合，市民文化成为贯穿娱乐市场的主线。临安独有的移民特性也使娱乐市场富有生机。娱乐市场的新兴在传统市场发展史和市民文化演进史上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南宋时期临安休闲文化就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这主要体现在休闲方式多样化、休闲主体多元化等方面。中晚唐之后，娱乐不再是一种纯粹的休闲放松，而是偏向于以一种消费服务的方式开始发展，并在历代的商业市场上出现。在南宋临安，到处可以见到很多以谋取生计和收获利润为主要经营目的的文化娱乐场所。这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文化方面来说都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或者是代表着娱乐市场从最初的发育走向成熟。当时一些著名的历史文献，例如士人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就对临安城所设立的商业娱乐场所以及相关娱乐活动，都作了详尽并且生动的描写。

“瓦子”“勾栏”等就是临安最具代表性的商业性娱乐场所。吴自牧在《梦粱录》里面记载：“杭之瓦舍，城内外合计有十七处。”而《武林旧事》还有一卷专门名为《瓦子勾栏》的内容，记南宋杭州演出的伎艺有五十多种，瓦子二十三处，每个瓦子又包含若干座“勾栏“。当时北瓦内的勾栏有二十三座。《西湖老人繁胜录》所列举的都城临安有名有姓的瓦舍多达二十五处，数量和规模均远超旧都汴梁，这还不包括“独勾栏瓦市”。大多数的瓦舍都有多个勾栏，每一个瓦舍中的勾栏数量不等。在《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惟北瓦大，有勾栏一十三座。”另外，临安还有那种“独勾栏瓦市，稍远，于茶肆中作夜场”。每个勾栏中能容纳的人数大小不一。而每个勾栏的演出是从早到晚，全年不歇。正如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中称：临安市民“深冬冷月无社火看，却于瓦市中消遣”。临安二十几个瓦舍里，约有上百个勾栏在演出，每个勾栏里有上千或数百个观众在看戏。当年杭州城里每天的戏剧观众可达2万至5万人，一年观众累计达700万到2000万人次。勾栏瓦舍因此成为都城临安娱乐业高度繁荣的象征。

临安瓦舍之于都民的娱乐意义不可小觑。耐得翁在《都城纪胜》中记录了五花八门的瓦舍艺术，如传学教坊十三部、钧容班、杂扮、杂手艺等。起源于汉朝的傀儡戏就属于杂手艺的一种，在南宋都城临安盛行一时。演出时，瓦舍艺人以傀儡“敷演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多虚少实”，假托傀儡之口，将引人入胜的故事演绎出来，极具观赏性。南宋时期傀儡戏种类之多、技艺之精，是前所未有的。临安瓦舍发挥了巨大的助推作用——为各类傀儡戏提供了集中展示的舞台，也让越来越多的都民领略其中的魅力。勾栏瓦舍，不仅是都民观赏表演的好去处，还是集关扑游戏、饮食买卖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娱乐场所。这些专门性的娱乐性场所举行的活动，大大丰富了临安市民的休闲娱乐生活，并满足了市民追求精神享受的要求。

除了最主要的娱乐意义外，临安瓦舍还在无形中承担着教化的功能。譬如在瓦舍中最受欢迎的“说话”艺术，就常常能影响到都民对于历史人物的认识、对于时政的看法，甚至潜移默化地改变他们的某些道德观念。其中“小说”以“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发踪参之事”为题材。说书人在跌宕起伏的讲解中宣扬劝恶扬善的道义，对于大部分文化程度不高的都民来说，这一方式寓教于乐、易于接受。

衣食住行

衣

南宋人尤其是都城人在衣着方面追赶时髦、追求新颖稀奇，装束常变幻，极尽奢华与标新立异之能事，甚至由此招来服妖非议。南宋直领对襟背子流行，前襟散开，不用衿（用于系住衣襟的小布条）纽系节，谓之“不制衿”。理宗朝“宫妃系前后掩裙而长率地”，名“赶上裙”；梳高髻于顶，日“不走落”；束足纤直，名“快上马”；眼角点粉，名“泪妆”；“剃削童发，必留大钱许于顶左”，名“偏顶”，“或留之顶前，束以彩缯，宛若博焦之状”，称为“鹁角”。南宋时人服饰样式不断推陈出新，尽管屡有禁令及服妖之讥，但这些并没能阻止南宋服饰创新的脚步。

南宋社会的奢侈享乐之风盛行，尤其体现在服饰上。根据《宋史》的记载：“绍兴五年，高宗谓辅臣曰‘金翠为妇人服饰，不惟靡货害物，而侈靡之习，实关风化，已戒中外，及下令不许入宫门，今无一人犯者。尚恐士民之家未能尽革，宜申严禁，仍定销金及采捕金翠罪赏格。’”都城临安民间对奢侈饰物的热衷程度已然超过了皇室。冠梳为宋代女性最有特点的头饰，一般用漆纱、金银及珠玉等制成两鬓垂肩式的高冠，然后在冠上插以数把长梳《都城纪胜》说：“如官巷之花行，所聚花朵、冠梳、钗环、领抹，极其工巧，古所无也。”服饰及冠饰普遍采用珠翠、闹蛾、玉梅、雪柳、菩提叶、灯球、销金合、蝉貂袖、项帕……南宋金银冠饰所用材料有金银、玛瑙、绿松石、琥珀、珍珠、红宝石、玻璃、螺钿等四百八十余件。南宋临安妇女金银冠饰主要由各式簪钗组成，形制多样，技艺成熟，纹样丰富，一反唐代的大气厚重之风，变得细腻与生动，深受世俗欢迎。

另外，宋代妇女在节日期间对于时尚饰品的需求大增。金盈之《醉翁谈录》卷三《京城风俗记》载：“妇人又为灯毯、灯笼，大如枣栗，如珠翠之饰，合城妇女竞戴之。”既然“合城妇女”竞相佩戴，可想节日期间饰品消费量之巨大。咸淳年间“都人以碾玉为首饰，里巷妇女以琉璃为首饰。有诗云“京师禁珠翠，天下尽琉璃”。吴自牧《梦粱录》记每年七月立秋这一天杭城内外“侵晨满街叫卖楸叶，妇人女子及儿童辈争买之，剪如花样，插于鬓边，以应时序。”不惟妇女，男子服饰也争相斗艳，“裹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南宋妓女可以说是一批高消费者，尤其是高级妓女的生活非寻常家庭所能及。如《武林旧事》卷六《歌馆》载：“前辈如赛观音、孟家蝉、吴怜儿等甚多，皆以色艺冠一时。家甚华侈，近世目击者，惟唐安之最号富盛。凡酒器沙锣水盆，如厢妆之类，悉以金银为之。帐幔茵褥，多用锦绣。”

南宋时，金统治区的北宋旧民，与异族长期杂居，服饰出现了胡化现象。范成大《揽辔录》记旧地百姓“久习其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服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以北皆然”。南宋统治区也不免受到女真服影响，孝宗乾道年间，据臣僚上言：“临安府风俗，自十数年来，服饰乱常，习为边装。”南宋袁说友以为胡服之最要者乃“顺圣紫”、“不到头”、“短统塌顶巾”、“武夫力士插棹篦”等。临安舞女所戴“茸茸狸帽”和所穿“窄窄胡衫”，也是效仿女真装而来。宋金对峙百余年中，民族矛盾虽日趋尖锐激烈，民族民间文化交流影响却在不断加深，官府虽然一再用法令禁止，却收效甚微，南方已经受到了北方民族服饰及生活习俗的严重影响。

食

南宋中后期，临安城百业兴旺，众多的职业选择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给临安的饮食习惯差异化形成了铺垫。在临安城，饮食方面服务业十分发达。《梦粱录》有这样的记述：“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233]。临安城位于江南一带，市民生活所需的食材源于太湖流域的一些地区。例如食米就是由两淮或者两广地区所供应的，不仅量足，品种也是多种多样。

据吴自牧的《梦粱录》，以及耐得翁的《都城纪胜》等历史文献记载，这座城市在饮食方面的高度发达是临安繁华昌盛景象的标志内容之一。临安城内部的饮食摊位以及店铺分布的密密麻麻，馒头不仅有着荤素两大类型，而荤馅儿的馒头更是有羊肉、鱼肉、虾肉、牛肉等。不同馅儿料的馒头，满足了来自全国各地民众对食物的爱好和选择。在食物的烹饪技巧上，也是汇集了全国各地的诸多做法。

南宋都城临安地处江南、襟江抱湖，绝佳的地理环境带来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富庶的城市经济，使得都民在“饱腹”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食物的做法和口味。《梦粱录》卷十六言：“下饭羹汤，尤不可无，虽贫下之人，亦不可免。”即便家境贫寒，也要做份羹汤下饭；“面食店”条则写道：“杭人侈甚，百端呼索取覆，或热，或冷，或温，或绝冷，精浇爊烧，呼客随意索唤。各卓或三样皆不同名，行菜得之。”从“食客”的角度写了他们点菜时提出各式要求的随心任性之貌，也从侧面体现出面食做工之巧。各种出售成品或半成品的食店也不敢怠慢。面食店的用料是“精细乳麸”，肉铺“动器新丽”，就连开浮铺四处流动的小商贩，也“多是装饰车盖担儿，盘盒器皿新洁精巧，以炫人耳目”。从口味、手艺，到样式和器皿，都民热情地关注着食物的品质。他们对口腹之欲的追求，是市井生活之趣的生动体现。

北食的大规模传入，给了都民更多的选择空间。《梦粱录》的“分茶酒店”条中记载了多达四百余种食物的名称，其中近一半是北人喜食的各色羹汤、面食和干果。南北交融的都民饮食文化在都城临安的食店、酒肆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临安的茶坊里，“四时卖奇茶异汤”。譬如冬天特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盐豉汤等，夏天则卖梅花酒、缩脾饮等清热解暑的饮品。这些奇异的茶饮在都城的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受到追求新鲜感的都民的欢迎。

住

南宋时期，居住建筑的材料并无较大变化，主要采用土、瓦、木、石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石块在当时尚属贵重的建筑材料，多用于墓室、碑刻、桥梁、佛塔的修建。不过，在建筑风格与室内布置格局上，南宋时期出现了崭新的变化：梁柱式的建筑风格普及于上下居民，前堂后室廊庑相连的建筑形式得以出现与发展，茶桌、长椅、胡床等新式家具更为室内布置添光加彩，士人屋内更是挂上名人字画以作装饰。就一般居民日常生活而言，居住家具包括有几案、榻、床、桌、椅、箱柜等。其中床、榻多放置在寝屋，桌、椅多放置在厅堂与书屋，“椅”的逐渐使用让南宋人开始改变原有席地而坐的习惯。装潢设计上，“窗牖”、“屏”、“帐”等被广泛运用。“窗牖”是用以通风与照明，于晚间方才“秉烛照之”。而“帐”常用作寝屋床具，在《夷坚志》乙卷六《赵七使》记载的“须臾间，已至牀前，牵帐低语曰：‘莫怕莫怕，我来也’”这段话中可以得见。

南宋时期，人们格外注意居住卫生问题。相比之前人们少浴或不浴的习惯，南宋居民则迥然不同，不仅出生死后沐浴，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时常沐浴以洁身。居民家中有“浴室”、“浴盆”等，市中亦有“浴肆”，不过也有人会选择“浴溪”的方式。除此之外，居民还会靠洗头、洗足等来保持身心清爽。此点可从吴自牧《梦粱录》中的相关描写得到印证：在《团行》章节中提及浴堂又被称为“香水行”，其中往来客人甚多；在《诸色杂买》章节中提及人们日常生活用品上百种，其中就有脚桶、浴桶等洗浴用具。在另一方面，对卫生问题的注重，实际上是对健康养生的重视，比如“香药”就是一种具有芳香气味的养生药用品。而《梦粱录》卷十六《分茶酒店》、卷十八《果之品》中对香药的具体描述也能说明当时人们对自身的重视。此外，甚至有人为求养生要旨，而“学养生”。

行

南宋的交通在宋室迁都杭州后发生了重要变化，使得南宋交通出现了不同以往的特点。原本以南北交通为干线，逐渐转变为东西交通为干线，从而使得长江水运的作用大为加强，而海外联系则得到进一步发展。

首先，在交通工具上，马的需求明显增多，舟船出行更加普遍。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车辆达十多种，或四匹或两匹健骡拉的大车，即太平车，不同的仅是牲口数目以四头、两头为多。这种人驾辕、骡拉车的系驾方法，车速是比较慢的，适合于负载物货多而不求快速的要求，一时间减去了许多人力的负担。南宋时，平民出行在陆路方面可采用“行脚”、骑马、“跨驴、骡”、乘轿以及马车等方式，但人们常使用骑马与马车出行，条件好的也会选择乘轿，甚至出现了“六荷一轿”的现象。在水路方面，主要采用舟船的形式，因交通重心的改变，使得舟船出行更为普遍，样式也逐渐丰富。有仅容两人的“小艇”，也有能容纳数十人的“大舟”。同时还出现了专业船员，如“篙工”、“柁师”等。此外，《夷坚志》还提到了一种由巨木挖成，只留一孔出入的“无缝船”，可称为一种新样式。

其次，在交通范围上，因北方为敌国所占，故南宋平民出行范围多以南方为主，人们多往来于泉州、明州、杭州、成都等城市。但民众出行国外的现象却有所增多，有的已与“日本国”船舶往来，有的要去“三佛齐”经商，有的则想“再使高丽”，还有的跟人讲述在“占城及真腊两国交界”处遇到的事情。

城市镇化

南宋市镇不仅工商业十分发达，而且在社会形态上也日益呈现出城市化的特点。这在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的发展史上，无疑有着相当重要和深远的意义。两宋时期的城市化进程呈加速态势，其实质性内涵是传统的政治性城市向近世经济性城市逐步转变。在此过程中，作为地域性经济中心的城市成批涌现，其中有少数城市开始从传统的消费型城市向近代生产型城市过渡。据此亦可将南宋的城市化称为都市化进程，因为如前所述，南宋城市化的基本内容就是城市的商业化。

南宋大中城市的人口规模和膨胀速度令人印象深刻，不仅超迈汉唐，为明清所不及。孝宗乾道年间，杭州城区人口14万人，郊区九县有55万人；到淳祐年间，城区32万人，郊区有76万人；咸淳年间城区人口又增至43万人，郊区124万人。据推算，咸淳年间，临安城内外约有120—130万人。路级治所的城市人口亦有数十万。据叶梦得说，江东路首府建康，南宋初在城内有户籍的居民有17万多，而建康城中以贩夫走卒、流寓游手为数不少。据此估计，建康府城内人口当在20万以上。而镇江当长江、运河航运交通和南北军事之要冲，地位更重要，《嘉定镇江志》称镇江为赋税、军粮和商品转运的枢纽，且有外国商人在此经商。据记载，镇江府治丹徒县的人口，从北宋神宗年间54000余户增加到理宗时的108000余户，增幅约一倍；连长江边上新兴的江口镇也有居民1600余户。镇江市区也日益扩展，城区随着商业和漕运发展从城外南门沿着江南运河两岸向江边发展。

湖北鄂州（武昌）乃长江中游之重镇，到南宋时期也有10万户50万口。知汉阳军黄榦说：“本军城下并汉口共三千家”，而“鄂州人口繁夥，为汉阳三十余倍”。据此推算，鄂州当近10万家。此外，江陵府荆州、隆兴府南昌、兴元府汉中等都是盛极一时、名闻遐迩的繁华城市。南宋初年，陆游入蜀看到的成都府景象是“城中繁雄十万户，朱门甲第何峥嵘。”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口的城市，属于中等规模以上的大城市。而泉州在嘉定以前就有10万户，吉州在开禧前有数万家，潭州有12800户，镇江有15900户，抚州有30000余户，温州有“万数千家”，台州、潮州均有1万余户；按每户六口计，这些城市的人口在10万上下，其中吉州、抚州接近20万人。更为关键的是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这是衡量特定时期一个社会城市化率的核心指标。宋代的城市人口已从乡村户中分离出来，被称为“坊郭户”，且另行编制户籍，“坊郭户”成了户籍制度的专门术语和法定户籍。有力地说明了宋代城乡分离的行程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不仅包括府州县治等城居人口，而且把镇、市居民亦揽入在内，所以有“县坊廓”、“镇坊廓”和“市户”等不同称谓。与乡村地区依据有无田产将民户划分为主户和客户两大集团，主户依据田产多少再分成五等不同，城中是依据有无房产划分主客，且分为十等。各地办法不一，有的城镇客户不入十等户；有的按家业物力分等，主客混通编制。大致而言，上等坊廓户包括城居地主、豪贾巨富和行业总首等，中等坊廓户由营运顺利或手艺突出的小康人家组成，下等则包括从市井小民到极贫秀才的各色人等。与此相应的是，在管理体制上，城镇和乡村也有很大不同。例如在行政体制上，城内有厢，城外设镇，分别以巡检使和监镇官为负责官员；在军事编制上，镇市民兵与州县民兵共同构成地方治安队伍，“毋得附入乡村都保”；在差役负担上，乡村有差徭，而城镇只有科敷。凡此种种，说明宋代的镇市城郭与乡村地区确已拉开了距离。

南宋时期城市人口的比重，在北宋基础上有明显上升，但其程度学界却有不同的估计。按台湾学者赵冈、陈钟毅的研究，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个朝代，尤其是南宋，城市人口比例从北宋的20，1%上升到22，4%。漆侠估计：“宋代城镇大约聚居二百万以上民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二以上。”梁庚尧认为：“大部分的城市户口比率可能在百分之十三至百分之十四之间”。日本学者斯波义信通过对福建汀州、庆元府鄞县、江东歙县、浙西镇江府等实例研究，认为“州治所在的县大体上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人集中在城市里”，且尚不包括镇以下的坊廓户和短工、游民等。吴松弟认为：“就全南宋地域而言，将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定在12%，或许更合理一些。”葛金芳以为，南宋城市人口的比重有一个逐步上升的过程，到南宋中叶，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即城市化率达到13—14%之间。

两宋时期城市化进程加速了农民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的进程，推动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移动。商品经济的繁华、城市化行程的加速也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变化。上述这些现象，与城市数量激增特别是经济性商业城镇的崛起、城中坊市制的崩溃和农村草市的勃兴、贩运性商业向规模性商业的转化等一道，构成了南宋城市化行程的绚丽风景线。

节庆生活

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岁时节令中的农业性逐渐被冲淡，商业性得到凸显。无论是元旦、中秋等传统节日，还是立春、立冬等重要节气，甚至是崔府君诞辰、四月初八佛生日这样的宗教节日，都因一系列节庆活动的举行衍生出一场又一场商业盛会，加强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商品交换，也促进了南宋都城临安经济和文化的繁荣。

在南宋都城临安，元旦受到自上而下的重视。吴自牧言：“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233]不仅禁中举行元旦大朝会，都民的庆祝活动也十分丰富：发放补贴、拜贺新年、身着新衣、歌叫关扑、纵游宴饮等等。其中关扑是以小商品为彩头的赌戏，流传甚广并深受宋人喜爱，在元旦、冬至与寒食等盛大节日中尤其流行。《梦粱录》卷一“正月”条还将民间关扑的货物一一罗列，烘托出新年的欢乐气氛。

南宋临安元宵节的娱乐活动多样，有围绕花灯展开的一系列活动。比如元宵节放灯，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述：“南至龙山，北至北新桥，四十里灯火不绝。”[因为受到地形的限制，部分民居建筑是临水、临山而建，全城就在元宵节这天夜里呈现带状的星星点点灯火。临安每年都很重视搭鳌山，是一项由政府组织的活动，形式与北宋时期大约一致。而且还要推陈出新，体现创意。“一入新正，灯火日盛，皆修内司诸珰分主之，竞出新意，年异而岁不同。”山棚上的彩灯内容非常丰富，除了神仙故事等民间寓意吉祥的美好事物等内容，“山灯凡灯数千百种，极其新巧，怪怪奇奇，无所不有”；其中最为精美的要数“苏灯为最”。比北宋更进一步的是人物都用机关活动，手工技艺更加精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殿堂梁栋间窗户间为涌壁，作诸色故事，龙凤噀水，蜿蜒如生遂为诸灯之冠”。当时一派繁华热闹的节日盛况，比北宋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南宋时期的中秋节是融合赏月、祭月、敬老等习俗。皇宫中设立多处赏月的宴会，京中的品级较高的官员都可以进宫赴宴，吟诗作对，推杯换盏。“禁中是夕有赏月桂排当，如倚桂阁、秋晖堂、碧岑，皆时取旨，夜深天乐直彻人间。”达官贵人们尽情享乐，“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开广榭、玳筵罗列，琴瑟铿锵，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欢。”普通百姓见到“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时”的美景，“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即使是家境贫寒的人，也在这天饮酒庆祝，“勉强迎欢，不肯虚度。”这是南宋君臣希望太平康乐、全家团圆的美好愿望在民俗上的反映。

会社社团

南宋的结会结社活动是一种具有浓厚汉文化传统的社会活动，有传统习俗、经济互助、秘密宗教团体和佛教社邑各种形式和多种活动内容。按其功能分，各种会社团体可分为秘密性会社、宗教性会社、军事性会社、经济性会社、文化娱乐性会社五个大类。虽然南宋结会结社活动丰富多彩，会社名称五花八门，却不可避免地与非正统社会和正统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领域发生不同程度的联系。

秘密性会社

南宋秘密会社集团又可分为两种组成形式：一为南宋农民起义所利用的秘密会社形式，一为南宋各种带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流氓结成的会社。南宋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其中不少在起事前是有或严密或松疏的组织的。有的农民起义虽无结会结社之名，而有结会结社之实。至于恶势力、流氓社团也如此，如“业觜社”、“没命社”、“霸王社”等从本质上说，秘密会社是一种异姓结拜组织，兼及成员之间的经济互助，但从实际活动来看，相对于传统的社会结构与统治者而言，却是一种反动，带有反朝廷的政治色彩。

建炎四年（1130年）在广东韶（曲江）、惠州（惠阳）爆发的王少八起义（贼党七十余人）；绍兴元年（1131年）在楚州（江苏淮安）爆发的夏宁起义（聚其徒为流）等等。这类小规模的起义，是几个或几十个江湖豪杰，以某种方式，如割牲祭神，歃血为盟而结合在一起，为了自保以及维护小群体的利益，聚众横行，占山为王。嘉定年间出没于山东等地的李全领导的抗金义军，也是先聚众结义，后发展壮大的例子。而且李全等人的聚合较为松散，前后的结聚缺乏连续性。李全在涟水时有一帮结义兄弟，横行无忌。李全离开涟水时，所结同党散去。李全回到淄州，从事屠宰行业时，因其有一定的号召力，在其周围又聚合了一帮人，这才有后来的“挟其徒横行淄、青间，出没抄掠”。南宋中后期宋金交界地区多支义军的兴起，是在兵焚遍地，金朝政治、社会、经济破产情况下产生的。民众为自保，为生存，在动乱中，因强有力者的号召而聚集成一个个的小群体，因而李全等人的结合，初期的主要目的是为维护小集团的经济利益，反映为聚集起来，以流动性的抢掠为生。

南宋秘密会社组织不仅遍布全国，而且种类也相当庞杂。有种与商业行会相近的秘密集团，如私盐贩、私茶贩、私马贩等秘密行帮组织。其中既有首领，又有行规，还有共同的术语，成为特定的社会群体。一方面，这类社会群体以武力形式出现，对宋廷的统治构成威胁。另一方面，他们的活动主要是与官府争利，破坏宋朝政府的专卖制度。所以宋廷往往出动兵力加以剿灭。比如宋朝官府对私盐贩运实行严格控制，并规定“满二十斤者皆坐徒”，为了生计，为了对付官府，私盐贩们不得不结成组织。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往往“持兵器往来”，形成武装走私，并在一定条件下，发展成为武装暴动、起义。南宋规模较大、较著名的盐贩起义就有两起，如南宋初的范汝为起义、及南宋晚期的晏梦彪起义。而小规模的盐贩暴动则时常发生。

宗教性会社

在南宋，无论是十大夫的谈诗论禅，与僧人相交，渗透到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宗教信仰集会活动，还是民间秘密宗教会社所进行的反抗正统社会秩序，进而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斗争，多以结社结会作为其组织形式。这既可看作是宋代兴盛的结社结会风气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又可视为宗教在宋代进一步世俗化和平民化的表现。宗教性会社的大量涌现，又会促使宗教更趋社会化。

归纳起来，宋代宗教性会社主要表现出三种形式：一为诗坛兼法会，即士大大与僧人们结成的社团，如僧人主持，上大大参与其事的“白莲社”；二为传统性宗教结社，即以民向佛道宗教信仰为基础的宗教结社，如各种宗教社邑、法会、斋会等；三为秘密宗教结社，即带有秘密性和反叛性的民间宗教信仰，如“弥勒教”、“明教”、“白莲教”等。

军事性会社

南宋长期处在北方少数民族的武力威胁之下，在抵抗外族侵略的过程中，南宋出现了许多自发组织的民间武装，它们为保境抗敌作出了巨大贡献。时人多以“社”来称呼这种组织。这些武装组织成分复杂，其中由民间士绅以其独有的乡里影响力组织的武装，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团体，它既在南宋历史上享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对后世的军事制度具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宋代义社产生于社会失序的战乱年代，所以其组成成分较为复杂。大致上可分为两类，即由乡里领袖组织的土豪武装和武装流动人员组成的游寇集团，后者又可以析分为两类，即宋军被北骑击溃形成的散兵游勇，以及各地民间武装被击溃而形成的武装流民。其中土豪武装由于具备较强的乡里凝聚力，是南宋抗敌的重要力量。在以士农工商为四民之序的南宋，存在许多由士绅领导组织的义社。如周必大就在《省斋文稿》记载了当时江西抚州的邓氏、陆氏、傅氏三个义社。从陆氏被“命充都社”看来，这个家族曾经是金溪各义社之首。陆九渊的四兄、同为著名学者的陆九韶就曾经担任过这个义社的领袖，任事期间调度有方，备御有实，为后人效法。而陆九渊五兄陆九龄曾以新科进士的身份，在乾道五年（1169年）左右尚未任官之时，主掌庐陵之“义社”，为当地的乡防作出了贡献。其它地区也普遍存在类似的士绅义社，如汝阴人袁溉组织的义社。袁溉与陆九龄一样，也是一位以进士身份组织乡里义社者。明州奉化人李佾在建炎三年（1129年）也组织有义社。可以说，士绅义社南宋在广泛存在，战火蔓延到哪里，民间自救的义社就在哪里兴起。

“团结”是在乡村军事性结社的基础上，官方出面将乡勇、乡兵以“团”为单位束编并加以操练而结成的军事团体，可视为无名而有实的军事性会社。以保护乡里为职责的军事性团体、结社的存在，如果缺乏必要的防御工事，仍然无法起到卫护家园的效果。于是“团寨”广泛兴起。当金兵南下，北宋灭亡时，团寨的设置到了一个高峰时期。如吴渊在光、丰、薪、黄等地，创立司空山、燕家山、金刚台三大寨，嵘峨山、鹰山、什犷山等二十二处小寨，星罗棋布，没有敌情则耕作，有预警则防御。南宋还有堡坞。如叶适任江淮制置使曾于墟落数十里内，依靠山水险要之处，建立堡垒土坞让百姓恢复旧业守卫，春夏时节分散耕种，秋冬时节进入堡垒守卫，一共四十七处，又度量长江沿岸之地，创立三个大城堡，每堡以二千家为单位，教他们练习射箭。无战事时就戍守，以五百人设一将。有警报则增募新兵以及抽调诸州禁军二千人，连同堡坞内的居民，一共为四千五百人，共同守戍。

团寨最大的特点，就是兵民合一，士兵就是农民，他们春夏从事农业生产，秋冬则从事攻战。平时而言，他们固可以自筹自给，但是遇到战局紧张的时候，生产被迫停顿，南宋朝廷常常拨米三、四千石甚至一万石给团寨头领接济。南宋朝廷对待团寨民兵的政策，一方面是加以利用，另一方面则加强控制。为了便于利用，叶适提出用一些官职来笼络团寨的首领，解决他们的困难。南宋当时用来羁縻团寨头领的，有巡检、都巡检一类的官职。如（1135年）的诏令即为一明证。可见择当地十豪使之成为团寨头领，也是南宋统治集团控制这种地方武装的手段。

团寨为与义社相配的民间军事性防御工事。社会动乱时期，无论是农民起义还是外族入侵，都会令战火波及地区的豪民们结寨自保，这样可以互相呼应，收夹攻之效。他们为自己的生命、财产作战，又熟悉地势情况，因而他们的战斗力大大超过正规官军。

经济性会社

南宋经济性会社包括经济互助会社、行会等经济互助性团体和工商业行业性团体。经济互助会社源起于民间的互助习俗及其以丧葬互助为目的的丧葬社邑，明显带有经济互助的特征。北宋已有了会、社的名称，如黑金社、过省会、万桂社的出现，即为代表。行会是同行业工商业者的联合组织，是城市经济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在结社生活中普遍出现。

文化娱乐性会社

南宋的会社，不仅盛行于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等大的社会领域，更深入渗透到了文化领域及士大大生活、城市市民生活之中。吴自牧在《梦粱录》卷一九《社会》中详细记录了当年临安的诸多文化娱乐性质的会社组织：文士有西湖诗社;武士射弓踏鸳社；还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所习的蹴鞠、打球、射水弩社；诸行市户有七宝玩具社、时果社、异松怪松奇花社等；说唱表演方面有遏云社、女童清音社、苏家巷傀儡社等，还有锦体社、台阁社、分富赌钱社、豪富子弟绯绿清音社、闲等社。遇东岳诞日，更有钱燔社、重囚加愿社等。这各式冬样、遍及社会各阶层、城市生活齐方面的会社组织，反映了南宋文化娱乐生活的多样性和繁荣兴盛，既是宋以前的时代所不曾有过的现象，也是南宋时期最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之一。归纳起来，宋代文化娱乐性会社，又可划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主要流行于知识分子、官僚阶层的诗文社、怡老会、同年会、游戏之会等；一类为主要流行于市民阶层的社会、庙会、风俗之会、艺人结社等。

社会风气

成为南宋的都城后，临安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好奢之风达到顶峰。时人陈造在《游山后记》中写道：“今为帝都，则其益务侈靡相夸，佚乐自肆也。”《梦粱录》的“面食店”条中，吴自牧称杭城人“娇细”；《武林旧事》的“作坊”条里，周密则以“骄惰”二字形容都民。他们的“娇”与“骄”，便源于都城一贯的奢靡风气。

南宋的奢侈之风，既是官僚地主本质的集中体现，也是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缩影，但南宋朝廷官府倡导善举、关注民生、同情民苦，因此南宋民风淳朴，临安人虽然嘲笑外郡士夫误食“看菜”的狼狈样貌，将杂扮模仿的山东、河北村夫作为笑料，但这些笑声恰恰是他们乐观豁达天性的流露。一旦出现外地人在临安受到欺凌的现象，“众必为之救解”；如有人新搬来居住，邻居便“争借动事，遗献汤茶，指引买卖”，甚至热心地安排酒食，以表庆贺；如果哪家遭遇“吉凶等事”，众位邻居则尽心帮扶……都民深谙“远亲不如近邻”之道，维持着和睦友好的邻里关系。吴自牧在“民俗”条中夸赞“杭城人皆笃高谊”。他们好与人为善，共同营造了都城临安人情和美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