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小记·中国省制·郡县制(一)

郡县制：先秦时期

西周时县大于郡，《逸周书作雒》：“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左传》哀公二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春秋时代一些诸侯国为了加强管理而置县和直接任命一些不得世袭的官员为地方官。后来晋又在国内置郡。由国君任免地方官，这制度使分散的权力层层集归中央，防止因分封而导致分裂。至战国时代这种制度逐渐为各强国采用，逐渐减少分封于贵族的地区。

县制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楚国楚武王熊通。熊通，先楚熊坎的次子，夺得兄长熊旬的王位自立为楚王。在三年之后便想渡江攻打西周在汉中布置的重镇，但是第一次失败了，于是回国养精蓄锐，之后吞并了周围的国力衰弱但物资丰富的权国，改权国为权县，熊通命权王做县尹。权王叛乱。楚王熊通知发兵平乱，将权王带回楚国看管，又在权县选拔人才做县尹。这是中华县制之肇始。

郡制起源于春秋时期的秦国秦穆公嬴任好。嬴任好，秦德公少子，秦宣公、秦成公之弟，被《史记》认定其为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九年（前651），晋公子夷吾（即晋惠公）对秦国使者谈到“君实有郡县”，为秦国设郡的最早记载，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关于郡制的记载。

春秋时代，随着世卿世禄制被官僚制的取代，地方组织也逐渐由采邑制转为县制-郡制。县与郡的出现，同春秋时的政治形势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春秋初期，诸侯国内普遍实行采邑制度。到了中后期，由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和按田亩征收赋税，原有的采邑制度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这时，一些国家在所占有的领地的地方推行由国君直接管理的县郡管理体制。最初的郡大多建于边境地区，区域虽大，地位却比县低。晋国的赵简子曾于公元前493年宣布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左传》哀公二年这是我国历史上推行县郡两级制的开端。这个时候县的建制高于郡。开始时，县和郡都是有国君派官驻守，后来为了扩大兼并和抵御外敌的需要，就成了固定的地方政权组织，有权应变边境的突发事变。发展到了战国时，随着边地日益繁荣，就在郡下分设若干个县，郡在建制上的地位高于县，并逐渐形成郡县两级地方组织。

光有中央政府机构而无地方行政机构，仍然形不成强大的封建统治网络。但建立什么样的地方行政机构，这在秦统一六国之后是经历了一场激烈争论的。以丞相王绾为首的群臣，主张沿用周代以来的封国建藩制度，分封诸皇子为王。他们的理由是有利于统治新征服的六国地区。而廷尉李斯则力排众议，主张废除分封诸侯制度，全面推行郡县制度。很显然，李斯的主张符合专制皇权和统一的要求。因而得到了秦始皇的采纳，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后随边境的不断开发和郡治的调整，增至四十余郡。

郡，是中央政府辖下的地方行政单位，其组织机构与中央政府略同，设郡守、郡尉、郡监（监御史）。郡守，为一郡最高行政长官，掌全郡政务，直接受中央政府节制；郡尉，辅佐郡守，掌管全郡军事；郡监，掌监察工作。

郡以下设县或道。县是秦朝统治机构中关键的一级组织，是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机构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个单位。满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不满万户的设县长。令、长为一县之首，掌全县政务，受郡守节制。县令下设尉、丞。尉，掌全县军事和治安；丞，为县令或县长的助手，掌全县司法。

县以下设乡、里和亭。乡和里是行政机构，亭为治安组织。乡设三老、啬夫和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和税收，游徼掌治安。乡以下为里，是秦国最基层的行政单位。里设里正或里典，其职能除与乡政权职能大体相同外，还有组织生产的任务。此外，还有司治安、禁盗贼的专门机构亭。秦规定，两亭之间相隔十里，设亭长。亭遍布于城乡各要地。乡里的作用逐渐强化，并超过郡县，民间有知乡里不知郡县的说法。

春秋时期已有县、郡的设置。春秋的县可分为两种类型：楚和秦的县都直属于君主；晋、吴的县多是卿大夫的封邑。两者都是直属于国君的别都，具有边防重镇的作用。楚武王灭掉权国，将其改建为县，是为设县之始。春秋后期，县制开始逐渐推行于内地。战国时期，县的设置已较广泛，并转变为作为地方政权而实行官僚制度的县制。县令为一县之长，由国君任免。县之下有乡、里等作为国家对居民进行控制的基层组织单位。郡的设置要较县为晚。秦穆公九年（前651），晋公子夷吾（即晋惠公）对秦国使者谈到“ 君实有郡县”，为秦国设郡的最早记载。而后，晋、赵、吴相继设置了郡。这一时期的郡地位比县为低，但县与郡之间并无相统属的关系。到了战国时期，有名可考的最早设置的郡当为魏文侯时的西河郡（吴起曾为西河守）、上郡和楚悼王时的宛郡。随着边防设郡之地逐渐繁盛，内地的县逐渐增多，需要建立起更高一级的管理机构，于是就形成了郡、县两级制的地方管理体系。郡守为郡之长，多由武官充任，有征兵领军之权。至战国末年，各国郡县的设立已很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