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是名垂千古的文学大家，白居易曾赞其“学术精博，文力雄健”[]，苏轼也高度评价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然历史对于韩愈多有争议，认为他浮躁慕强，有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又不免汲汲于功名利禄，失了文人气骨。三封《上宰相书》就是他干谒求官的证明，其中多有问题，体现他对世俗官名的渴求，却也难掩心酸，让我们不禁钦佩韩愈在世俗中孕育出的济世理想。
文林曾言：“尝读韩子三《上宰相》及《代张籍书》，固爱其文，而心窃鄙其事。”张九成也评道：“退之为饥寒所迫，累数千言求官于宰相，亦可怪也。至第二书，乃复自比为盗贼管库，且云‘大其声而疾呼矣’，略不知耻。”[]他们都认为韩愈三封上宰相书中的言论落于俗世，汲于功名。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无理批判，在历史上多有人认同，其原因源自三封《上宰相书》共同的问题：显而易见的谋私利己。
不可否认，韩愈在三封《上宰相书》中确实操之过急，浮躁鲁莽。韩愈写第一封《上宰相书》时尚冷静，气骨凌然，虽是求官却不显卑微。引圣人之言，明宰相之责；又言自身才能突出，承贤卫道，是可塑之才。逻辑清晰，有理有据。段末一句：“不得志，则命也，其亦行亦”，毫不矫揉造作，实诚之言，也有走投无路遂破釜沉舟的艰涩感。文章到这，完全可以善始善终，可惜韩愈操之过急，批判考试制度，劝说宰相爵命宠贵自己，以达到“劝赏不必遍加乎天下而天下从焉”的效果。考试制度确实有弊端，劝赏一人而引群贤毕至也有其合理性。但韩愈作为“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的考试失败者，颇有不成不反思自身，推卸责任之嫌。而请劝赏于自身，不管理由多么冠冕堂皇，也给人谋私之感。狗尾续貂，明显的谋私求官，让人以为表里不一也在所难免。
《后十九日复上书》中他把自己形容成“溺于水而热于火者”，言纵使有仇之人观之也不能无动于衷，又反问宰相“有可救之道而终莫之救也，阁下且以为仁人乎哉?”这是变相说宰相见自己水深火热却见死不救，不仅不是仁人，还比不上一般人。不得不说，韩愈道德绑架的功力炉火纯青，从这也能清晰看出他的气急败坏。《后廿九日复上书》中韩愈已近乎绝望，但他还企图再搏一次。引用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捉发的典故，以周公求贤之用心感化宰相。多连问诘责宰相是否尽职尽责，如周公统治时那般天下太平，人才各得其所？很显然，周公作为儒家眼中的圣人，没有人敢自称有他般的伟绩，在韩愈的问题下，宰相注定处于下风。韩愈似乎忘记了，他的书信不是要论宰相之长短，争个高下。第三封信他不再言自身之长，而聚焦于宰相避贤的失职。我们可以发现到韩愈在后二封《上宰相书》中，对于第一封信中多次谈起的“道”一言不谈，“抑邪与正”的政治理想也抛诸脑后，只能见到求官的迫切，显而易见的谋私利己。
但未免让人疑惑，从三封《上宰相书》中窥见的韩愈似乎是一个非常庸俗的人，性情浮躁，追名逐利又虚伪做作，这样的他为何会为人所推崇、所钦佩呢？张九成评语的另外部分令人有所体悟。“退之平生木强人，岂作文者其文当如是，其心未必然邪？”[]换言之，韩愈“作文者其文当如是，其心未必然”。
韩愈求官迫切是真，追名逐利也是真，这与他的人生际遇有关。韩愈出身官宦世家，早年丧父，随其兄韩会游宦至南方，十二岁时韩会病故，韩愈由寡嫂艰难抚养成人，生活贫苦而颠沛。他的家庭背景较为贫寒，祖上却有做官背景，勤学苦读后渴望向上走十分正常。毕竟谁不想扬名立万，成就一番事业呢？孔子曾坦言“富贵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而且尤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物质生活享受。但韩愈生活的那个年代阶级固化，下层子弟想要向上攀爬何其辛酸艰难。试想如果是世家子弟希望入仕，是否需要像韩愈这般卑微？他的家族或许早为他安排好锦绣坦途。在唐代，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仍有沿袭，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他们无论学业如何，都有官可做。有的人一出生就在罗马，漫漫长途皆有人让他扶摇直上；而有的人注定要一步一个脚印，自己独自筹谋。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批判努力的人过于求名，似乎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韩愈能忍受屈辱，三番上书吃闭门羹，这意志非常人能比，令人佩服。
如此出身，如此经历，多有人成长为自私自利，不择手段之徒，而韩愈在世俗里挣扎沉浮，却没有在世俗里堕落自溺，读圣贤书，生出圣贤志。单看《上宰相书》，我们可以说韩愈是汲汲于功名的目光狭隘之人，也可以说他自荐时的决心是冠冕堂皇的空话。但拉长时间维度，纵观韩愈一生，他真真切切践行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治国平天下。韩愈尚未出世时写有《争臣论》，他批评谏议大夫阳城在职五年对朝政国事漠不关心，非“有道之士”，应该“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在国子监任职期间，他有感于当时长安朝野“耻学于师”的陋习，又作《师说》加以批驳，捍卫师道尊严；任刑部侍郎时作《论佛骨表》，痛陈迎佛骨之荒谬，甚至呼吁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韩愈于草野间，完全可以不谈国事，因为于己无益，白费功夫；韩愈居庙堂上，完全可以顺从皇帝，因为与上相违，仕途不顺。但他没有坐视不理，明哲保身，而是挺身而出，言人之不敢言，循己之正道大义。元郝经曾为韩愈辩驳道：“三上书宰相，以论自荐，非戚戚贫贱而汲汲富贵，躁举妄进，自轻而失己也。士束发学道，期于有用，岂坐视天民腐同草木，噤不一鸣，瘗九原而已乎？”[]他认可韩愈的济世理想，明白韩愈求上进的原因之一，马其昶等人也支持这种说法。
韩愈追名逐利是真，扶道济世也是真，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从不是割裂对立的，在为国为民的同时也可以追求自我实现。求取功名、争名夺利从来不是一个羞耻的事情，韩愈留恋世俗，被不为世俗所役，反而在世俗之上一生矢志不渝地追求理想，令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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