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传6：她出名了，一夜之间红遍上海

那上章我们说到在学校艰苦奋斗的张爱玲，终于重获了自信。重获自信的张爱玲在毕业后，迅速得按照她给自己规划的人生道路，在上海这个国际性大舞台上，尽情地展现自我。此后，她的名声直线上升，其速度用“一夜之间红遍上海”来形容也并不过分。

1942年的下半年，张爱玲从香港回到上海。在港大三年苦读，她是个成绩优异的好学生，本来很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深造的，如今大洋上兵舰战船多于客轮，留学梦是做不成了。叫人沮丧的事还不止这一桩，战火让学校遭了殃，所有的文件记录全被毁掉，她的门门功课第一如今又在哪里？三年苦读，直似春梦一场，了无痕迹。这一切很难不让她生出世事无常的怅惘[chàng wǎng]。但她正年轻，年轻人的伤口是容易愈合的。在轮船上，她已经同炎樱谈论着上海的繁华摩登，想象着将要成就的一番事业，如同一切刚刚迈出校门的年轻人一样，怀着即将踏入社会的莫名的兴奋。她有过许多梦想，但在她的日程表上，那都是大学毕业以后的事，现在大幕提前拉开，她也一样地跃跃欲试，何况这舞台是她感到亲切而又刺激的上海。

那时的上海非香港可比，它是国际性的大都市，是东方的巴黎。在香港人的心目中，上海滩霓虹灯闪烁，大高楼林立，好似一个繁华梦，一如今日上海人心目中的香港。张爱玲九岁来到上海时就对这里的摩登、洋派喜之不胜，其后十年寒窗，一墙之隔，她无暇尽情领略这都市风光，一方面也不免习而相忘。在香港呆了三年，有了一番比较，隔着时空的距离，对大上海的记忆分外诱人，也分外明晰。不仅是一家挨一家的店铺，不仅是各种各样的时髦，这里更有她感到亲切的上海人。香港人是犯冲、刺激、不调和、不平衡的，上海人则世故、聪明、有根底、有他们的一套完整和谐。有这份世故、这份聪明的人才能懂得她张爱玲，张爱玲愿意把他们设想成她的读者。回到上海，张爱玲同她姑姑住在一起，以后她很长时间都是和姑姑一同生活。自从出了张家的门，张爱玲几乎就和张家的人断了来往。张爱玲一直渴望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后来她直白地说过：“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来得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如今学生时代已告一段落，她当然不愿向家里伸手，再去看人眼色，再去品尝她已尝够了的寄人篱下的滋味——该是她自己养活自己的时候了。靠什么谋生呢？也许她可以在教会学校里当一名教师，像《封锁》中的翠远；也许她可以到某个机构里做个职员，像她的姑姑；也许她面对的可能性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要多得多。但是她后来成了那样一位杰出的作家，那样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以致其他的种种可能性似乎统统没有存在过——就好像命里注定只能选择作家的饭碗。不管怎么说，张爱玲决定用笔来谋她的衣食，她开始卖文了。她最初卖的是洋文。头一个对她大加赏识、为她戴上“天才”冠冕的是一位洋人。

1941年10月，上海出现了一份英文月刊，刊名《二十世纪》，主编梅奈特是德国人，当过驻苏联记者，在美国的大学里教过历史，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来到上海。1942年年底，梅奈特从来稿中发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Eileen Chang，她送来的是一篇万字长文，题为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即《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并配有十二幅作者本人所绘的发型、服饰插图。此文行文流畅典雅，从容自如，有英国小品文的风致，不仅见出对中国人生活和服装的独到见识，而且见出不凡的英文造诣，加上简洁有趣的插图，真是图文并茂。梅奈特一见之下大为惊喜，很快将其刊登在1943年1月出版的《二十世纪》第4卷第1期上，并在编者例言中向读者郑重推荐，誉作者为“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这个“天才”就是张爱玲，而此文就是后来收入《流言》的《更衣记》的底本。

大体上讲，张爱玲走的还是林语堂的路线，用轻松而饶有风趣的文字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生活。这一半也是为刊物的性质所决定，《二十世纪》的对象是租界的外国人，对于身边这个纷攘、神秘、滑稽的国度自有了解的兴趣。所以《二十世纪》像大多数西文杂志一样，不愿给诗歌、小说之类留下一席之地。梅奈特推崇张爱玲的天才，却不道她“生来就是写小说的”，亦无缘得见她这方面的才华——张爱玲这一时期的小说都是用中文写的。

从发表《中国人的生活与时装》开始，张爱玲算是步入文坛了。但《二十世纪》是洋人的文坛，张爱玲不是林语堂，不论就感受性而言，还是就对中文的喜爱程度而论，她的中国情结都要比后者深得多，她不能满足于那种轻倩的介绍方式。虽然三年没碰中文，她肯定还是不能、也不甘把洋人设想成她的主要读者，何况她自小就钟情于小说，心心念念于那个更广大的想象空间。所以就在“卖”洋文行情很不错的时候，她挟xié着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去叩上海文坛的门了。而且一旦在中国文坛上站稳了脚跟，张爱玲便与西文杂志挥手作别。这一停就是好几年，直到50年代初她离开祖国大陆以后，她才重新拣起那支写洋文的笔。

经母亲这一系的亲戚、园艺家黄岳渊的介绍，她带着稿子拜访了《紫罗兰》杂志的主编周瘦鹃。此次相会，老少二人谈得甚是融洽。张爱玲待人接物时给人“夹生”之感，但她在长辈面前似乎要松弛一些。这一回她在周瘦鹃面前虽是执礼甚恭，却也还自如。让张爱玲最高兴的自然还是这位主编对她奉上的小说十分欣赏。还未读正文，光看了篇名《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周瘦鹃便称名字起得好，大约他闻到了传统小说的气息。“五四”以后，文学青年多将旧小说视为落伍，现在这个年纪轻轻的小姐，这个正给洋杂志写文章、理应洋派的人物居然甘于“落伍”，委实可喜。

周瘦鹃的直觉没有错，将两篇小说一气读完，他更可以相信这一点。它们与强调严肃性、思想性，鄙薄娱乐性的新文学大异其趣，从取材同可读性看似乎倒是与鸳蝴派小说不无相共之处。难得的是周瘦鹃于坚守旧式趣味之外还是个鉴赏力较高的人，他通洋文，翻译过西洋小说，是旧文人圈子中为数不多的对西方文学有所了解的人之一，他不仅看出张的小说有《红楼梦》的影子，而且看出张在写作中受到毛姆的影响，且断言它们可与毛姆的小说媲美。周瘦鹃很快拍板：两篇小说都用。周瘦鹃还在《紫罗兰》的编辑例言中花了不少笔墨向读者推介这位文坛新人，并追叙了与张相识的因由。

眼见得当小说家的夙愿将偿，闯进文坛的计划已经顺利迈出了第一步，张爱玲自有莫名的兴奋。张爱玲的“二炉香”并没有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但是文艺圈内却有不少有心人由此注意到这位后起之秀，《万象》主编柯灵即是其一。张爱玲的才气给柯灵留下的印象太深，请不来这位锋芒初露的作家，心中始终不能释然。谁知就在此时，张爱玲自己找上《万象》编辑部来了。张带来了她的一部小说，请柯灵看一看。此次晤面是作者与编者的交道，不像上一次中间还夹着熟人的关系，少了一些寒暄客套，然而尽管谈话很简短，却是愉快融洽。几十年后，柯灵用“喜出望外”来描述他当时的心情。既然他早就存着这份心，那稿子实际上是必用的，这就是登在《万象》1943年8月号上的《心经》。从这一期开始直到1944年6月，《万象》几乎每一期上都有张爱玲的作品：《心经》之后有《琉璃瓦》，《琉璃瓦》之后紧接着就是《连环套》的连载。

几乎与《心经》发表的同时，张爱玲的另一篇小说《茉莉香片》在《杂志》上登了出来。

在此后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使张青云直上，风靡上海滩的诸家刊物中，不惜血本、出力最多的，首推《杂志》。《杂志》的背景要比《紫罗兰》、《万象》来得复杂。过去的出版物有商业性刊物、同仁刊物、党派刊物之分。商业性刊物以营利为目的，看重的是销数，全以读者大众的趣味为归依；同仁杂志是一些文学、艺术或学术上有相同志趣的人办的出版物；党派刊物则是某个党派的喉舌，受其控制，接受其津贴，人们常称其“有来头”、“有背景”。《杂志》大体上应划入第三类。因为有这样的实力，《杂志》能够给张爱玲带来的名声、风光，自然是其他刊物办不到的。从刊载张爱玲的作品起，《杂志》上叫好声几乎就没断过。每期的编者几乎都有推许张氏小说的文字，而《倾城之恋》曾被当做重头戏。张爱玲生性不喜政治甚至厌恶政治，《杂志》虽有日本人的背景，但不公开谈论政治，她当然愿意看到这一点，对《杂志》助她成名，她自是欣喜之外还要加上感激。投桃报李，她把最得意的小说都给了《杂志》。

张爱玲出名了。她的名声直线上升，其速度用“一夜之间红遍上海”来形容并不过分。而且这名出得真够大的，上至汪精卫政府的达官贵人、日本文化界的人士，乃至军方人物（宇垣大将来中国时即想一识张爱玲其人），下至升斗小民、各种通俗小报的读者，谁都知道上海滩上出了个张爱玲。文艺圈中，张的名字更是如雷贯耳。张的小说人人争诵，一时佳评如潮。

成名是张爱玲的一个“情结”。她在成名还没一点影子的时候就已经为自己设计过成名后的举措了。《传奇》出版后仅四天即再版，张爱玲在再版序言中仍旧念叨着“惘惘的威胁”，而落笔处也还缀着“凄哀”的字样，但亦不掩饰内心的喜悦，开首她就写道：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用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吧？——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疯似地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头一次见到。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原来张爱玲嚷着出名要趁早，是为获得那尽情地喜悦啊。因为历经沧桑后，得到再多的繁华、名声、权利也不再有年少时的喜悦了；就像儿时得到喜欢的玩具便可以开心一整天，但长大后再得到已经没有儿时的兴奋了。原来如此啊，难怪出名要趁早，难怪想做的事情要趁早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