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天命之谓性[1]，率性之谓道[2]，修道之谓教[3]。

【注释】

[1]天命之谓性：人的本性是上天所赐予的。命，赋予。性，指天赋予人的本性。

[2]率：循，遵循。道：是指事物运动变化所应遵循的普遍规律。

[3]教：教化，政教。

【译文】

天所赋予人的就是本性，遵循着本性行事发展就是道，把道加以修明并推广于众就是教化。

【思想】

在远古时候的殷周，已经有“天命”的说法，当时的统治者们自称“受命于天”，把自己的想法说成是上天的旨意和命令。我国儒家学派保留有“天命”的思想，例如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就曾说“畏天命”、“五十而知天命”。“天命”一直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

【解读】

秉承天命，天人合一

《中庸》开宗明义，肯定：“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提出“性”、“道”、“教”三项，用以解释“道”的渊源。作者认为：上天以阴阳五行的道理来交付给人，人类运用这些道理来修成诚的美德，这就叫做“性”，人有了性之后，做事遵循它，这就叫做“道”。圣人应当运用“道”去约束民众，对他们的行为加以限制，使做事过分的人回撤，使做事不及的人前进，这就叫做“教”。在作者看来，先有“性”，后有“道”，再有“教”，“性”、“道”、“教”三者是相承的，在逻辑上有着前因后果的联系。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可以说是“天人合一”理论产生的一个源头。这三句话是《中庸》的开端。理解这个开端是我们进入《中庸》的关键。

在这里，“天命之谓性”就是说，人类起源是天之所造，是天的一部分，他所含有的特殊性即人性，是与他的知识（生来就有，区别于动物的天性）联系在一起的。人本身就是一个“仁”。这个“仁”，以他的知识为特征，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萌发的种子，就是“天人合一”的理念。

这里“天命”中所谓的“天”并不是现代人自然意义的“天”。这个“天”，是具有人格意义的至上神。在儒家看来，人自降生之日起，就必须听从“天命”，在“天命”中完成自己，成就每个人异于禽兽的本性，完成“天命”的赋予。

在《中庸》里，“天命”是内在于人的，它不是以外在于人的姿态为人立则，向人提供某种规范，而是直接进入人心形成人性，给人以命令。在这一传输过程中，给令者是“天”，而受令者则是人，人性直接秉承“天命”而来，而“天命”是每个人得以成就人性的直接原因。在这一思想中，人必须完成“天”所赋予之“命”，因为这正是人异于禽兽能成为人之处，亦即人性的成就之基。《中庸》这一思想后来为孟子及宋明儒陆王学派所继承。孟子道性善，曰求放心，陆王曰心即理，便是这一思想的延续与发展。

钱穆先生在一次名为《中国人的思想总纲》的学术文化讲座中，曾这样解释《中庸》开卷的三句话：

“四书里《中庸》的第一句，就说‘天命之谓性’。天命赋予你的，就是人之禀赋，这就叫做‘性’。人受了此‘性’，就在人之内有了一份天，即是说人生之内就见有天命，这不就是通天人了吗？所以中国人特别看重‘性’字。我此次来讲中国的国民性，就是这意思。为什么你的‘性’这样，他的‘性’那样；中国人的国民‘性’这样，西洋人又不这样。这需要拿天时气候、山川地理、历史传习等种种，会合起来讲。简单说来，这即是所谓‘天命’。天在哪里？就在我本身，就在我的‘性’。我的性格，就是天的一部分，我们人就代表着天了。可是一个人只能代表天的小小一部分。你是一女子，便是天性之阴；你是一男子，便是天性之阳。人分阴阳，天亦分阴阳，如昼夜寒暑等。中国的阴阳家便喜欢从这里讲。此处不详说。”

‘率性之谓道。’‘性’可以讲是天性、人性，‘道’亦可讲是天道、人道。率，遵循义。遵循你的天性而发出的，便是人生大道，亦可说是自然大道。饥思食，渴思饮，寒思衣，倦思睡，都是率性，即都是道。违背人性，就非道。魏晋清谈讲坦白，讲直率，把你的内心坦白直率地表现出来，这就偏于道家义。儒家言遵循，工夫便要细密些。但儒道两家还是一义，都是通天人。或许一个种田人比一个读书人更能近于道家言的率性，而一个读书人则需要懂得儒家言的率性。所以儒家要讲修身，而道家在此则不多讲。换言之，道家重在讲自然，儒家则更注重讲人文。率性之谓道，亦即天人合一。”

‘修道之谓教’。人道需包括天地及社会人群，故需随时随群而修。周公所讲的道，孔子出来修，以下仍需不断有人起来修，此便是‘修道之谓教’。亦即是司马迁所谓通古今之变。有变便需有修。但尽有修，还是这一道……修道之‘修’，有修明义，有修正义。周公讲的道，孔子起来修正，又继续有孟子、董仲舒起来把孔子之道修明修正。另一面说，庄子、老子亦来修正孔子之教。所以《中庸》开始的三句话，实是含义无穷。

”的确如此。这三句话听起来简单，但是它的含义却极为深奥。它不是针对现象界所作的描述，而是基于长远的传统与独到的见识，对于人性的本质所作的论断。这是一种信念，但它不是没有根据的信念，这种信念不是由经验归纳而得，但却可以用来说明人的主要经验。换言之，人之所以构成如此的人类世界，既要求分辨善恶，又要求行善避恶，好像真有一种命令在其中主导，其原因正是《中庸》所要说明的。

【解读2】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每个人开蒙启智之后，都会好奇地探寻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但总是不得要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哲学意味的经典，《中庸》开宗明义，回答了世人普遍关心的问题：天命之谓性。这句话说得言简意赅，玄远深邃，颇难理解。要想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必须参透“天命”和“性”两个关键词。

在科学昌明的当今社会，我们尚且不能回答生命起源的问题，就更不用说两千多年前的古人了。所以，先哲把生命和人类智慧的起源笼统含糊地归结为“天命”。那么什么是“天”呢？姑且理解为宇宙世界的最高主宰吧，类似于西方的上帝。但是，儒家的“天”不同于上帝，它在赋予人生命的同时，也赋予某种需要个人来完成的使命，这便是“天命”了。换句话说，《中庸》认为，人是肩负着某种使命降临人世的。更为奇特的在于，当上天赋予人“性命”之后，人便有别于其他动物，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自觉完成使命的能动性。故而，《中庸》视野下的人，能够感知天命，发挥自己的才能智慧，主动地体认、回应并完成上天的使命，成就自己圆满的人生。

在赋予人使命的同时，上天也同时给予人类共同的智慧和独特的个性，“使命”“共性”“个性”的综合，便是《中庸》所说的人之“性”。所谓“共性”，是说每个人的生命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与芸芸众生完全相同的，比如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比如饥餐渴饮的基本欲求，比如喜怒哀乐的情感流露，等等。所谓“个性”，是说人的天性中还有一部分是自己独有的，比如性格爱好、饮食习惯，比如精神气质、先天禀赋，等等。每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正是因为禀受于天的、生来具有的这些资质，才能得以完成上天的命令，实现生命的价值。

这些道理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答案是通过圣人了解的。圣人负有特殊的使命，他们以其特殊的禀赋，洞察宇宙世界的本源，比常人更明确地感受到人类的“天命”，并掌握了体认天道的具体路径。他们总结宇宙世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阐述人们修身养性的方法，解说构建和谐社会的策略，引导人们获得成功，这被称为“圣人之道”。上天就是通过圣人把这些道理传播到人间的。

与圣人不同，世俗之人的成功，在于领悟圣人之道后，充分发挥自己能动之“性”，修成崇高品德，感化周围民众；磨砺杰出能力，造福社会国家。要想达成这样的目的，需要我们“率性”而为。“率性之谓道”，这便是《中庸》给世俗之人指出的成功之道。也就是说，我们要想获得人生的成功，必须认清自己的“天命”和“个性”，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完善自己的性格，提高自己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建功立业。

“人啊，认清你自己！”这是几千年前古希腊阿波罗神庙上雕刻的名言，被芸芸众生奉为圭臬。可是，这句话对于如何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目的是什么、怎样实现人生价值，都没有述及。而“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则清晰地告诉我们，要从天命角度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目的是实现人生使命，达成人生圆满的途径是“率性而为”。相较古希腊名言，《中庸》的见解不仅同样高深，而且更为丰富全面。

古罗马皇帝哲学家马可·奥勒留在其哲学著作《沉思录》中曾经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人最智慧的生活，就是顺应自己的天性去生活……”而依据《中庸》理论，则可以说，人的成功便是正确定位人生，发挥出自己的无限潜能而有所作为。

【原文】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1]，莫显乎微[2]。故君子慎其独也。

【注释】

[1]见：通“现”，表现。隐：隐蔽，暗处。

[2]微：细事。

【翻译】

道，是不可以片刻离开的，如果可以离开，那就不是道了。所以，君子就是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也是谨慎小心的，在没有人听见的地方也是有所戒惧的。要知道，最隐暗的地方，也是最容易发现的。最微细得看不见的事物也是最容易显露的。因此，君子要特别谨慎一个人独居的时候。

【思想】

道德是心中的事情，不是装装样子做给别人看的。所以，如果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忽视对自己心灵和行为的约束，就会逐渐滋长出大毛病来。“慎独”强调的是，心中必须具有某种信念，这样才能在别人看不见、听不到的情况下，说话做事也符合道德规范的要求，这可是一种非常崇高的境界。

【解读1】

君子慎其独也

“慎独”是什么？它是一种高尚的品质，一种修养的境界，一种自律的精神，一种坦荡的胸怀。所谓“慎独”，是指人们在独自活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凭着高度的道德自觉，按照正确的规范行动，而不做任何有违信念、原则之事。它是衡量一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标准。“慎独”二字，其实还可以分开来讲：“慎”是指小心、细心、谨慎，是对自己的言行举止负责任的态度；“独”并不是孤独或者寂寞，而是有独处而自足之意，是得道之后的超脱淡然。

《中庸》中说道：“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国人重视道德，做事向来也讲究以德服人。古人说德才兼备，德在才之前，可见有时候一个人的德行比才能更受人重视。在中国，人人都知道何为美德，但是对如何培养美德却不甚了解。其实，修德的方法是孔子理论的一个重点，而“慎独”则是众多方法中最重要，也是最有特色的。《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著作，在开篇之初都不约而同地说到了“慎独”。

很多人都认为，道德高尚与否体现在能被大家看得见的地方，在外在的待人接物中做到克己待人就是高尚的君子。殊不知，大家都能看见的，只是表面的东西。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当自己独处之时，对内心的想法感知得最明显。幽暗细微之事，虽然形迹未被人窥探到，然而意念微动之时是否合乎道德，才是最应该注意的。也就是说，要做到慎独，必须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下工夫，这才是慎独的本意。往圣先贤讲慎独，不是着眼于外在的功利目的，而是追求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

慎独绝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做样子而已。人前一个样，人后一个样，那是假道学。一个人平时内心充满肮脏的想法，而外表总喜欢装出一副高尚的样子；或者作了不少损人利己的坏事，却在外人面前试图掩饰。这样做，不是提高自己的形象和修养，而是伪装和欺骗，是人性的迷失和灵魂的堕落。真正的修养，是表里如一，是任何时候不加伪饰的真诚和坦然，是问心无愧的安详和平静。这样的神态气度都来自内在修养，来自慎独。得道的君子即使独处静室，没有人在身边，他的言行举止也是谨慎的，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戒慎戒惧，不敢有丝毫懈怠。明代学者徐溥为了敦促自己修身进德，便找来两个瓶子放在书桌上。每起一善念或做一件好事，就在左边瓶子里放一颗黄豆，每起一恶念或做一件不好的事，就在右边瓶中放一粒黑豆。开始的时候，黑豆多黄豆少。见此情景，他便积极反省，对自己提高要求。

过了两个月，黑豆黄豆的数量开始接近，他便更加严厉督责自己。半年以后，黄豆大大多于黑豆。就这样，徐溥通过严格自我的约束，不断完善品行，提高自己道德水平。徐溥的做法，就是典型的“慎独”。

慎独的精义，在于一个“诚”字。诚是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根本。不但身在众人之间，要真诚待人，而且自己独处静室之时，也要诚于自己的内心，不停地反思自己，改正错误，培养向善的执着力量。

诚于人者，清白无碍；诚于心者，问心无愧，可直面天地鬼神。诚于心，形于外，这样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慎独。

【解读2】

道不可离，君子慎独

慎独是儒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我国古代儒家创造出来的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自我修身方法。

作者强调，对于这伟大的天道，君子即使在众人眼睛看不到的地方，也要谨慎儆戒，不可以有一时的疏忽大意；即便在众人听不见的地方，也是一样。这样，无论是在人前，还是在人后，存向善之心而努力自修的君子必须时时刻刻注意自己德行的修养，而不可以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否则，是不会在德行的修养上有真正的进步的。

这个世界由道、理、义在规范制约着，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归根结底，“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没有什么东西比隐讳的东西更容易被呈现出来被人看见，有些人将自己的凶悍愚蠢藏起来，以为别人看不见，其实是藏不住的，反而因为隐藏而更加凸显出来。“莫见乎隐”，没有什么比所隐藏起来的那些东西更能够显现出来，有人认为很多事情很小，见小利去拿小利，那你今后可能见大利去拿大利，最后可能窃国。“莫显乎微”的意思就是说，极其细微的东西，都会呈现出来，逃不过众人的眼睛。

所以君子一定要谨慎，自己独处的时刻不做坏事，能严于律己，防止有违道德的欲念和行为发生，从而使道义时时刻刻伴随主体之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庸》讲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心灵之“诚”。“诚”的对立面就是本能之“欲”。一个人的私心太多私欲太大，就会处处为了自己去贪婪争斗，就会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中庸》告诫人们，要放弃一些东西，不要做加法，而要做减法。减法就是把自己心中想得到的一切物质的、欲望的、权力名誉的东西放弃丢掉，这样才会成为一个诚实规矩、内心坦荡的人。

儒家的这种自我道德修养，一直是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知识分子奉行的道德法典，说之者极多，真正能践之者甚少。其中有三个人的事迹比较突出：

其一，东汉时被誉为“关西夫子”的清官杨震。他任荆州刺史时，发现一个叫王密的人才华出众，便向朝廷举荐。朝廷接受了杨震的举荐，委任王密为昌邑（今山东金乡县）令。王密对杨震十分感激，他私下拜会杨震，执意送上10两黄金以表谢意，并低声说：“黑夜里，无人知道，您就放心地收下吧！”杨震脸色阴沉，斥责道：“你送黄金给我，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无人知道呢？自古以来，君子慎独，哪能以为无人知道，就做出违背道德的事情呢？”一席话，说得王密羞愧难当，他急忙起身谢罪，收起金子走了。

其二，元初的许衡。据明宋濂等撰《元史·许衡传》记载：许衡字仲平，河南泌阳县人，任过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领太史院事，为中央最高级的学官。他是元代三大理学家之一。他早年“家贫躬耕，粟熟则食，粟不熟则食糠菜茹，处之泰然”。他“尝暑中过河阳，道有梨，众争取啖之，衡独危坐树下自若。或问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乱，此无主。’曰：‘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仍坚决不吃无主之梨。后来，他“财有余，即以分诸族人及诸生之贫者。人有所遗，一毫弗义弗受也”。他一生清廉自守，堪为楷模。

其三，清朝雍正年间的叶存仁。他先后在很多地方做官，历时三十余载。一次，在他离任时，僚属们派船送行，然而船只迟迟不启程，直到明月高挂才见划来一叶小舟。原来是僚属为他送来临别馈赠，为避人耳目，特地深夜送来。他们以为叶存仁平时不收受礼物，是怕别人知晓惹出麻烦，而此刻夜深人静，四周无人，肯定会收下。叶存仁看到此番情景，即兴写诗一首：“月白风清夜半时，扁舟相送故迟迟。感君情重还君赠，不畏人知畏己知。”随后将礼物“完璧归赵”了。

能否做到“慎独”，以及坚持“慎独”所能达到的程度，是衡量人们是否坚持自我修身以及在修身中取得成绩大小的重要标尺。杨震、许衡和叶存仁，他们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坚持操守，自觉地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他们的高洁言行，是值得继承发扬的。

现代社会也一样，我们一定不要以为“不睹”、“不闻”而放纵自己。一般来讲，在公开场合，一些人能够约束自己的言行，不会做出有违法律、有悖道德规范的事。但是，在非公众场合，特别是面对金钱、美色等各种诱惑，有些意志薄弱者可能会不善“慎独”，做出违法乱纪的事，并自认为“没有人知道”，“不要紧的”。分析现在查处的一些腐败分子的蜕变过程，可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从不“慎独”开始的。

一个人做坏事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不外乎内因和外因两个因素所致，就像人生病一样，是人本身的抵抗力、免疫力下降和遭到外界风寒雨湿的侵蚀所致。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下，有的人患病，有的人则不患病，那是因为人的抵抗力、免疫力不相同。因而现在人们都十分注意自己的身体锻炼，为的就是增强抵抗力和免疫力。我们加强“慎独”修养，就如同加强身体锻炼，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免疫力，以抗拒疾病的侵扰一样。“兰生幽谷，不为莫服而不芳；舟行江海，不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义，不为莫知而止休。”加强“慎独”修养，谨慎个人行为，就要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在独处时也要做到表里如一。

要有“三省吾身”的态度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的慎独境界，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这需要“三省吾身”的态度。

内省是做人的职责，人只有通过内省才能提升自己。其实，平心静气地正视自己，客观地反省自己，既是一个人修性养德必备的基本功之一，又是增强人之生存实力的一条重要途径。

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荀子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宋代大理学家朱熹于《白鹿洞书院榜示》中郑重写下“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八个大字，而唐代大文豪韩愈会谆谆告诫其弟子云：“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他们在为人处世和道德学问修养时始终贯穿着“自我反省”的态度，不仅立了功，也立了德，而且立了言，所以被尊崇为圣人，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

自省是一种自我改进和自我激励的手段，只有坚持每日自省才能发现自己的不足，才能及时改正，才能时时勉励自己，鞭策自己，每天进步，永远向前，自强不息。

很少有人能够在屡建新功的情况下仍三省吾身，谦虚谨慎，注重心性修养，因此，最后招致杀身之祸的往往就是由于他们居功自傲、不善自省的性情。

三国时期，邓艾以奇兵灭西蜀后，不觉有些自傲起来。司马昭对邓艾本来就有了防范之心，看他逐渐目空一切，怕久而久之事有所变，就发诏书调他回京当太尉，明升暗降，削夺了他的兵权。邓艾虽有杀伐征战的谋略，却少一点知人、自知的智力，既弄不清楚自己的处境危险，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惹出了麻烦。他只想到自己在魏国的使命尚未完成，东吴还有待他前去剿灭，因而上书司马昭说：“我军新灭西蜀，以此胜势进攻东吴，东吴人人震恐，所到之处必如秋风扫落叶。为了将养兵力，一举灭吴，我想领几万兵马做好准备。”而且，他还喋喋不休地说明自己灭吴的计划，全不知这将会引来什么后果。司马昭看书后内心更疑，他命令临军卫瓘前去晓谕邓艾说：“临事应该上报，不该独断专行，封赐蜀主刘禅。”邓艾争辩说：“我奉命出征，一切都听从朝廷指挥。我封赐刘禅，是因此举可以感化东吴，为灭吴做准备。如果等朝廷命来，往返路远，迁延日月，于国家的安定不利。《春秋》中说，士大夫出使边地，只要可以安社稷、利国家，凡事皆可自己做主。邓艾虽说不上比古人更具节义，却还不至于干出有损国家的事。”

邓艾强硬不驯的言辞更加使司马昭疑惧之心大增，而那些嫉妒邓艾之功的人纷纷上书诬蔑邓艾心存叛逆之意。司马昭最后决定除掉邓艾。他派遣人马监禁邓艾前往京师，在路途中将他杀害。

一世聪明的邓艾由于一时虑事不明，招人疑惧而被杀身亡，他一片苦心，却由于自己不善内省，不明真相，糊里糊涂地被杀死，真是一件令人痛惜的事情。

文治武功的汉武帝却居功不忘自省。汉王朝自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年创建，到文帝刘恒、景帝刘启，前后七十余年的勤政治国，出现了史称“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那时候，牛羊遍野，仓库皆满，太仓之粟“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府库余钱百万，“贯朽而不可校”。汉武帝刘彻就是在这种国富民丰的形势下继位的。

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在统治期间接受董仲舒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太学，网罗人才；颁行“推恩令”，使诸侯王多分封子弟为侯，以削弱割据势力；澄清吏治，设置十三郡刺史，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发布“告缗令”，征收商人资产税，打击不法的富商大贾；采纳桑弘羊建议，把冶铁、制盐、铸钱收归官营；设置平准官、均输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移民西北屯田；实行“代田法”，推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曾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横贯中西的“丝绸之路”，发展了与西域各国的文化经济交流；派唐蒙至夜郎，在西南先后建立了七个郡；用卫青、霍去病为将，进击匈奴，解除了匈奴对西北边境的威胁；又南征百越、东进朝鲜，在那里建立州郡……汉武帝时疆域东、南至海，西到巴尔喀什湖、费尔干那盆地、葱岭，西南到云南、广西以及越南北、中部，北到大漠，东北迤至朝鲜半岛北部，成为亚洲最富强繁荣的国家，真可谓是文治武功，业绩显赫，出现了西汉王朝的鼎盛之世。

然而正是这位在中国历史上立下丰功伟绩的帝王，却在晚年时下了一道反躬自省的《轮台罪己诏》。原来，汉武帝由于连年用兵，以及泰山封禅、挥霍无度等，也带来了国库空虚、徭役繁重，以及农民大量破产流亡的问题。汉武帝对此还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据《资治通鉴》卷二十二载，他曾对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略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一方面强调连年用兵劳民的客观原因，一方面告诫后世若长此以往，是要步秦朝灭亡的后尘的。在他执政的晚年，更进一步认识到多年用兵所带来的严重政治危机，所以当都尉桑弘羊建议，要在西域轮台（今新疆轮台东南）一带屯田准备军需时，他觉得再也不能穷兵黩武扰害百姓了，而应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于是，在深切反思之后，毅然写下了《轮台罪己诏》。他在反省由于长年用兵耗费了国家大量资财后说：“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如今又要“远田轮台，欲起亭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最后明令“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宴令，以补阙，毋乏武备而已。”明确表示，要停止战争，轻徭薄敛，实行“与民休息”的富国政策。《轮台罪己诏》文字虽不多，却显示出一个英明统治者对自己功过得失的清醒认识，他不愧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帝王之一。汉武帝以一国之主至高无上的身份，敢于公开承认治国过失，躬身自省的精神，在我国历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轮台罪己诏》发人深省，令人赞叹。

自己时刻自我反省，犹如面前摆放着镜子，可以使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唐太宗李世民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见得失。”有一次，太宗对大臣们说：“人要看到自己的形象得照镜子，皇帝要想知道自己的过失得靠忠臣。如果皇帝拒绝群臣进谏而且自以为是，群臣用阿谀奉承的办法顺着皇帝的心意，皇帝就会失去国家，群臣也不能自保。像虞世基等为了保住自己的富贵用谄媚的办法侍奉隋炀帝，隋炀帝被杀，虞世基等也被杀了。你们应该记住这个教训，我做的事情当与不当，你们一定要说出来。”如果光靠读读圣贤们的话就能改过向善，诚然善莫大焉，而实际上那不过是一种理想。一个人若不能躬身自省，是听不进别人的话的。正是唐太宗常反省自己，

【原文】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6]；发而皆中节[7]，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注释】

[1]中：指不偏不倚，不过与不及。

[2]发：表露。中（zhònɡ）：合乎，符合。节：法度。

【译文】

人们喜怒哀乐的感情没有表露出来的时候无所偏向，叫作中；表现出来以后符合法度，叫作和。中，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根本；和，是天下共行的普遍标准。达到“中和”的境界，那么，天地一切都各安其所，万物也都各遂其生了。

【思想】

喜怒哀乐，是人人都有的感情，当这些感情进发出来，如果不符合常理，那人的心灵就不谐、不安宁。就好像音乐一样，如果曲调不和谐，就属于噪音污染。

1-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