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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军(29)

民国风华

云南以边僻一隅来对抗袁世凯,在形势上来说,强弱之势人人皆知是很悬殊的。癸丑(民国2年)第二次革命,国民党几乎奄有半壁山河,和袁一开火,就迅告失败,所以袁在称帝前后,确是没有把云南看在眼中。然而,云南有它有利的条件,在地理因素上,云南居高屋建瓴之势,易守而难攻,滇军骁勇善战,并且极能吃苦耐劳,这是云南用兵的有利之点。唐继尧在蔡锷抵达云南后召集军事会议时,曾分析整个战略形势,他说:“云南东北与川黔桂毗连,出师形势关系甚钜。兹就三省地势言之,贵阳为滇南门户,辰沅为湖南西门,以云南为根本 ,奋师东征,以一支上辰沅经新化取长沙;以一支由辰沅下沅水取常德,长沙取,北向岳州逾洞庭之险以有武昌;常德取,北扼虎渡规荆州以指襄阳。有武昌则长江之消息通,有襄阳则中原之消息通,不出旬月,东南大势俱属云南矣。此上策也!要之云南之险,不在云南而在西蜀,以云南为根本,大举东上,以一支出叙、沪进渝、夔下宜昌、武汉,以一支出宁远过成都上泯洮赶秦、陇,如是则以西南而忽据西北,天下视听必且一新,以为亚夫之兵从天降也。此亦上策也!若夫南宁者,广西心膂,梧州者,西江上游,由云南展膂而东,驻师梧州,以一支东下广州,封城绵远,田壤沃饶,大海南环,五岭北阻,北出则可以震动江左,东出则可以进据闽浙,以一支由梧州向桂休逾衡、永、浮湘直下,长岳既得,武汉震惊,此中策也,故据以上所论,我可发展之时机可分为三:1我军势力完全达到黔、桂、蜀三省。2我军由黔、桂、蜀以达武汉,闽、浙、秦、陇。3向闽、浙之兵以取守势,进秦陇之兵相机威迫袁军右侧,然后以武汉主力大举北向。今拟两策并用,三路出师。”

袁政府的财政收入,关、盐两税的绝大部分已为外国银行团所扣留,各省上缴款项,也常常被地方军阀截留,即使上缴,也非常有限。袁政府还继承了偿还清朝外债的重担,本身又有巨额外债。因此,袁政府只能继续 “仰给外债,以度岁月”。仅1913—1914年, 就举借外债20项,合计约3.76亿元多。而这些借款又大都是由外国银行经手,扣除实交折扣和到期应付外债本息,实收额只占借款额的47.96%。1915年,国库收入共计银元130678127元,支出共计银元139036456元,赤字为8358329元 。护国战争冲击了袁政府的经济秩序,袁政府的财政立即陷入了困境。袁政府为了镇压护国起义,开始筹集军费,加重了对地方的搜刮,摊派“征滇军费”,通过发行公债来骗取商民的银元。以汉口水电公司担保向美国借款四百万元,被拒绝。护国战争爆发后,中、交两银行增发了大量纸币。导致袁政府金融崩溃,于1916年5月12 日 (星期五)晨,宣布中、交两行停止兑现 。1916年6月4日,交通、中国两银行发行的纸币,“市兑已跌至七折”  ,五国银行团申明不受停兑令的约束,北京的外交使团对停兑直接提出质问,声称要采取保护“在中国财政利益之办法”向袁政府施加压力。在列强的强大压力下,袁政府只得部分修改停兑办法,允许海关、盐务、铁路等所收中、交钞票,照常兑换现银。

在军事会议中,有三个重要的课题引起争论,第一:起义讨袁后应该成立一个什么型式的机构?当时有的主张成立元帅府,有的主张设立军政府,可是蔡锷也好,唐继尧也好,都主张不要包办讨袁,应该示天下以公,于是决定把袁世凯所派的地方官制“将军”和“巡按使”合并,恢复都督府,召集省议会。第二:起义讨袁后,义军应如何称呼?当时有的主张称讨贼军,有的主张称定乱军,最后决定用李梓畅所建议的护国军。护国的含义是维护中华民国国体。第三:护国军政府的都督应由谁担任?唐继尧推蔡锷,蔡锷推唐继尧。在唐来说,蔡是他的学长(蔡是日本士官三期,唐是日本士官六期),又比他长一岁,蔡且一直是唐的长官,唐回任滇督也出于蔡的推荐,蔡在国内外都有大名足资号召,所以诚心诚意地推荐蔡出任都督;可是蔡推唐也有理由,护国兴师举义全赖云南,唐是云南人,蔡自己是湖南人,主客之势已成,自己不能喧宾夺主,何况唐督滇已有三年,在云南已有基础,所以也是诚记诚意地推让唐为都督。两位贤者的谦让,成为民国初年政治史上的佳话。最后,蔡以严肃的口吻说:“我们这次举义,最要紧的是要赢得全国各方的同情,以求得多助。蓂赓(唐继尧号)身为地方大吏,如果率军出征,很容易引起邻省认为是假名侵略之嫌,过去滇军扰川已有猜疑,今若不避嫌,更容易被袁世凯挑拨,中其反间,所以统军出征应由我和协和(李烈钧号)。至于坐镇后方,领导军政府重责蓂赓万万不可谦让。”蔡锷的这番话非常感动人,他自己也泪随言下。于是与会人士一致鼓掌赞成。这一次会议,在一张长条桌前,唐和蔡是并坐主席位子,唐为了尊礼蔡,他的位子一直侧一半,以示不与蔡并肩。会议中决定唐继尧为云南护国军政府都督,护国军成立三个军,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出四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广西;唐继尧兼第三军总司令出武汉。唐继尧郑重地向与会人士表示三点意见:1关于军制军令,凡涉总揽之事,只以云南军督府名义行之。2蔡、李两将军均聘任,来往文书用咨函。3对外文告,由唐、蔡、李三人共同署名。因此,后来护国军发出的通电檄文都是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共同列名。三位元戎往来的文电均系平等语气,军总司令虽隶属于军政府,可是组织大纲上并无统属之规定。

洪宪帝制以前,云南军队因袁世凯实行削弱南方兵力计划,极力缩减云南军费。早在民国3年的云南军费是32万余元,民国4年就减为24万余元,减少了四分之一,由于军费减少,自然不能多编部队,所以当时现役兵只有陆军两师和一个混成旅,一队宪兵和十余个独立步兵连,一个独立步兵营,93个警卫队而已。云南举义讨袁,出师计划中,第一军要编三个梯团出四川。第二军编两个梯团出广西入广东。第三军编一个梯团及先遣一纵队出贵州会师湖南,别一支队扎武定,远图成都,另编挺进一军由贵州直趋辰、沅、常德,出没武汉、荆、襄。这一来,云南的精锐现役部队大部分都已抽调。无论前方后方都需要大量补充,唐继尧及委蒙自道尹兼护国军第二军参谋长何国钧为义勇军司令官,募集义勇4000余人,派马文促为游击统领,黄文忠为游击队统带,并在昆明设立征兵事务所,增编新军20团(原有八团),警卫团四团(原有二团),骑兵、炮兵各一团。新编各团团长是:禄国藩为第九团长、朱德为十团长、盛荣超为十一团长、杨体震为十二团长、李修家兼十三团长、黄永社为十四团长、李植生为十五团长、刘法坤兼十六团长、马为麟为十七团长、马骢为十八团长、缪嘉寿为十九团长、马轸为二十团长、马梁为二十一团长、邓埙为二十二团长、林桂清为二十三团长、徐振海为二十四团长、方声涛兼二十五团长、钱开甲为二十六团长、段廷佐为二十七团长、周宗濂为二十八团长、陈维庚为警卫第二团长、叶荃兼领警卫第四团长、廖鼎高为骑兵团长、李朝阳为炮团长。各团先后成立,日夜勤加训练,厉兵秣马,准备出征,较起义前的兵力增多了二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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