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秋天快到了

天津黄家的祠堂内乱了套，众人如临大敌，大惊失色。

本该是烈日炎炎的天气下起了冰雹，姑且算是自然灾害，可莫名其妙的雷暴一个惊雷劈穿了叠着厚瓦的房顶，劈焦了支撑木结构的梁柱，劈着了摆着祖先的桌案，桌子香案连同摆着的牌位，供着的族谱都烧了个精光。

熊熊大火燃着映红半个堂屋，却诡异地没有蔓延开来，甚至没有引燃离外焰不到两公分的帷幔，大火就那样无声地烧着，木材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祠堂雇的外姓妇女来打扫才发现这火不知道燃了多久，着急忙慌地报了火警，用水浇用灭火器喷，怎样都灭不了的火却在消防到来之前自己熄灭了。

一切都恢复成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若不是焦黑的梁柱和桌案，那火灾就像一场幻觉一样。

堂屋里挂着“清白”二字的牌匾碎成两半，重重砸在地上，将水泥灰抹的地面砸出一个大坑来。

郭云晴对此浑然不知，当然，她也没有知晓的渠道，此行她慢慢吞吞没有目的，纯粹像个走马观花的游客，下了车直奔酒店，扔下行李便又往天津站周边的旅游景点去。许是因为天气还没有转凉，也可能是工作日的关系，五大道难得的萧条，偶尔有挂着宣传喇叭的电动三轮经过，都是载着游客的，带着草帽的老师傅身上挂着“小蜜蜂”孜孜不倦地讲解，从麦里传出来的声音呲呲啦啦，带着些电流的声音。

扫俩共享单车慢悠悠骑着，道上终于是起了些微风不再闷热了，四月开放的海棠花此刻早就谢了个干净，徒留下本该翠绿的叶被毒辣的阳光晒得发蔫儿，随着微风摇摆发出“唰唰”的声音。

树上开始有了黄叶，秋天是快到了。

……

1997年，国内的技改大浪潮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到第三阶段。

中国产品的生产制造还大部分囿于“研发——代加工”模式，如果想要复制当时先进的德国企业工厂管理手段，除了需要高精度的机床，还需要既懂前沿制造知识，又懂管理知识的人才，这种人才在当下的国内是相当难找到的。基于国内现状，首先需要有人愿意投大量资本进入科技研发项目，然而科技项目的研发周期长，投资回报也无法估计，需要的投入量又大，不会有人愿意自己手中的钱放在前途未卜的项目中套牢，按照当下的经济基础，似乎买套房子投资房地产还来得实际的多。

再说创新研发的现状，国内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并不完善，一个新产品研发出来到申请下专利，周期短则三月，长则需要半年，而仿造相似产品的厂家，只需要花一笔小钱，买到他们的产品拆解进行产品的图纸重绘仿造生产，只需要一个月，这个新产品就可以在市面上畅通无阻的流通，并且多如孙悟空的猴毛儿，价格贬到最低，他们没有研发的成本，不需要花钱将产品送检，直接就可以赚到盆满钵满。

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出身在曲艺世家毫无依仗的技术员走投无路，既没有进入新国营厂的门路，又不想要回去重新学习对于当代年轻人来说“毫无滋味”的曲艺，选择了和同伴去资本主义国家闯一闯。

彼时技术员刚刚成婚一年，妻子叫郭清，正是小两口鸳鸯戏水，琴瑟和鸣的时候。旧厂里分下房子，随后一纸调令，美其名曰将技术员外派到德意志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最前沿的技术，技术员和一干领导即刻置办行李，添置西装革履，一人夹上一个厂里发的黑色牛皮公文包，登上了去德国的飞机。

1998年，郭云晴出生在天津红桥区。

厂里的新村刚刚建起来，老厂区的人员就一批一批往新厂住宿区搬，外派的领导和技术员的家属们就由一群厂子弟小年轻帮着忙收拾行李搬去新厂区。雨天路滑，郭清在院中收拾衣服时跌了一跤，郭云晴就在这种情况下急匆匆地发动了。好在孩子已经足月，早一个星期晚一个星期生产都没有太大的差别，天时地利人和没凑齐，天气不好下雨才摔的跤，丈夫一个小技术员还跟着一群不知道懂不懂技术的领导在德意志“醉生梦死”——谁在乎他们到底有没有学到什么所谓的顶尖技术呢？就算是学了回来，在这个包袱重的国营老厂里就有发挥的余地了？在这个问题上，郭清不敢苟同。

她当然知道丈夫身为一个技术员，他的理想是什么。无非是让自己的一身才学有用武之地，在国内在国外，无论在哪儿，能够讨上一口饭吃就好。

丈夫虽然跟家里闹翻净身出户，他的家里人多少还是照顾着的，郭清怀孕期间没少有人来厂区里看望，给她送上一些滋补品，直到生产那天，厚重的云好似把所有的光都挡了个干净，病房里阴沉沉的，也没有人开灯。

郭清在病房里沉睡，身旁的站着的人们似乎在讨论什么，他们说：“小黄那班飞机失事了，留下孤儿寡母，怎么办？”

他们说：“生了个女孩儿，香火断了。”

“如果是女孩儿，就不必姓黄。”

郭清输着液，一天一天昏睡下去，人也一天一天消瘦下去，其间清醒过几次，听完噩耗也只是平静地坐着，苍白的手垂在被子上，瘦到骨头和青筋都清晰可见。她的哥哥郭德纲在身旁陪护的时间也不多，三天，她没有同他讲话，兄妹两就那样面面相觑，谁不愿提起伤心事。

黄家人自是来探望过的，他们甚至连孩子的面都不见，只隔着襁褓问孩子叫什么名字，然后告诉郭德纲：“女孩，不必姓黄。”

郭德纲说：“她姓郭。”

只三字，如生铁扼在喉中，他一字一句道。

第三天，郭德纲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回到北京，郭清说：“给她一个晴字吧。”

郭德纲在回北京的车上看着窗外阴沉的天，心中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滋味。

郭云晴对天津是没有太多回忆的，她自出生跟着郭德纲，住在北京的家里，因为年纪小，甚至对郭麒麟的生母都没有太多印象，只知道家里有父亲，有哥哥，后来才多了母亲和舅舅，再后来多了很多照顾他的哥哥。

她的第一张照片，是在张云雷的腿上坐着，他环抱着她，身边站着郭麒麟。她的身上穿着王惠亲手织的蓝绿色毛衣，头戴着一顶虎儿帽，那时候张云雷也是个小孩儿，小姑娘胖嘟嘟的身上又软，抱得他心力交瘁。

那个时候的郭云晴，2岁。

3岁前的孩子本应该是没有记忆的，但郭云晴清晰地记着，家里有一只拖把一样的长毛小狗，那是一只趴耳朵小狗，身上的白毛里混着黄色的杂毛，即便王惠抱着郭云晴每天都拿小梳子给小狗梳毛，那只小狗还是越长越潦草，它总是在家里乱窜，像一个疯了的拖把，把家里搞得都是狗毛。

终于有一天，这只拖把一样的狗子被郭德纲忍无可忍地拴到了院子里，它是爱自由的，咬断脖子上拴的红塑料绳儿跑掉了。

“她应该是去会情郎了。”在院里拔草的郭麒麟如是说。“我看到它跟隔壁小黑一起跑掉了。”

王惠：“你介傻孩子，看到了怎不拦一拦呢？”

郭麒麟攥着一把杂草挠头：“我也不知道她跑了就不回来了啊。”

小姑娘因为见不着小狗实打实哭了好一阵儿，那频率比小孩儿夜啼高得多，白天哭晚上也哭，哭得全家头昏眼花，于谦让郭德纲提了一对儿粉眼儿回家，那小孩儿才把注意力放到新来的小动物身上。

从那次开始，王惠发现，郭云晴是极不喜欢“变动”的小孩儿，放到现在来说，就是不愿意迈出自己的舒适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也是极其念旧的人——比如她跟张云雷一起学三弦儿，张云雷是个骚包爱花俏的，七彩的绑绳一天换一个颜色，郭云晴喜欢一直把一个颜色的绳儿用到烂再换下一个。

王惠没少骂张云雷是个“喜新厌旧”的糟心玩意儿。

张云雷可烦这胖嘟嘟的小侄女儿，天天除了吃就是哭，王惠还要因为她来数落自己。

那时候只会调皮捣蛋的张云雷在心中哀嚎：天爷啊，没天理！没天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