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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题

可口可乐图鉴

  “瓦尔帕莱索是神秘的,地势起伏,道路曲折。”

  这是聂鲁达说的。神秘不神秘还不清楚,地势起伏、道路曲折倒是真的,从圣地亚哥到瓦尔帕莱索,在听见大海涛声之前,我们就不知道翻越了多少道冈、拐了多少个弯。老宋开车带着我,一路聊中国文学在拉美。老宋是智利大学的教授,邀请我来给学生讲讲中国文学和写作。眼看三个月已满,我还没去过瓦尔帕莱索,老宋觉得是他失职,无论如何要带我来一趟。智利的文学之旅,这一项是规定动作。聂鲁达在智利的故居有三处,圣地亚哥和黑岛的我都去过,就差一个瓦尔帕莱索。

  翻过一个丘陵,大海在前方闪烁,五月的阳光在海面上撒下一层金片和银箔。又拐几个弯,我们就进了古老的瓦尔帕莱索城。

  跟旅游指南和网上介绍的区别不大,这是一个让你见了就会喜欢的城市。穿行在老城区的石头街道上,以及半山腰层叠错落的民居之间,你的确会有地老天荒之感。那些大大小小的房子被刷成五颜六色,像一堆散乱的魔方,正等待一双神秘的大手来整理妥当。房屋的山墙上布满涂鸦,用的都是颜色奔放的大红大绿,我敢打赌,漫山遍野的涂鸦中,至少有一百幅聂鲁达的画像。素描的、水彩的,写实的、漫画的,半身的、全身的,单人的、集体的。这是一座致敬聂鲁达的城市,这也是一座属于文学、属于诗歌的城市。唯一意外的是,聂鲁达故居因修缮临时闭馆。

  故居在山上,每人三百比索,缆车把我们送到半山腰的一处平台。老宋做向导,我们上台阶下台阶,再上台阶下台阶,在那些缘山而建的错落房屋之间穿行。根据越来越密集的聂鲁达主题的涂鸦,我知道大诗人的故居要到了。

  那是一栋主体为三层的小楼,漆成艳丽的太阳红,三楼上建了椭圆形的小阁楼,门前有棵树。院子不大,但在半山上,这样一个平台已是相当难得。门上挂着“因修缮谢绝参观”字样的牌子。工作人员在玻璃门内对我们做抱歉的手势。老宋很愧疚,说要早点带我来就不会吃闭门羹了。我说留点遗憾挺好,这是世界上离中国最远的国家,没个念想,来一趟还真不容易呢。我俩就围着故居转圈。我开玩笑,在外围转十圈总抵得上在里面看一回吧。聂鲁达挑了个好地方,向上有拾级而上的房子,向下,是更多层层下落的民居,一直铺排到海边。碧蓝的海面再过去,是山和城市。聂鲁达站在他的阳台上,抽雪茄、喝茶、构思诗歌时,目光可以像鸟一样倾斜地滑翔出去,童话般五彩缤纷的人间和一个浩茫辽远的世界展现在他的面前。

  从山上下来,去老城逛。瓦尔帕莱索在西班牙语里,大致意思是“去往天堂”,相当于咱们中国的苏州和杭州。好地方当然少不了,随处是景。但好景多了等于没有好景,一桌子全红烧肉,看着你都觉得饱。我邀请老宋到索托马约尔广场抽根烟。我们坐在普拉特将军雕像前的台阶上,智利的五月已然深秋,石头开始冰屁股了。普拉特将军当年指挥了智利与秘鲁和玻利维亚的海湾战争,以少胜多。此刻,这位民族英雄的肩膀上停着两只海鸥,更多的海鸥在他头顶上飞来飞去。第一根烟刚掐掉,来了三个中年女人,一例是在海边或高原上长久地风吹日晒的棕红肤色。海风吹散了她们的头发,一张脸支离破碎,分不清谁是谁。两个女人穿着下个月就能磨穿的旧短皮靴,一个穿一双绣花的布鞋。她们集体向我们伸出手。

  我把刚抽出的一根烟递给穿棕色短靴的女人,她接过了,说了句啥我没听懂,也没理会,继续给另外两个女人发烟。她们都接了,各自掏出打火机点上,站在我们面前抽,没要走的意思。老宋站起来,“走,看看智利海军部去。”说完汉语,他用西班牙语又重复了一遍。“走”和“智利”的西班牙语我听得懂。他可能觉得石头太冷了。斜对面的海军部我们已经看过了。出了广场,老宋说:

  “吉卜赛人,她们要钱呢。”

  怪不得她们抽上了还不走。

  我要说的就是这几个女人,下午在老港口又遇到了。

  午饭从馆子里出来,老宋把车停在港口旁边的空地上,我们俩得到海边醒醒酒。喝得不多,两人一瓶干露红酒。烤鳕鱼和火腿,瓦尔帕莱索人把它叫“船”,老板娘说,这道菜不配点红酒,就糟蹋了。当然不能糟蹋,这酒得喝。果然以酒佐餐,鱼和肉都不腻了。不能酒驾,没人查也不行,老宋觉悟很高。他也想趁醒酒的时间让我看看老港口。

  港口闲人不少,石头更多。难以想象如此众多的奇形怪状巨石能聚到一起。海边层层叠叠的石头像瓦尔帕莱索山上扎堆的房屋,岸上摆满了高昂雄壮的水泥墩子,形如杂乱无章的丛林。年轻人躲在这些防汛的墩子后面接吻,流浪汉用风帽遮住脸,倚着水泥墩子,就着它们的弯曲弧度在太阳底下打瞌睡。我和老宋穿过这片丛林时,从某个水泥墩子后面冒出来三个女人。虽然分不清她们的脸,但我确定是她们没错,两双即将磨穿的短靴,一双赤脚,那双绣花鞋掖在扎腰的皮带里。她们伸着手。我从兜里摸出烟,每人给她们一根。递到第三根,我和老宋已经与她们隔了两个水泥墩子。安全了。我们从防波堤下到了海边的巨石上。海浪扑向黑色的石头,撞击出孔雀开屏般的雪浪花。远处有比石头更大的船,再远处还是船,然后是茫茫的海天一色。瓦尔帕莱索天朗气清。

  海风吹了一个多小时,十来度的酒精消散殆尽。我们拍拍清醒无比的脑门,决定回圣地亚哥。上了防波堤我还特地环顾四周,没那三个女人的影子,我竟隐隐地如释重负。老宋开车。我拉开副驾驶一侧车门准备上车,一双赤脚出现在车旁。沿着那双女人的脚往上看,没有悬念,我先是看见腰间的绣花布鞋,然后是被乱发遮住的脸,最后才是她的手。手里攥着一副扑克牌。

  我又到口袋里掏烟。她挡住我,随手把扑克牌分成两半,一手捏一半。我瞄了一眼牌面,以仅有的塔罗牌知识,认出那是伟特塔罗牌,因为每张牌上都有可以相互连缀起来的故事画面。

  “你走不掉。”赤脚女人幽幽地说。她第一次开口,用的是英语,“这是它说的。”她两手对扣,塔罗牌撞击塔罗牌发出令人心惊的沉闷声响。

  我一阵慌乱,把掏出来的半盒烟猛地塞到她两手之间,弓腰上了车,砰一声关上车门。我对老宋说:

  “快,开车。”

  那女人还站在车窗外,花白的乱发后面似乎露出了微笑。我们的车驶离老港口。

  经过海边,进入丘陵。二十分钟后,老宋把车靠路边停下,我们决定下车看看。一路都在颠,像一直在过减速带。开始还不太明显,车偶尔跳一下,我们还以为是紧张的心跳带来的错觉,没当回事。蹦跳的频率变高,我们以为是马路的问题,我还打开车窗伸出脑袋,发现地面上的确有不少小石子。继续走。直到出现了有节奏的律动,我和老宋对一下眼,突然都不吭声了。

  右后车胎瘪了。昨天他刚在家门口的洗车店检修过,经验丰富的洗车师傅拍着焕然一新的车头说,去蓬塔阿雷纳斯打个来回都没问题。蓬塔阿雷纳斯在智利最南端,也是世界上最南端的大陆城市,距离圣地亚哥三千公里。咱们只来了瓦尔帕莱索啊,一百二十公里,路况不能再好了。

  车胎软塌塌地趴在路面上。“有人动了手脚。”老宋是个老司机。

  “难道,”我说,“那三个吉卜赛女人?”

  除此之外,找不出第二种可能。我们简单地复了一下盘:港口的空地上停了不止一辆车,但只有我们这辆SUV块头最大,且白得耀眼,完全是羊群里跑出来一匹马。她们一定看见我们从车上下来。我们在海边的那段时间里,足够她们把车子大卸八块再拼装到一块儿。对着车胎扎一刀两秒钟足够。

  “这种事常出?”

  老宋说:“一切皆有可能。”

  好吧。可是老宋没带备用轮胎。我们站在路边,眼睁睁地看着车向右后方塌陷。这是一匹总想后坐的白马。退回瓦尔帕莱索肯定不行,车轱辘受不了;带伤继续往前跑,老宋心里也没底,他记不起前边多远有修车的铺子,如果太远,跟返回瓦尔帕莱索一样不现实。老宋先打了道路救援电话,打到第三次才接通,回复说,今天事故较多,几队人马都在忙,赶到出事地点预计在三个小时以后。老宋气得要摔手机,三个钟头,请圣地亚哥的救援人员过来也可以打个来回了。但没办法,这地方归瓦尔帕莱索管。给瓦尔帕莱索的修车店打电话,人家没这业务。再说空口无凭,要是“逗你玩”,这费用算谁的?我自责也无益,要不是我的惊恐和抠门,那三个女人也许就不会下此狠手。老宋让我别着急,方法总比问题多。

  下午四点半,智利的阳光大不如前。时不我待,商量的结果是,老宋搭车返回瓦尔帕莱索,拿着钱直接把修车店的师傅带过来。我留下来守车。这是我们能想到的最有效的办法。

  老宋搭了一辆奥迪。在此之前,我们俩把车推到距路边五米开外的一处安全的斜坡上。坡上荒草枯黄,几只智利窜鸟在灌木枝上跳跃。我挑了一块平整的石头坐下,读完五六首聂鲁达的诗,困意从诗集《大地上的居所》里升起来,我爬上车,把座椅放倒,躺了下来。

  醒来时天上了黑影,看手机,屏幕也是黑的,没电了。老宋百密一疏,临走时没把车钥匙留下,想在车上充电不行,看看车上的时间也不行。我到车外伸了个懒腰。眼看夜晚如黑幕垂天而降,老宋联系不上我,一着急,很可能油门一踩就错过去了。我爬上车,坐到车顶上点着烟。在这荒郊野外,一辆车和坐在车顶的人你看不见,明明灭灭的烟头还是容易发现的。果然,在这个平缓的拐弯处,偶尔经过的车辆大都把速度放得更慢,以便弄清楚半空中为何突然亮了一盏小红灯。还有一个哥们儿打开车窗对我喊:

  “Good job.”

  天彻底黑下来,不知道晚上几点。两道车灯打过来,显然没走正道,灯光直直地奔着我来了。我一下子没站起来,盘腿坐久了,腿麻软跟酥了似的。灯光定住,我遮住眼。我知道不会是老宋,它是从圣地亚哥方向来的,我还是问了句:

  “老宋吗?”

  车窗降下,一个女声,西班牙语。见我没回话,改用英语又问:“要帮忙吗?”

  “谢谢,那就告诉我现在几点了吧。”

  对方一定觉得这要求有点怪异,她笑了一声,说:“智利时间,晚上六点二十六分。”

  “谢谢。”腿脚恢复了知觉,我跳下车。

  对方也从车里走出来。在车灯的余光里,能看出是个漂亮的姑娘,高挑,长头发,穿一件黑色的皮夹克。

  “车抛锚了?”

  “算是,我朋友去找修理工了。”

  “打不着火了?”

  “钥匙被带走了。你怎么知道车打不着火了?”

  “大冷天,谁会坐在车顶靠抽烟取暖?”

  遇到聪明又有意思的人了。我缩缩脖子原地跳了两下,把烟盒递过去,“要不一起来一根?”

  她没客气,抽出一根,夹到噘起的上嘴唇上闻了闻,说:“中国的?日本的?我猜是中国的。”

  “为什么是中国的?”

  “味儿像。”

  我向她伸出手,“老革命。”

  她愣一愣,立马回过神,笑起来,握了一下我的手。“我在古巴待过半年。”

  我说:“同志。”

  她又笑,“同志。”给她点烟时,她打了个哆嗦,吐出一口烟,说,“下露水了,到我车里抽。”

  宝蓝色的雪佛兰。她把车开到斜坡上,停在老宋的尼桑旁边,我坐到副驾驶座上。表盘上方有一瓶香水,我喜欢的薰衣草味。她把瓶盖阖上,“抽完烟再让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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