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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旅途

农家乐散文图鉴

我心头一酸。

我不知道是铁生跟她交代过的,还是她自己想到的。

这个日子,本来是定在1月3号的,不知为何又提前了一天。想了想,觉得希米的确是最理解铁生的人。铁生说过,人之于世,应该像徐志摩《再别康桥》那样,“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提前一天,或许是为了让铁生走得更为“悄悄”吧?铁生永远是这样低调,平实。他死了,这死唤醒了我们所有朋友和读者心中蛰伏已久的尊崇与爱戴,用我女儿从海外发来的邮件里的话说——“网上早已悲恸一片”,然而铁生还是坚持着自己的低调和平实,由希米替他坚持着。他谢绝了灵堂,谢绝了花圈和挽联,谢绝了悲悼。他希望朋友们为他高兴,高兴他的一生终于战胜了灾难与残缺,高兴他终于有一点感悟与思考留存人世,高兴他还留下了一份肝脏,救治了天津的一个患者,留下了脊椎和大脑,供医学研究……

得知铁生病危的消息时,我正在广西北海,几个小时以后,知道他已经离去。本来我一家、何志云一家已经约好,元旦回京,是要和铁生夫妇做几乎每年例行的聚会的,为此我已经订下31日回京的机票,岂料下了飞机,赶到铁生家,只有何志云夫妇陪一脸疲惫的希米坐在屋里,另一个客人我不认识,却看着脸熟,有一种莫明的亲切。希米说,这就是《我与地坛》里那个“长跑家”呀。哦,就是那位“西绪弗斯”式的“长跑家”吗?记得铁生写过他们在地坛感慨人生际遇的凄凉与悲壮——

还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他是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但他被埋没了。他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几年牢,出来后好不容易找了个拉板车的工作,样样待遇都不能与别人平等,苦闷极了便练习长跑。那时他总来这园子里跑,我用手表为他计时。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下手,我就记下一个时间。每次他要环绕这园子跑20圈,大约两万米。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第一年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他看见前十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他没灰心。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橱窗里挂前六名的照片,他有点怨自己。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却只挂了第一名的照片。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几乎绝望了,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赛群众场面的照片。那些年我们俩常一起在这园子里呆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着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现在他已经不跑了,年岁太大了,跑不了那么快了。最后一次参加环城赛,他以38岁之龄又得了第一名并破了纪录,有一位专业队的教练对他说:“我要是十年前发现你就好了。”他苦笑一下什么也没说,只在傍晚又来这园中找到我,把这事平静地向我叙说一遍。不见他已有好几年了,现在他和妻子、儿子住在很远的地方。

或许因为“长跑家”在场,或许因为置身于铁生起居的地方,我总觉得铁生仍然坐在轮椅上,躲在空气中的一隅,默默地看着我们,就像他在地坛的树林里,察看着每一位过往者一样。我知道,倘若我向希米表达我的难过,铁生肯定会在轮椅上笑着看我。想着想着,我甚至为带来了一个花篮而尴尬起来——铁生和我,多次谈到死亡,他是如此的淡定和从容。他说过的,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而我,又何必要带来这个如此常规的花篮和挽带呢?

希米很平静地告诉我铁生辞世的经过,最后,她甚至有几分激动地告诉我,铁生去世没多久,她就接到了天津来的电话,说铁生捐赠的肝脏,移植成功了。我默然了很久,说:“真没想到,他还有一副肝脏可捐,我以为他已经浑身难找一处完好的地方了……”是的,他21岁截瘫,10年前得了尿毒症,双肾坏死,临终前已经是靠一周四五次透析为生,每次我见到他,都感到他的脸色日渐发黑,疑心病魔已然侵入肝脏,谁想到,这副肝脏,还救助了一位患者。希米说,她也感到惊讶,铁生的肝脏,居然还有用。希米还告诉我,铁生还捐了他的脊椎和大脑,这是他和长期为他治疗的一位医生朋友的约定,他说他死了以后,她尽管可以拿了他的器官去做研究,因为对他的病,医学界还有很多疑问。

本来我不想如此详细地介绍铁生的捐赠,因为这不符合铁生的性格,甚至我也不知道是否会违反有关规定。之所以要说出来,是因为陈希米告诉我,铁生的捐赠所获得的礼遇令她感动——既为那些全程监控着捐赠过程的红十字会人员,也为那些抱着肃穆之心执行手术的医护人员。他们移植完了器官,仔细地恢复了铁生的身体和容颜,使这个捐赠者很有尊严地远行,这使她对中国遗体捐赠事业的进步刮目相看。我想,说出这些,铁生、希米应不会怪我,因为会有更多的人步铁生后尘,这也是他们所期待的。

其实,类似这样的、说出来有可能使铁生感到不安的事情还有几件,因为铁生的宽容,他没有责怪过我。现在铁生已逝,且这件事也已经广为人知,我想,再说一遍,或许也可以使人们理解铁生的宽厚吧。几年前,我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不久,为了使展览有所创新,决定办一个名为“作家友情展”的展览,我到铁生家闲聊,问他有没有代表作家间友情的物件。他说:“要不你把王安忆为我织的一件毛衣拿去?”我大喜过望,因为还从来不知道安忆居然有这等耐心,竟为铁生亲手编织一件毛衣寄来。以两个人的知名度,这毛衣应可视为“文人相亲”的典范。没想到铁生说出就后悔了,他说,哎呀,说不定人家王安忆不愿说出这件事呢?我当然理解铁生的担心,因为和我是朋友,才口无遮拦,同样低调的王安忆,大概也确实不会同意拿这次朋友间的馈赠说事儿。话已至此,我们就没有继续毛衣的话题。铁生对于我,历来是有求必应的,我想这次他肯定是要挖空心思找另一件事来弥补“毛衣”之憾。少顷,他说,算啦,那毛衣也不好找,要不你把刘易斯送我那双跑鞋拿去吧。

铁生是关心并热爱体育的,这有他的文字为证。他写过的一段话,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迟早会走进历史。他说,在奥运口号“更快、更高、更强”之后,应该再加上“更美”。如果光是强调“更快、更高、更强”,就难免会追求出兴奋剂或暴力甚至其他更不好的东西来。这“更美”,并不仅仅就是指姿态的优美,更是指精神的美丽。这就是说,在比赛中,赢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有了一个向自身极限挑战的机会。他还在散文《我的梦想》里,表达过对美国体育明星卡尔·刘易斯的崇敬:也许是因为人缺了什么就更喜欢什么吧,我的两条腿一动不能动,却是体育迷……我最喜欢并且羡慕的人就是刘易斯。他身高一米八八,肩宽腿长,像一头黑色的猎豹,随便一跑就是十秒以内,随便一跳就在八米开外,而且在最重要的比赛中他的动作也是那么舒展、轻捷、富于韵律……

应该是这篇文章,使得铁生在2001年3月间居然有了一次和飞人卡尔·刘易斯的会面。铁生告诉我,因为运动员李彤把自己的文章念给了刘易斯听,这才有了那次与刘易斯的相见。那天上午,他把自己的一些作品送给了刘易斯,刘易斯则回赠以签名的跑鞋。刘易斯拍拍铁生送给他的书,说:“我相信这些书一定很棒,可惜我不懂中文,不能看懂它们,这真是个遗憾。”铁生也指指手里的签名跑鞋,说,得到您签名的跑鞋,应该也是特棒的事,可惜我没有健全的双腿,所以也深感遗憾!说完两人笑着拥在一起,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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