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

辛弃疾早年与党怀英齐名北方，号称“辛党”。青年时参与耿京起义，擒杀叛徒张安国，回归南宋，献《美芹十论》《九议》等，条陈战守之策，但不被朝廷采纳。先后在江西、湖南、福建等地为守臣，曾平定荆南茶商赖文政起事，又力排众议，创制飞虎军，以稳定湖湘地区。由于他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故而屡遭劾奏，数次起落，最终退隐山居。开禧北伐前后，宰臣韩侂胄接连起用辛弃疾知绍兴、镇江二府，并征他入朝任枢密都承旨等官，均遭辞免。开禧三年（1207年），辛弃疾抱憾病逝，享年六十八岁。宋恭帝时获赠少师，谥号“忠敏”。

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为志，以功业自许，却命运多舛，壮志难酬。但他始终没有动摇恢复中原的信念，而是把满腔激情和对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的关切、忧虑，全部寄寓于词作之中。其词艺术风格多样，以豪放为主，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典故入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现存词六百多首，有《稼轩长短句》等传世。

辛词现存六百多首，是两宋存词最多的作家。其词多以国家、民族的现实问题为题材，抒发慷慨激昂的爱国之情。辛词以其内容上的爱国思想，艺术上有创新精神，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与辛弃疾以词唱和的陈亮、刘过等，或稍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都与他的创作倾向相近，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浩大的爱国词派。后世每当国家、民族危急之时，不少作家从辛词中汲取精神上的鼓舞力量。

辛弃疾词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战斗精神。辛词的爱国思想与战斗精神首先表现在他对被分裂的北方的怀念和对抗金斗争的赞扬上。他词里不但经常出现“西北有神州”“西北是长安”等句子，还强烈表现他不能忍受南北分裂的局面。他在《贺新郎·用前韵送杜叔高》词中说：“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销残战骨，叹夷甫诸人清绝。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比较突出地表现这种思想。他青年时期曾直接参加北方人民的抗金斗争后来在词里还经常想起这种“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燕兵夜娖银胡䩮，汉箭朝飞金仆姑”（《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的战斗生活。而且每每以“整顿乾坤”的豪情壮志鼓励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如韩元吉、陈亮等。在历史人物方面，他称赞为中国开创长期统一局面的“西都人物”，鄙薄苟安江左的“王谢诸郎”，赞扬廉颇、李广、邓禹、马援等为国立功的英雄，鄙薄因人成事的李蔡，清谈误国的王衍，同样是这种思想精神的表现。其次表现在他对南宋苟安局面的强烈反感上。他讥南宋小朝廷是“剩水残山无态度”（《贺新郎·把酒长亭说》），是“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讽刺那些小朝廷里人物是“江左沉酣求名者”（《贺新郎·甚矣吾衰矣》），是“学人言语得人怜”的秦吉了（《千年调·庶庵小阁名曰卮言作此词以嘲之》）。甚至还骂他们为瑟缩在堆的冻芋与寒瓜，比他们为透过一线壁缝所看到的在阳光里飞舞的灰尘。这不但揭露南宋统治集团的腐朽本质，对历史上一切没落的统治阶级说，都有它的典型意义。他在隐居带湖、瓢泉时热爱陶渊明的诗，但他并不像一些封建文人那样称许他为司马氏一姓守节，而特别看重他和当时没落王朝士大夫不合作的倔强性格。他的《水调歌头·九日游云洞》词：“今日复何日，黄菊为谁开?渊明漫爱重九，胸次正崔巍。”他的《贺新郎·题傅岩叟悠然阁》词：“晚岁凄其无诸葛，惟有黄花入手，更风雨东篱依旧。陡顿南山高如许，是先生拄杖归来后。”这是陶渊明“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与子俨等疏》）这一面性格的夸张，同时更好地显现了作者的精神面貌。第三表现在他志业、才能上的自负和怀才不遇、有志无成的不平上。辛弃疾是在对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人物，他自写青年时的气概是“横槊气凭陵”（《念奴娇·双陆和陈仁和韵》），是“横空直把曹吞刘攫”（《贺新郎·韩仲止判院山中见访》）。他晚年写的《生查子·题京口郡治尘表亭》词更羡慕夏禹的“悠悠万世功，兀兀当年苦”。可是由于他的志业、才能在南归后一直不能实现和发挥，这就不能不在词里表现他的愤慨和不平。他和汤朝美的两首《水调歌头》词：“笑吾庐，门掩草，径封苔。未应两手无用，要把蟹鳌杯。”“短灯繁，长剑铁，欲生苔。雕弓挂壁无用，照影落清杯。”正是这种思想感情的表现。而象“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鹧鸪天·鹅湖归病起作》）等词句，虽然对现实政治流露了消极情绪，依然含蕴着作者满腹的牢骚，反映封建社会一些有志之士在饱受打击后的精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