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水碎碎搬运爱看不看

收到张泽禹结婚请柬的那天是周五，傍晚，西边的落霞正从粉橘变成浅紫色，淡白色的月亮低低地浮现在了东边天空，几个初中生按着清脆的车铃嘻嘻哈哈地骑着单车从我身边穿过，带来了一阵临近夏至的晚风味道，那只是混杂着青草地和潮湿泥土的淡淡香气，却已经足够勾起人们对夏天的记忆。我不禁驻足望了眼那几个孩子渐渐远去的背影，像过去的很多个我和很多个你，笑音似乎仍在风里流转着，我有点恍惚，下意识捏了捏手里装着请柬的泡泡纸袋，在一阵清脆的爆破声中，才回过神来。

我今年二十六岁，张泽禹同样，说来我们认识的时间已经比我们不认识的时间不知不觉多出了好几个年头。小学时我俩都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从一南一北转学到重庆读书，又分外巧合地去了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甚至还因为都姓张，一开始被同学误以为是兄弟。

张泽禹这人从小就机灵大方，在班上很快和大家打成一片，而我却因为人生地不熟外加想念老朋友的缘故，时常扭捏，格格不入。如今想想，要不是我从小身材就比同龄人略微魁梧一点，那时候很容易被排挤欺负吧。好在这种青黄不接的尴尬并未持续很久，而打破它的人正是张泽禹。

那是一节体育课，老师让全班两两自由组合做仰卧起坐，我站在原地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心里暗自抱怨为什么不按学号安排。下意识瞥了一眼张泽禹，好几个人围着他说组队，他笑得眼睛眯成两道弯弯的月牙，一种奇怪的酸涩涌上我心头，起初我以为这种感觉叫嫉妒，后来这种感觉多了我才明白，这叫吃醋。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我俩应该是一个阵营的，同样是转校生，同样背井离乡，同样听不懂他们的重庆话，他是我来重庆后认识的第一个同龄人，甚至都不是重庆人。

其实入学之前我俩就见过一面。当时父母带着我到学校办转学手续，大人们准备材料忙前忙后，我只得无所事事地在走廊闲逛。远远看见走廊的另一端有一个小小的身影，乍一眼还以为是只小狗，我带着玩心蹦跳着靠近，仔细一瞧，才发现是个蹲着看地面的小孩儿。他听见我脚步，抬头看着我，圆溜溜的眼睛倒真有几分像小狗了。他冲我笑了笑说：“哈喽呀。”这突如其来的热情竟有些打动我，我弯下腰在，两手撑在膝盖上，想瞧瞧他在看什么。

地面上，是一小块面包屑，一群蚂蚁正围着这场饕餮盛宴。他往面包屑边缘指了指说：“这只不一样。”我看了眼，的确，那只蚂蚁的颜色比其他的浅了很多，所以即使他只是朝那个方向一指我一眼就知道是在说哪只了。我对蚂蚁的颜色倒没什么研究，于是信口开河说：“可能它是只有病的蚂蚁吧。”话音刚落，就迎上张泽禹扭过头的上目线，他用意外认真的表情说：“它不是。”我虽然不知道他这瞬间的坚定从何而来，却在心中有一丝懊悔仿佛刚刚说了傻话。他又埋下头，望着那群小蚂蚁，像在对我说，又像自言自语地补充道：“它只是有点不一样。”

那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都没有来得及询问彼此姓名，爸妈拿着一些签字文件从办公室出来，朝我喊了一声，我就头也没回地跑过去了。原本我只当做这是同过去很多次一样的，和一些陌生人的擦肩而过，没想到，那就是后面很长很长一段故事的开始。

后来我知道一个理论叫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大致是说，当下的瞬时记忆最清晰，然后随着时间从大刀阔斧的忘却走向稳定的模糊。奇怪的是，和张泽禹的初见却随着时间推移在我脑海里越发清晰，甚至清晰到身临其境。那是好几年之后，一直到现在，我都能清楚地记起，那天他扭过脖子抬头看向我的眼神，他说，你不是，他说，你只是有点不一样。

可能正是因为这提前的碰面，当开学时我和他被同一个老师领进同一间教室站上同一个讲台要求做自我介绍时，我徒然生出一些归属感来，原来我不是一个人，这里也不是一个我完全陌生的世界，尽管当时我连旁边这个被我划进自己不陌生领域的人的名字都还不知道。

张泽禹穿过人群向我投来的目光打断了我的发呆，我才反应过来自己还没有人组队做仰卧起坐。我不知道他笑咪咪地和旁边的人说了什么，总之，其他人就散开了，他朝我走了过来。

“张极，你要不要和我组队？”张泽禹比我矮了一大截，走进了说话总是要抬一点头才能对上我眼睛，我心虚地躲开他眼神，扭扭捏捏地说：“不是有很多人想和你组吗？”

“就是闹着玩的，其实他们都有自己最好的朋友。”张泽禹说。

“那你呢？你没有最好的朋友吗？”我试探一般地看着他。

“现在还没有诶，毕竟他们都认识这么久了，我才刚来嘛。”他笑了笑，嘴上说得一副不甘心，但看得出来他其实并没有太放在心上。“而且我都听不懂重庆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明显比前面更遗憾的样子。

“那正好我俩可以当最好的朋友。”我小声嘟囔了一句。

“什么？”

“我说，正好我也听不懂重庆话。”

“我刚刚怎么听到某人说要和我当最好的朋友呀？”张泽禹歪着头装出一副疑惑的样子。

“听到了还问！”我恼羞成怒地跺脚，举起拳头，又舍不得打在他的小身板上，只朝着空气虚晃一枪泄愤。

从此，我们就成了最好的朋友。我们上课传过小纸条，有一次居然扔进了数学老师的领子里，两个人吓得咬紧牙关，还好数学老师只是扭了两下，揉成一小坨的纸团就从他身后掉了下来，此事让我俩狠狠地虚惊了一场，元气大伤，遂终结了我们的小纸条事业。还有儿童节，我们一起上台表演了一首歌《改变自己》，两个人都有些紧张，在台上像铁板上的小泥鳅一样蹦来跳去，我妈当时录了视频，居然还刻成了光盘，甚至在过年当着亲戚朋友放过一次，最后那张光盘带被我藏在了自己床下的铁盒子里，那时候王力宏还被叫做优质偶像。我最喜欢上的是阅读课，因为我俩都会悄悄溜到图书馆的三楼，缩在最后一排书架后面看漫画，其实主要是我爱看漫画，张泽禹就拿着本其他书陪我，那时候《火影忍者》距离完结还有好长好长的时间，三楼的漫画好像永远都看不完，可惜再后来我们就小学毕业了。

小学毕业照上他站在我前面一排，我在他头上比了一个耶，一直到照片洗出来他才发现，追着我满走廊跑，两个人横冲直撞，结果被教导主任抓住在宣传栏罚站了小学生涯的最后一节自习课。

我以为我们会像其他同学一样，理所当然地一起上这边的公立初中，结果暑假的时候我爸告诉我，准备把我送去读私立学校。我一听就慌了，说凭什么不让我读公立。我爸被我整无语了，说：“我们是外地人，上不了公立。私立可比公立贵多了，你这孩子怎么分不清好坏。”我那时候才不管这些，只怕要和张泽禹分开了，可劲儿闹我爸别让我上私立。我妈不愧是我亲妈，一眼就看出我那点小心思，说：“你那个好朋友，叫张泽禹吧，我记得他也是外地转学过来的呀。”我妈这话让我醍醐灌顶，对耶，张泽禹老家在哈尔滨，他也是转学过来的。我一拍脑门儿，居然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

那天晚上我往张泽禹家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他妈妈，我说：“阿姨晚上好，我是张极，找张泽禹。”张泽禹妈妈让我稍等一下，我在电话里听到她喊：“小宝，你的小同学给你打电话了。”还好她看不见我当时的表情，不然就会看到一只撅着嘴的河豚。我心里不爽地想：我才不是小同学，我是他最好的朋友哩。

张泽禹在电话里跟我说，他要上五十七中，因为家里正好有个亲戚在五十七中当老师，算有点关系，加上他成绩还行校方也挺乐意收的。我说，那我也要上五十七中，我们还要一起读书。

我把这事儿跟我爸讲了，我爸喝了口他的小酒，拍拍我的肩膀说：“你读，你去读，等开学你背着书包就可以去了。”我笑开了花，整个人搭在我爸肩上作出阿谀奉承的狗腿子样。我爸这时却画风一变，把我扯开说：“你这孩子是听不懂反讽吗？”我脸一下垮了下来，幽怨地看着他埋怨道：“是谁最爱吹嘘自己朋友遍天下？怎么孩子想读个书都读不了啊。”我妈看热闹不嫌事大，这时候居然还在旁边笑，说：“老张，叫你平时少吹牛，现在被逮到小尾巴了吧。”我又噘着嘴看向我妈，心里难过坏了。

只见我妈这么一说，我爸立刻就换了个样子，一脸怒其不争的表情看着我道：“不是你爸我没能力让你上，是没必要懂吗？咱们花钱可以正大光明上很好的私立，靠关系也可以厚着脸皮去更好的公立，根本没必要去五十七中。”我一听就更炸了，跟我爸顶嘴：“你这个人怎么就这么功利呢！”我爸也火了，扎实往桌上一拍，说：“我功利？是你没出息！今天为了同学这样，明天成老婆了是不是要把爸妈赶出家门啊？”我妈拉着我爸，捋了捋他的背，叫他消消气，说孩子重感情又不是坏事，何况人家那是男同学，瞧你说的什么胡话。

我着实被我爸这一怒给吓到了，眼泪憋在眼睛里打转了半天才敢流下来。

我妈拉着我进了自己房间，我默不作声一个劲儿掉着眼泪，我哭不全是因为我爸，更是想着以后再也不能和张泽禹一起上学了。就像当时体育课时他说那些人都认识这么久了，时间的确在年少的友情里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成分。如果我们以后分开，一定会有其他人替代我成为他最好的朋友。我不愿意。

我妈给我抹了抹眼泪，哭笑不得地说：“我跟你爸都挺聪明的呀，怎么就生了你这个憨憨。”她搓着我肉嘟嘟的脸接着说，“你爸刚刚都松口了，你还非要去招惹他。别哭了，妈妈帮你劝劝你爸，不就是去五十七中读书吗，多大点事儿啊，哭成这样，都快变成猪头了。”我破涕为笑，鼻涕泡糊了我妈一手，被她一脸嫌弃小跑出门。

我总算知道为啥古代皇帝规定后宫不得干政了，这枕边风确实比我的殷勤耍赖都管用。第二天吃早饭，我爸一边剥鸡蛋一边说：“我在五十七中附近给你租了个房子，平时阿姨会去照顾你，周末记得回来陪你妈。”我受宠若惊地抬头先看了眼我妈，她给我使了个“看我厉害吧”的眼色，我给予了她眼神的肯定后，收敛住呼之欲出的喜悦心情，故作淡定地点头说：“嗯，谢谢爸。”当然后面我爸还进行了一连串领导式发言，可惜我只是做作地点头附和，实际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就是了。我的心早已飞到张泽禹身边，想亲口告诉他，我们又可以一起读书了！

本来觉得能继续和张泽禹一个学校我就已经很知足了，没想到我们居然还分到了同一个班。我快乐地发狂，在分班表的粘贴栏前又喊又跳，张泽禹则站在一旁无奈地看着我抽风，还得对着往来侧目的人群微笑着致以歉意，他什么都没说，但我总感觉好像他对这个结果一点也不意外。

我不知道我爸找的哪层关系，总之班主任居然格外关照我，开学第一天对我亲切得仿佛我已经师从她好几年一般。这让我或多或少有些不太自在，尤其是当这种特殊待遇已经明显到让其他同学对我产生了闲言碎语。那天轮到我值日，被班上某个刺儿头阴阳怪气了一句：“哟，大少爷怎么还亲自擦黑板啊。”

俗话说得好，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总之，那天我就爆发了。我抄起黑板擦就往那刺儿头小子头脸上一顿盖，粉笔灰扑了他满脸活像京剧里的丑角。那人也就嘴巴厉害，体格瘦弱像个猴精，自然敌不过我的体能压制（尽管张泽禹后来对此战役的评价是体重压制）。我本以为这是我改变风评的好时机，就像少年漫画里主角和反派打完一架后一顿嘴炮输出，反派就顿悟了自己的愚蠢。可惜我虽然看了这么多漫画嘴皮子却一点长进都没有，这场闹剧最终以有人打小报告找来了班主任收场。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辩解，班主任二话不说就把灰头土脸的刺儿头拎到门口罚站去了。刺儿头偷偷冲我翻了个白眼，而我刚才打架时的威风一下子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羞愧如潮水。放学后，我闷闷不乐地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张泽禹从前面转过来趴在我桌上，什么都没说，只是安安静静地看着我。

“我今天厉不厉害？”我趴在手臂上看着他。

“厉害。”他点点头说。

“但我怎么一点都不开心。”

“因为你太善良了。”他用手指勾了勾我眼帘前的刘海，“但不是你的错，张极。”

“那是刺儿头的错吗？”

“也不是刺儿头的错。”他点了点我的鼻子。

我们都不再说话，因为心里都清楚，如果既不是我的错也不是刺儿头的错，那就是老师的错。正因如此，才更没有办法，拳头也好，言语也好，一切沟通手段都是建立在平等关系的基础上，说得简单点，孩子有孩子的社会。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同龄人的矛盾，却没足够的话语权与成人世界抗衡。

我们都太小了。小到可以忽略掉内部矛盾，小到可以不计较是非对错，小到可以无视那些敏感脆弱的心。最后，我们这些不被温柔以待的小孩，也没办法温柔对待我们的小孩。由此，形成了命运的莫比乌斯环。

我记得那天傍晚的火烧云绵延了半边天空，教室一面墙的窗户都被那瑰丽的颜色占据，张泽禹坐在窗边的桌子上，两条细长的小腿晃动着，他朝我一指说：“这是我最喜欢的颜色。”我愣了愣神，低头看见自己的白衬衫被夕阳染成了橘红色。

他陪我在教室待了好久，直到初三第一道晚自习铃声响起，我俩才推着单车走出学校。红色的潮水已从天边退去，淡紫色的天幕中泛着零落的白色晚星，迎接着即将到来的黑夜。

我爸租的房子离学校很近，走路也要不了几分钟，张泽禹家远一些，骑单车得花二十多分钟。我们住在学校的两个方向，出了校门就得一南一北地走。所以我偷偷买了辆自行车，每天都借口顺路和他骑上一段，再一个人掉头骑回去。

叮铃铃——

张泽禹骑上车正要踩踏板，听见我在后面按出的车铃声。他回头不知所以，我又按了一下车铃，清脆的金属敲击声仿佛可以穿透整个时空。

“你做啥子？”他说着一口难辨真伪的重庆话。

“你今天要不要去我那儿？”我问。

“我爸妈都不在，是我爸给我租的房子。”我补充道。

张泽禹歪头思考了一下，说：“周末再去。我得跟我爸妈报备一下。”说完，踩着踏板一下蹿出几米远。我在后面忙不迭地骑上车，一边喊着“等等我啊”追了上去。

等我升到初二，班主任对我就没有以前那种好脸色了。倒不是我因为逆反心理特意要跟她作对当个坏孩子什么的，何况我也不算是班上最调皮捣蛋那类学生，只是不怎么爱学习而已。开家长会的时候班主任在我妈面前告状，说我作业总是乱写，就连上课讲过的题都不会，把数学老师气得饭都吃不下。我之前也说过，我妈不愧是我亲妈，她一边把买的礼物塞给老师，一边满脸担忧地说：“是不是作业布置得太难了啊？”活了几十年的班主任可算懂了什么叫慈母多败儿。

不过这样一来，刺儿头那些人对我倒没有以前那么刻薄了，有时候大家一起被数学老师揪出来罚站的时候，还能生出一丝惺惺相惜的共鸣来。我说这叫做塞翁失马，张泽禹说我这叫得不偿失。我没觉得有什么偿不偿的，至少我是真的自在了许多。

那时候张泽禹的成绩也只能说马马虎虎，数学和物理倒是突出的好，因此一向看我不顺眼的数学老师每次看他和我走得近就一副“奈何明月照沟渠”的表情。但他英语突出的差，不，烂，在我后面那种烂。我很纳闷，为什么一个连数学都能学好的人居然学不好英语，他对此的解释是，他懒得背单词。他不仅懒得背单词，他还懒得背古诗词，懒得背政史地，总之就是，张泽禹讨厌背书。

那时候我可真是一点学习压力都没有，周末回家爸妈也只会关心我吃得好不好，一个人住习不习惯，甚至我爸偶尔想提一嘴学习的事也被我妈堵回去，说孩子一周才回来一次别扫兴。我以为这叫做神仙日子，殊不知全是日后的业债，学业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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