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土生土长的 意识形态田园

今天，英国脱欧问题、北爱尔兰脱英问题、移民问题、流民问题、城市安全问题统统笼罩在英国上空。它们究竟是真正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重大议题，还是两党政客争抢选票所故意制造的矛盾？互联网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同时却严重掩盖了真相的面貌，我们也许再无法回到那个真相清晰可辨的时代，但我们不能因此选择放弃。第二天，我们阅读《英国下层阶级的愤怒》。

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难逃贫富悬殊、阶级固化问题，这成为一系列事件的隐患。作者戴伦·麦加维就成长于所谓的“下层阶级”，他清楚地知道这一阶层人们的生活体验，而且因为制度的不合理，不同阶层的人群间鸿沟越来越大，彼此间几乎不了解，凭借刻板印象互相敌视。有学者以为社交媒体能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改变非互动的社会系统，可这似乎是种假象。网民把“继承”来的想法看作绝对正确，对他人的意见不屑一顾。人们把现实中的对立带到互联网上，又将上面的极端思维带回现实。对此，戴伦·麦加维提出，面对社会断层，我们在反思社会制度的同时，也应该反思自己的认知，从每个人开始改变。

忠诚问题

如果这些事在你生活的社区中稀松平常，你自然很难乐观起来。在波洛克这样的地方，混乱俯拾皆是，它也许不会对所有人都造成直接影响，但却会实实在在地侵蚀整个社区的尊严和精神面貌。如果你总是听说有暴力事件发生，听到人们抱怨本地政客毫不在意的那些问题，你会越发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很大程度上被外部世界遗忘的破败地区之中——直到可怕的大事发生，把社区推上新闻头条。 

在较为贫困的社区里，人们普遍认为万事一成不变，认为有权有势的人都只图私利、不足取信。这看上去似乎是一种自我挫败的观念，而且从很多方面来说确实如此。但只要在典型的贫困社区中待上几周，你很快就会看出贫困的成因，因为那些问题并不难发现。困难的是，如果你试图动手做些什么，就会不断碰壁。在这些社区中，一次次挫败打消了人们心中参与事务的愿望。人们总把贫困当作政治冷漠的副产品，认为穷人之所以会一直穷下去，是因为他们毫不关心和自身生活有关的事物。但事实往往与之相反。地方民主制度在设计过程中，并没有真正将他们考虑在内，这一制度的主要目的是，让社区之外的人绕过当地居民，篡夺对社区的控制权。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之后，积极参与种种社区活动的热情便会立刻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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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积极推进社区的共同目标，志同道合的人们往往会先成立一个团体。工人阶级社区的目标十分明确，人们一般只是想为能给他们带来娱乐或益处的活动争取一定空间。但成立团体并不像听上去那么容易。首先，你要有个“委员会”。委员会需要至少三名成员，加上一份委员会认可的书面章程，还要有一个银行账户。如果没有委员会，你就拿不到钱；如果没有章程，你就开不了银行账户；如果没有银行账户，你就拿不到租用场地的资助。这只是冗长复杂的官僚制度的冰山一角。别理解错了，如果你愿意，你当然可以自行其是，自由地成立自己没有委员会的团体。但这样做的话，你就连一分钱资助都拿不到。如果你为了得到法律认可，遵守了对正式组织结构的要求，那么接下来，你还得为了得到资金支持穿越重重关卡。 

拥有某些特定目标的团体也许有可能获得资金支持，但社区层面的人完全无法影响哪些目标能入选。说到底，在由此形成的机制下，草根阶层只能被迫设立间接为中央政府服务的团体——只有这样才比较容易获得资助。被问及他们的团体有什么崇高目标时，工人阶级只是回答说，想找个地方给老人泡茶和咖啡，或者是供青少年玩耍、给单亲父母开烹饪课、让人们踢球或者钓鱼，这些回答却往往会招来奇怪的眼神。他们想做的事大都太过直白，让中产阶级无法理解。政府宏大的社会工程计划和地方居民平淡无奇的朴素愿望之间，有着巨大的断层，对于那些行业术语，地方居民大多不甚明了。 

这样的体制是为了让工人阶级得到“辅导员”和“导师”的“帮助”，他们“帮助”工人阶级打消一切想法，用来保证社区的愿景和有权有势之人的想法保持一致。在委员会的结构所创造的运作机制下，假如团体的行为超越了自身的社会地位，它可以随时被强征。在《联络协调员》一诗中，格拉斯哥诗人、作家汤姆·莱昂纳德讽刺了中产阶级成为穷人事实上的监护人的现象。这首诗描述了一种阶级问题，以及语言在阶级问题的恶化中所发挥的作用。光是“联络协调员”这个词，就已经足以发人深省。这是某些特殊类型的人才会说的术语。诗中还反映出了贫困社区中的人们对阶级鸿沟另一侧的普遍想象，认为他们高高在上、巧取豪夺。这种想象有时贴切，有时不然，但填补这种断层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首要挑战。 

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加深，随着我们各自生活经历的差异变得越发显著，面对鸿沟另一侧的人，我们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还有他们对我们的图谋做出了自己的推断。但这些推断并不足以解释不同人生的复杂与丰富。这就是我们很难就阶级问题展开讨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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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你有着什么样的人生轨迹，关于阶级问题，关于自己和鸿沟另一侧的人，你都可能下意识地怀有一些信念和偏见。我的信念是，中产阶级处境轻松，他们含着金汤匙出生，享受着我望尘莫及的诸多看不见的优势。至于你，也许会认为人们生活穷困的原因是不够勤劳，或者认为社会体制相当公平，那些人是被消极态度拖了后腿。我们的观点，与那些看上去能更清晰地聚焦世界的透镜有些相似。我们以为自己看到了一些东西，并据此得出了我们的结论。而这些结论至关重要，不仅因为它们是我们思考的基石，还因为我们的信念与日后的行为有关。我们的这些信念，不论它们正确与否，都会影响人们的政治参与；而政治，恰恰是底层阶级和中产阶级仍能进行重要互动的少数领域之一。

问题在于，这些关于鸿沟另一侧彼此的错误信念，往往建立在被一代又一代人强化的刻板印象和夸张描述上，这让政治领域的对话举步维艰。更严重的是，对话失败的余波引发了更多的怨恨与误解。在波洛克，那些较为富有的人往往有权有势，他们与工人阶级在关切目标与文化观念上形成了对立，这种局面锤炼了我的早期政治经历。这些冲突和分歧并没有改变不同阶级对彼此的臆想，反而让鸿沟越发加深。当这种对立走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它最终改变了我们社区的面貌。 

道德景观

我们乐于把我们信奉的大多数信条归功于自己——而且连那些我们几乎毫不费力地继承而来的也不例外。我们把那些“二手”的价值观当成荣誉勋章戴在身上，向身边的人展示我们对重大原则的深入了解，展示我们与那些废物之间的区别；他们的唯一用处，就是衬托我们这些人的开明和有见识。面对和我们存在分歧的群体，为了把他们的规模缩小到更好对付的程度，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左翼疯子”“托利党渣滓”这种污蔑之词，还有最近出现的“社会公正斗士”等诋毁的话。因为只有不受质疑的信条才更便于坚持，所以，对质疑的不屑一顾已经成了反射性的行为，就跟眨眼和呼吸一样。握紧手中枪，以牺牲其他一切想法为代价，这似乎就是游戏的目标。 

但是，如果你在私下重新考虑自己在某个问题上的立场，又会怎么样呢？如果出现了新的信息呢？如果你的看法因为某些生活经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或者你的兴趣爱好变化了呢？也许你的智识水平近来突然大幅提高，冲出了弥漫着浓重的大麻烟雾、浸透着酒精、生活糜烂的二十多岁呢？也许你结识了新的伙伴，逃离了不良社交圈子的影响呢？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我们都会迎来不可避免的改变。只有在我们需要做出选择的地方，才能看出我们抗拒改变的力度。我们都知道坚持原则意味着什么，但接受信条发生改变这个事实，又是怎样一种过程呢？你在成长，变成了不一样的人。有些人有了孩子，有些人经历了濒死体验。有些人找到了新工作，有些人找到了灵魂伴侣。而对我来说，清醒起来，学着保持清醒，理解自己为什么总是闷闷不乐，这个过程影响深远，改变了我的人生。实际上，假装自己未曾改变，恐怕比接受改变更加困难。因为我的改变，我和过去的朋友、盟友站到了对立面，否认这一点便是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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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根本性的思想转变中，我们需要去反思人生中的一切，包括自己过去和现在的一切看法。我曾连续多年顽固地抗拒这种彻底的重新评估，但是，为了学会清醒地生活，我最终放弃了抵抗。而且，如果不能理解自己政治生活背后的动机，你就无法正确地认识自己。 

我一直把自己的政治原则当作正直与美德的代表，但直到我剥离了层层伪装，放下了一直以来的自我欺骗之后，我才意识到，事实恰恰相反。 

我的左翼信条是从他人那里继承来的，就和人们继承一个头衔、一种宗教一样。我敢肯定，我的这种情况并非孤例。这些信条当中，有很多给我带来了正面影响，而且对社会大局也有益处，但是，假如我出生和长大的社区中盛行的是另外一种意识形态——比如基督教或保守主义，那么我接受的也许就会是另一种思想，而且我会同样坚定不移。 

我们的信条来源于偶然的机缘，也来源于我们的选择和善念，但这样的事实并没有妨碍我们带着一种天然的道德优越感四处游走。只有我是这样的吗？尽管很难承认，但对于我们当中的大多数而言，如果我们能审视自己在公共场合滔滔不绝的陈词滥调，真正地反思自己的信条，揣摩自己的傲慢心理，就很有可能从中找出不少虚荣的元素。我们声称自己的价值观有利于他人，但那些价值观往往刚好也对自己有利。以社会主义为例，按照我的理解，社会主义的宗旨是让每个社会成员过上得体的生活。但说句实话，这并不是我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主要动机。如果坦诚面对自己的目标，我想说，真的不是。我只是不喜欢过穷日子罢了。我感觉自己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受到了排斥，认为中产阶级应当为此负责，我想重组社会，好让自己离开底层。我也许曾经相信过，这是为了其他人的幸福，但其实我私下里想的却是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碰巧的是，除了我之外，还有很多人也想要追求同样的东西，我们有着一致的个人私利，这为我们带来了一种令人宽慰的错觉，好像我们在为利他主义事业而集体奋斗。 

尽管如此，我真心相信，身为社会主义者，意味着我比社会民主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更具道德感，更富同情心。从本质上说，我只是接受了自己接触到的第一种信念，从未想过走出我那土生土长的意识形态田园，去探索更为广阔的思想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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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造就了一个个传播各自信条的公共平台。通过帖子和状态的更新，我们宣扬自己的观点，指责“另一拨人”，这些都被记录在案，可以检索、回溯。似乎所有人都坚信，自己的信条正确无误。在社交媒体上，很少能见到有人谦逊地承认他们在某些问题上的错误、宣布自己犯了改弦更张的弥天大罪、宣布与错误的信条决裂。我们极少能见到有人改变自己的主意，这也许正是我们当中很少有人那么做，至少是承认那么做过的原因。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改变主意是怎样一种过程，只能固守自己的世界观。你也许会认为有些人是错的，但难道你在私底下从未思考过他们的理由吗？在为自己坚定不移的政治观点添砖加瓦之余，难道你的胸中从未泛起过一丝疑虑吗？难道你从未犯过一些重大的过错，促使你反思其他可能的错误吗？ 

在饱受政治部落主义、宗教部落主义困扰的全球文明之中，不时地反躬自问，本已属于激进的政治举动。我们这些“好人”发现，自己不但总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而且总是掌握着正确的论断，这是否太过巧合？在无垠的宇宙中，在一颗存在了数十亿年的行星上，我们永远正确的概率很低，不是吗？这太过偶然，不是吗？仔细想想，你就会发现其中的荒唐之处。怎么会有人一面坚信自己博学多闻，一面理直气壮地大讲这种神话？如果你不能每天至少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荒唐可笑，又怎么能说自己进行过思考呢？可以说，承认错误和修正航向，要比固执地认为自己永远正确更有意义。 

紧握钢枪的人们自诩正直，但实际上，他们把他人传授的信念归功于自己，只是为了满足私利。无论那些信念多么陈腐、多么丑陋，他们都始终心怀自豪。我的妈妈总是错误地认为，自己能控制酒瘾并享受饮酒之乐，而且就算在被诊断出绝症之后也依然这么认为。我发现我和她一样，很难看穿某些幻觉是由强烈的自我欺骗所营造出来的。曾经有段时间，如果有人胆敢说，在一定程度上，我那混乱的生活是自己造成的，胆敢说出那种激进的想法，即作为一个人，我对自己的处境负有一定责任，不能总是把自己的所有问题归咎于社会，我就会大为光火。 

本文摘自《英国下层阶级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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