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中国东北的一个小村庄，那里曾是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战场，小时候常听老人说起俄军和日军在战争中种种骇人听闻的暴行。我在一个小镇上学，在随后的游历和工作中逐渐认识了，那时遍地土匪，饥荒与传染病肆虐，学生运动与内战不断的中国，以及西方势力与日本与他的虎视眈眈。
奇怪的是，这些艰难困苦似乎并没有影响我和大多数同龄人在个人生活领域里过一种悠哉的生活。我们在婚宴上大吃大喝欣赏婚礼，指导两人合台，沿街游行的艳美精美的新娘嫁妆，在露天集市里津津有味的听说书人唱戏，被地方喜剧一些人常常逃学。看蒸汽机车呼啸着穿行于当地的火车站，最让我们兴奋不已。车站里的各色旅客小贩和身穿制服的乘警与乘务员也令我们着迷。
最好的时光是春节，这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节日，包括我们已经去世的祖先。我们能吃上精美的年夜饭，穿上新衣四处炫耀，就连小孩也被允许做小额的赌博，这时小孩手里多少里有些父母和亲戚给的压岁钱，压岁钱像是中国版的圣诞礼物，不过是单向的，只能由长辈赠与晚辈。
当然生活中也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瘟疫来袭时，人们举办启神大会，在门上张贴辟邪符咒。遭遇旱灾时，人们列队向龙王求雨，土匪横行乡里，抢夺邻里财物时，老百姓把大门闭上，卷缩在门后，军阀混战逼近时，学校停课，商店关门，而短则几日，长则几周。直到战争胜利的一方开始执政学校才再度开学，老师学生一起加入欢迎的游行队伍，老百姓涌去村外观看枪决，犯人有时是谋财害命的土匪有时是抨击当时社会现象的记者，他们也会挤在一起，望着一辆满载着军阀及卫兵的汽车，从街道上呼啸而过，然而在我的印象中，大多数人与生活的劫难擦肩而过，没有受到过真正的惊吓，食物匮乏时我们忍着挨饿，洪水来了我们就四处避难。人们既要躲避嚣张的兵匪，也试图远离腐败的官员，有时不得不靠行贿才能使得正当的权利。人们谨小慎微，尽量少说话，以维系正常的生活轨迹。中国的事态日益走向严峻。骚乱更加频繁，外界压力与日俱增。在我从哈尔滨一所高中毕业的那年，中苏矛盾引发了一场战火。在大学读到二年级时，日本占领东北，我与父母失去了联系。一年后日本攻占上海，我就读的大学被迫停课。于是我参与了帮助难民进入国际难民营的工作。1933年我乘船离开上海前往东北，在那里最后一次见到我的父母。我在到达大连港时被拘留拷问。两周后，我扮成一名劳工逃离东北，前往北平，在北平恰好见证了日本人入侵华北。在接下来的4年里，日本士兵，平民以及朝鲜附庸，在中国境内作威作福，肆无忌惮。中国学生游行示威以及抗议当局不抵抗，却遭到手持木棍，水龙头，剃刀的警察残酷镇压。1937年，在日本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际，我因为获得了英国的赔偿奖金，乘坐一艘英国军舰离开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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