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是北京人，出生那年（1900年），正是国家水深火热、民族危难之时，所以父亲给我取安乐为名。那个年代，每家每户重男轻女的观念很重。但是，我很幸运。家里人口不多，父亲是私塾的先生，母亲是城中新阳报社老板的女儿，家中还有一个比我小四岁（1904）的弟弟。

　　家中从祖父那一代开始经商，积累了一点薄产，祖父本想让父亲按这条路走下去。可是，八国联军侵华，民族危在旦夕，父亲便放弃了从商。自我记事起，父亲每天都伏在书桌前，来来回回翻着从报社里借的泛黄的书。听母亲说，父亲经常在夜里偷偷点着灯伏在书桌前写着什么。有几次早晨起来，我都看见父亲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手里还握着笔。

　　过了大约三年，有一天，父亲从外面回来，脸上挂着我从未见过的笑容，眼神里满满的坚毅。听到父亲和母亲的对话，我才明白，父亲通过了学堂先生的考验，不久便可以去学堂教书了。那年，我六岁。父亲每天去给学堂里的孩童教书，晚上回来就教我识字，陪弟弟玩。父亲教我认的第一个字不是我的名字——李安乐，而是中國的“國”字。每晚睡觉前，父亲都会对我说，安乐，你要记住，中国是我们的中国，任何人都无法占领。房间里灯光昏暗，可我依旧看见了父亲紧皱的眉头，那是一种我理解不了的“忧”，直到现在我还记得。

　　在父亲的教导下，我虽然没有进过学堂，却识得不少的字。母亲也常常从报社拿一些简单的图书让我看。

　　我十一岁那年，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我记得那天父亲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报纸，对母亲说:“找到方子了！找到了！有出路了！”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只记得那天的北平很热闹。

　　可过了没两个月，父亲就像变了个人一样，一连几天没去学堂，把自己锁在书房里，不吃不喝，母亲劝了好久也没用。后来，还是学堂的刘先生多次劝导，父亲才慢慢好起来。有天父亲和刘先生在书房里谈话，我好奇的贴着窗户偷听，“袁世凯那个卖国贼，还配当中国人吗？中山先生当初太不值了”父亲雄浑的声音响起，“是啊，当初还以为我们马上就找到出路了，谁知他半路杀出来，这么多兄弟的努力都白费了，该如何是好啊！唉！”刘先生应道。

　　父亲是教中文的，刘先生去国外留过学，是教物理的。刘先生和父亲同岁，他家有个儿子，比我大一岁，听刘伯伯说，名字还是父亲帮忙取的——刘耀文。父亲解释说，耀是盼他光耀中华，文是希望他以后从事教育行业。

　　可是，他心里却不这么想。七岁那年，我刚识得几个字，就偷偷跑去学堂偷听先生讲学。那节课先生教了两个字，理想。我在窗外偷听到先生提问他:“耀文学子，你的理想是什么？”

课堂静默了几秒，过一会，他的声音响起:“我想从军，保护国家”。先生带头鼓起了掌，我也跟着鼓掌。

　　之后的三四年，我慢慢长大，父亲也依旧在教书，只是那几年，我从没见父亲笑过，就连教我和弟弟识字的时候，眉头都皱在一起。院中间大缸里原本养着几条金鱼，也渐渐被父亲忘了。每天晚上，父亲都站在水缸前，盯着水面，一动不动，经常一站站几个时辰。我问父亲，他在看什么？父亲只是淡淡的说，表面无风无浪，实则暗潮汹涌。一直到好多年以后，我才懂得父亲的意思，也明白了父亲一直追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