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军(10)

川军各军均掌握有兵工厂、修械所、机器厂等，部分开办或扩建炼钢厂，以供制械材料。民国十九年（1930年），杨森军部驻防广安，在防区扩建修械所，仿造轻、重机枪，开设白药厂，自造枪弹。民国初期，川军军费统一由国税支付，后勤保障无独立系统。四川防区制形成后，川军各部队无统一后勤补给机构，军费靠就防划饷，自筹自给。防区制解体后，驻川部队统一执行国民党军的后勤机构编制和供应标准。防区制时期，川军各部队虽无统一的后勤编制，但各军根据需要均设有相应的机构。21军设有经理监察委员会。29军设有驻区事务部、军实部、财务处。28军设有财务委员会和经理处、军医处等。民国以后，四川财政总支出中，军费开支居首位。民国二年（1913年）、民国三年（1914年）、民国五年（1916年），财政预算中军费预算支出1835万元（占同期财政总支出57.92%），实际支出2797万元，超预算数52.43%。民国五年（1916年），因川军扩编，滇、黔各军入川，军费实际支出超过1000万元。全年度收入仅够军费开支。四川督军罗佩金无法应付，令各县征收局将所有税款，概解各道，转拨为军饷。民国六年（1917年）、民国七年（1918年），省政当局尚有军费统筹支配的规定。民国九年（1920年3月），曾令各军将各项税款，交由财政厅统筹；各军饷款，由财政厅按省核定数目，就各军防区征收税款，按月酌量匀配。民国十一年（1921年），成立军费审查会及财务统筹处，订立军饷条例。民国十二年（1922年）、民国十四年（1925年）两次军事善后会议，均拟统筹饷款，裁减浮滥。以上均未能付诸实现。民国十四年（1925）～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是四川军阀防区割据的极盛时期，四川的财政系统被彻底破坏。各军为扩张势力，把持驻区财政，所有财政官吏，概由其委任，自成体系，非本军不得干预；征收官吏倚仗驻军势力，无视法令，任意征收。各军为增筹军费，视防区财政收入为“举军队命脉所关”，于防区内遍设关卡，重征苛敛，预征筹垫盛行。田赋有预征至1991年者；附加税日重一日，盐税有附加数十种，田赋附加有超正税70倍者。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川政统一。3月1日起，一切收入由省府统筹；军政各费由省府统一支付；各军就地筹款办法，一概废止。同年10月，川军缩编三分之一，年支军务费4287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40.72%。省府为整理各军旧债，除加重旧税，开征新税，增征附加税外，大量举债，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底，负债达15900万元。民国初期，川军薪饷统一。防区制时，各军薪饷，视防区财政收入而定，收入拮据时欠饷、克扣时有发生。川军武器装备主要靠自制和购买，制式杂乱。民国十四年（1925年），各部共有枪19.85万支。民国十三年（1924年），杨森占据成都，下令成都外东兵工厂加班造枪，实力扩大到13万人，枪约12万支，重机枪100多挺，驳壳枪4000多支，山炮数十门。民国十九年（1930年），杨森军部驻防广安，从上海购回枪弹，运经重庆被刘湘截留。民国十四年（1925年）冬，刘湘由汉口购回子弹100万发；民国十六年（1927年），又买飞机兵船；民国十七年（1928年）7月，从国外购买快枪1.25万支，手提机枪100余挺，子弹1000余万发；民国十八年（1929年）初，再次大量购买枪弹和修理所、炼钢厂的机器设备；民国十九年（1930年），透过雅利洋行订购德国出厂5年的步枪子弹1200万发，无烟火药20吨，制造子弹头的钢盂40吨，后又通过重庆的英商安利英洋行购入英国路易式重机关枪3000挺、子弹1500万发。民国二十年（1931年），刘文辉用200万元从英、日等国购回武器和飞机，运经万县时被王陵基扣留。4月，国民政府随之拨付刘湘包括500万发子弹在内的大批枪械。蒋介石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拨给川陕边“剿匪督办”田颂尧子弹100万发，先后三次给刘湘步枪万余支，子弹800万发，炮弹500发。川军服装由各军在防区内摊派服装费制发。民国十四年（1925年）12月，四川善后会议议定川军服装发放标准：士兵每年单军服3套、棉衣1套、外套每3兵1件，全省一年服装费254.74万元。由于防区各自为政，军费收入不等，服装配发换补亦不一样，失去防区则无以为补。民国十八年（1929年）初，杨森在下川东战败，率部万余人驻渠县，军服破烂无力换补，《观察》杂志刊载杨森的兵士夜间要脱裤子睡觉，以防逃跑，随后以提倡民众穿短服为名发布告，并派兵持剪刀把守城门，见有着长衫者，强截其半，用来缝补士兵破烂军服。民国初期，四川省兵役仍沿袭清末的募兵制。在军阀混战期间，兵员募补由各部队在本防区内，张贴布告，自行招募。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至省军管区司令部成立前，全省役政事务由省民政厅主办。这个时期募兵无统一的计划和条件，应募者多为穷苦百姓、无业游民，少数流氓、赌徒、违法和逃债者也入营当兵。抗日战争开始后，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兵役法》，先后制订了《四川省统一兵员征募办法》、《四川省兵役实施纲要》等。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7月，四川省军管区司令部与师、团管区司令部先后建立。全省即实行以征兵为主，募兵为辅，征募并行的兵役制度。在长达20余年的军阀混战中，川军各部人数虽众，但纪律极差，战斗力极弱，被世人称之为烟枪和步枪并有的“双枪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数十万川军以贫弱之师和简陋的武器与装配着先进武器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战斗，虽然牺牲惨重，但是川军将士视死如归，有着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故而在历次大会战中，战绩卓著，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成为人所称道的铁血之师。抗战八年中，出川军人，不畏强敌，与日寇鏖战，为挽救国家危亡，作出了巨大的牺牲。1933年11月，时任“剿共”各路总指挥的陈诚曾严厉训斥川军：“连外国人都知道，四川军队素质之差，国内外有名，同中国优秀的部队相比，相差甚远”。1935年8月，蒋介石在峨眉训练团讲话：“我（蒋介石）从成都乘车到峨眉，在途中遇到某些军官坐滑竿从我车旁经过，仰卧倨傲，毫无革命军人之仪态，形象甚为难看，可见毫无教育。”“他们沿着马路，通过郊区，成群结队，毫无秩序，有的穿着军装，戴着军帽，其余的服装则随心所欲，任意穿戴。但每个人都带着旧式雨伞、茶壶、电筒、毛巾、蔬菜和备用草鞋。这些东西或挂在肩膀上，或者用绳子拴在身上。许多扛枪的人，都把用布包裹着的私人财物吊在枪杆上，那种模样令人联想起迪克·惠廷顿。那些能够乘滑竿或者坐黄包车的，以及那些蓄养禽兽的人，荷着鸟笼，抱着猴子，或是用绳子牵着狗走。我明白，像这种吹吹打打的喜剧般的中国队伍，现在只有在传奇故事中才有了。”（格雷厄姆·佩克《穿越中国墙》）“川军一些部队之中，老婆比军官多，军官比士兵多，士兵比枪杆多。”抗战初期，邓锡侯奉命率第22集团军不远千里前往第二战区参加山西保卫战时，驻防山西的阎锡山拒绝川军入晋，指斥川军“武器不好，作战不力，是不会打仗的叫花子部队”。台儿庄大战之前，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认为：“川军习气较坏，官长均视物质享受为当然，不能与士卒共甘苦，各将领间因为省内长期互战的结果，彼此均积不相能”。“台儿庄会战中，滕县四昼夜的血战，以武器之最劣、人数不过二万余人之川军，终能给数量巨大、高度机械化之精锐敌军以重大的打击，捣毁其直占徐州之企图，等待援军主力到达，使军事重镇徐州，得以转危为安，这是我国抗战史上最不可磨灭的一页。”台儿庄大战后，李宗仁认为：“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台儿庄之结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战斗任务，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上的最光荣之一页。”在抗日战争中，日军称四川军队为“国军旁系的有力部队”。“川军将士东出夔门、下三峡、入洞庭、赴京口……纵横大江南北。北跨剑门、越巴山、翻秦岭、过关中，涉风陵古渡，北抵恒岳，东趋泰岱，回镇皖浙……奔驰数千上万里，驰骋南北战场，热血洒遍江淮河汉。为民族争生存、为四川争光荣。”“出川将士伤亡人数为国民党正面战场伤亡人数的1/5，阵亡人数26.3万人，负伤35.6万人，失踪2.6万多人，出壮丁300多万人，占国统区壮丁数1/5，负担经费4400亿元，约占国统区总支出的1/3”。“川军在八年抗战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英勇。正是在抗战烽火中，川军实现了浴火重生，以生命和鲜血书写了抗战历史，从而由“双枪兵”、“烂部队”，转变为铁血之师、正义之师。1918年，以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名义摄行四川军民两政的熊克武，决定按各军驻防地区，划拨地方税款，由各军自行向各县征收局提用，作为粮饷之需。四川军阀防区制由此形成。因各军驻防日久，不仅在防区内提取粮饷，还干预政事，委任官吏，预征赋税，致使各防区成了军阀割据的“独立王国”。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省门之乱”到1935年中央军入川，四川地区“大小战争达四百次以上”，其中“规模较大的战争就达到二十九次”，几乎每年都有大规模的混战发生。四川各派军阀在经过一系列醒风血雨的吞并混战后，渐渐形成杨森、邓锡侯、田颂尧、刘湘、刘文辉、刘成勋、赖心辉、刘存厚等几个军阀巨头。他们在你征我伐的环境中形成了别竖一格的“防区制”。即整个四川的土地由八大军阀巨头瓜分为大大小小的地盘，以大小不等的县为单位，占有县数的多少代表着占有防区的多少。每一个防区的驻军长官直接任命地方的行政长官，而这些行政长官往往也都是由驻军军官担任。他们可以在自己的防区内为所欲为，包括自由征税、任意扩充军队。防区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每一次战争的结果，就是一次重新分配防区的结果。由战争所带来的防区变化是四川军阀间战争的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