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选择是？（一）

　　1948年10月12日，中原野战军某纵队某团团长张乐平带领四人潜入县城企图打入内部切断敌人补给，拔掉面前这个困扰部队两个多月的“钉子”，但计划遭到叛徒暴露，张乐平壮烈牺牲，无奈只能让副团长继任指挥，派出劝降官，争取减少伤亡。

　　劝降官经验丰富，曾经靠一张嘴劝降一个师，不知道这次他能否劝降这支国民党王牌部队——“平原铁军121团”

　　劝降官很轻松的进入了对方的作战指挥室，一进门劝降官就看见了一个人正侧着身子对着门口，虽然房间很昏暗，但也足够看得到军人特有的锐利深邃的目光，脸上因为常年身处战争中被刻满了皱纹长满了邋遢的胡须，给人一种既颓废又老练的感觉，是身经百战之人特有的霸气。

　　“你是来劝降的？”

　　说话的人在往前探了探身子，让劝降官得以看清他的脸，与昏暗的烛光对比，他的目光强而有力，让劝降官无法挪开视线，仿佛被吸入其中。

　　“是的，我们……”

　　对方打断了劝降官的话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我当时9岁也正好是1919年，那时候我可是李庄的大少爷，手下有三百亩的田呢！而现在我是一个被人请去赴死的军官，你觉得我大势已去了吗？还有那么多弹药那么多的兵那么多先进的装备，而你们还在用小鬼子的枪。”

　　“不，长官，我们的部队已经将您的阵地团团围住，只要你投降就能结束这一切，我们解放军会优待俘虏，况且没有人会支援你了，他们都逃走了。”

　　“他们都逃走了？那又能怎样，我的部队顶住了你们整整两个月的进攻，我杀了你们那么多人，你们怎么可能会轻易放过我！”那位军官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声地对前来劝降的解放军喊，他们身处一个昏暗的地堡里，微弱的烛光照在阿译憔悴的脸上。

　　“而且我还杀了张乐平，他死的那么惨你们也应该是知道的，难道，难道你不怕你也会被我杀死吗？”

　　“不怕。”

　　“为什么不怕？”

　　“因为张乐平团长说过，他十分了解你的为人，他说你是一个温柔的人，一个出色的指挥官，虽然你在他的印象中一直是面无表情的。”

　　“是吗？看来他早就认出了与他交战的人是我，那为什么不是他亲自来见我？”

　　说完这句话之后，他的表情舒缓了起来，回想着和张乐平的往事沉默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算了，你听听我的故事吧，只要你认真听完我就会投降了，我保证。”

　　那位长官重新坐到了凳子上沉思了一会，然后慢慢地向面前的解放军讲述自己的故事，一个纨绔子弟蜕变成冷面军官的故事，在他诉说的故事里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为阿译。

　　大约是30年前，也是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阿译那时还是李庄的阔少爷，是个小王八蛋，可不是人了，经常用炮仗炸东西，这毛病占据了阿译的大半生时光，最开始只是炸炸鱼，炸炸狗，炸炸小鸟玩，后来开始吓唬路人小孩玩，每当有人路过的时候，阿译就会跳出来下他们一大跳，然后再把手中的鞭炮点燃，那引线非常的长，要等半分钟才会爆炸，于是阿译就追着被吓到的那个人跑，要是引线快烧尽了就把它减掉防止爆炸伤了自己，每当他看到他们被吓到在地上打滚，双腿蹬地不断地向后退，他就会莫名的狂笑，阿译也不知道他会什么会喜欢上这种捉弄人的感觉。

　　阿译的老爸也是很讲理的人，被阿译炸到的人都会得到赔偿，可有时候会遇到无赖会被讹一大笔钱。

　　“所以你为什么现在成了个军官而不是去继续当少爷呢？”

　　“那都是因为我造的孽。”

　　阿译揉了揉脑袋接着讲他的故事……

　　那一天阿译在仓库里翻到了一把猎枪，在那杆枪的旁边的麻布袋里装着一堆黑黑的颗粒，散发着一股让自己感到愉悦的味道，阿译知道那是黑火药，那感觉就像是如获至宝一样，兴奋地把它们用一块薄薄的布包起来并插上了一根引线，他爬上房顶把那小炸弹点燃，然后用力地抛向天空，但是炸弹没有像他想象中的那样在空中爆炸，而是划过一个弧线直到它掉进一户人家的院子里才爆炸，院子里堆积了一堆易燃的秸秆像山一样高，没到一分钟就完全地烧了起来，当时的场面就像那句成语形容的那样——火烧连营，十几座房子连着烧了起来，因为正秋收之后，家家都囤了很多秸秆过冬，所以就很容易着火。

　　大人没有被烧死，但却烧死了一个婴儿……

　　阿译的老娘把阿译护在身后，相邻的人也因为漫天的火光吸引而来围在我家门口，不一会就挤的水泄不通，阿译老爸被失去孩子的母亲打了很多个巴掌，他没有生气一直沉默地承受大家的谩骂，他们最初在骂阿译因为有人看见炸弹是他丢的，骂完阿译之后又骂我老爸，从中午一直骂到了黄昏才终于提到赔钱的事，至于赔多少，无论对面要多少阿译老爸都答应了下来，然后弓着腰进屋拿钱，后面把现钱赔光了，就承诺自己会买了祖宅来还钱……

　　阿译本以为他会狠狠地他我一顿，把他打的半死，但是没有，他根本没有看阿译一眼，但阿译能深深地感受到他的失望。

　　说完后阿译缓了好久好久才继续说下去。

　　后来，老爸突然病死，仆人佃户全部都走了，母亲想拉着阿译一起投井，但阿译挣脱了她的手，独自活了下来，三天之内阿译失去了他的一切，其中包括他的过去与未来，他四处游荡，直到遇见了那个人，他叫张乐平，一个比阿译还要小五岁的小孩，他们两个人无依无靠，在命运的驱使下相遇了。

　　两人漂泊四处了10年多朝夕相处，后来1934年，两人被抓了壮丁，后来又正式加入军队与日军战斗，历练多年表现出色，1938年被编入“西南转移”计划的掩护部队，这一年是我和张乐平两个人的转折点，从那一年开始他们两人站在了不同的立场上。

　　“后来呢？”

　　“我还是细讲一下那一年的事情吧，再给我一些时间，拜托了。”

　　1937年10月，高层会议决定要用“空间换取时间”，一方面利用一部分国土拖住日军侵略的脚步，另一方面掩护沦陷区的高校、工厂、珍贵藏书、知识分子、爱国实业家、百姓向西南地区大转移，而阿译和张乐平就是掩护撤退的部队之一。

　　“当时我们烧毁农田，一粒米也不给侵略者留下，拆铁路炸桥梁破坏交通，能带走的带走带不走的就毁掉，给侵略者留下的只有我们的愤怒和熊熊的烈火。”

　　时间进入1938年1月，阿译所属部队从最初的15人锐减到5人，他们最后的任务是守护一座大桥等待难民过桥撤退，然后再炸掉它。

　　团队里除了阿译和张乐平，还有一个叫尔斯楞的蒙古人一个叫崔子的河南人还有一个信仰天主教的神父，由于信仰原因神父不愿意端枪杀人所以阿译就安排他背着所有炸药弹药和粮食，重量甚至超过了他的体重，这对神父一点也不公平，但自阿译认识神父起，他就从来没有表现过痛苦或者因为负重过多产生的不满，就像天生怪力一样……当然他也会经常翻看那本圣经。

　　时间回到现在，阿译起身从桌兜里抽出一本沾着灰尘的圣经，上面血迹斑斑显然能猜到它的主人已经遭遇不测。

PS：此篇为《四人行》的终稿，《四人行》因为各种原因已弃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