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军(18)

龙云执政后，提出了建设新云南的目标。他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诸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这一时期的云南，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民主气氛浓厚。1、整顿财税，设立“入口货特检处”限制洋货进口。另定税则，根据货物个别征收入口税等。2、巩固金融，下令收回铸币权益，发行富滇新纸币和半开银币，无限制兑现，统制外汇，发行钞票，投资省办企业，扶植云南地方资本，支持兴办实业，扩大纺织出口，整顿发展个旧锡矿及其他钨、锑、铜、锡、盐、煤矿等；改组富滇银行，发行钞票，统治外汇，巩固云南金融。 龙云政府对财政的整理，使收入大增，云南财政由1929年的赤字160万余元，一跃而结余数十万元，以后接连几年有结余。1945年全省金融机构217个，占全国大后方19个省区中第二位。1945年，全省注册工厂226家，比1937年增长538%。工业生产的增长以1938年生产指数为100，增长最高的1943年为520.41%。工业的发展带动商业、金融、外贸的进一步发展。3、清剿散匪，实行“招安”政策。 4、兴办交通事业，除滇越铁路外，公路的修筑有六条，分别为：滇黔公路、滇康公路、川滇西路、滇川东路、滇桂公路、滇康公路。5、丈量土地，确定田赋；征收田赋，办理积谷，扩大粮食耕地，减轻税收，存粮积谷，力争粮食自给。 划10个水利督导区。兴修6处大型水利工程，增加灌溉面积20万亩。农业基本满足了省内不断增大的粮食和主要副食品需求。在后方各省中，云南提供的农产品仅次于四川省。6、开发边疆，设立殖边督办署及设治局，于1932年将之前在少数民族土司割区的15个行政委员改为设治局，将部分设治局再次合并建立新县。另在边疆地区以“殖边督办公署”、“对汛督办区”等多样形式展开基层建政。加强管理对全省乡、保、甲的基层组织体系，发展生产，推动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龙云治滇以来创办南箐中学，公费派云南的雕塑家、画家廖新学等出国深造。龙云先后捐资创办昭通幼稚园、昭通十县联合女子中学、云南第二民众教育馆、昭通炎山小学等。  重建教育，保障教育经费，创立私人学校，设立民族班，公费招收少数民族子弟，培养云南地方人才。龙云在全省推广“新教育”运动，加大对教育经费，特别是边疆民族教育经费的投入，改善当地的教育条件。1929年同意教育厅所请，批准教育经费独立。把卷烟特捐划归教育接管，作为省教育经费独立专款。1935年，在昆明大西门外建立了一个比较集中的学校区，先后新建了农、工、中、师4个校舍，并创办了专为培养上层人物子弟的南菁中学。1934年，东陆大学改名为云南大学，同时进行院系调整，设立了文法、理工学院，并筹备组建医学、农学院系等。1937年，经龙云夫人顾映秋的力推，龙云特聘著名数学家、教育家、时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的熊庆来教授为云大校长，并支持他全权掌管校务。熊庆来上任后，致力于学校革新，强化管理，使云大的教学科研得到了长足发展，取得了重要成就。龙云对抗战期间迁移至云南的一批大学，如西南联大、中山大学、同济大学、中正医学院、华中大学等，从经济上大力支持，政治、生活等各方面对广大师生予以关照。

龙云倡导民主，在罗隆基的影响下，龙云与国民政府的政令背道而驰，民盟势力在云南扩大，“民主堡垒”之称在昆明出现，1945年昆明成立了“中国民主青年同盟”、“民主工人同盟”、“新民主主义同盟”，主张民主，积极开展学生运动。 [29]  1945年7月，龙云同意中共《新华日报》报社在昆明青云街31号设立营业分处，发售《新华日报》和《群众》半月刊，民盟机关报《民主周刊》，也在昆明发售。1930年，龙云写提案交省务会议决定：新纂云南通志、编纂民国云南省志。倡修各州县志。成立省志筹备处，礼请周钟岳任主任，省属各厅厅长为筹备员。翌年9月云南通志馆成立，周钟岳任馆长、赵式铭任副馆长，陈容昌、袁嘉谷、由云龙、肖瑞麟、等为编纂员。1935年《新纂云南通志》定稿后；1941年基本完成《续云南通志长编》80卷、21部类，400余万字。对研究云南近现代历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滇剧是云南主要的地方戏，龙云责成陆崇仁由财政厅拨款，成立了云南第一个滇剧艺术研究机构——戏剧改进社。适逢抗战军兴，改进社组织募捐、慰问演出，整理、创作了鼓舞抗战士气的戏剧。龙云撰题“滇剧重光”匾额。龙云振兴和改进滇剧的努力是真诚的，而且对滇剧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龙云先生在世之年，有三件对国家的重要贡献和功绩：第一，他对中国民主革命有贡献；第二，他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有功；第三，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他坚决支持，直至胜利，有功。（***）“龙云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和爱国将领，对人民的事业有过重要的贡献，他的一生是一个光荣的爱国者的一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汪精卫途经昆明的叛逃，与龙云是否有关，学术界说法纷纭，评价不一，成为近代中国历史、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尚未完全弄清楚的历史之“谜”。 1938年12月18日，蒋介石飞西安，计划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汪精卫决定当日出逃。上午10时余，汪精卫等一行自重庆乘机出逃，在昆明住一晚。与龙云深谈。19日下午2时，乘龙云所租欧亚航空公司包机，飞往越南河内。据龙云回忆，他虽然知道汪精卫要到昆明，但不知确切日期，所以事前无准备，但据汪的亲信叙述汪在昆明机场受到的不是草率接待，龙云回忆18日晚，汪、龙未接触，未谈话，19日上午，龙往见汪，才有所交谈。事实是，18日晚，汪、龙不仅见了面，而且作了深度交谈。汪精卫在和日方交涉时，曾有“日本要两年之内撤兵”之议，因此龙云在和汪谈话时表示“最好改为一年”。 19日，汪精卫等乘坐龙云代订的包机离开后，龙云才简略电蒋：“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甚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对汪的叛逃投敌“计划”仍然守口如瓶。汪在飞抵昆明后，曾致电蒋介石，告以“飞行过高，身体不适”，蒋介石接电后，曾复电慰问，询问“近况如何。21日，陈公博续后到达昆明，龙云因将蒋电交陈，声称“现陈公博继续赴港，钧座致汪马电，因无从探转，已交其携往”。同日，龙云再次致电蒋介石，报告汪到达昆明之事。该电仍然绝口不谈18日夜谈一事，声称“汪到滇之日，身感不适，未及深探”，至19日“临行时，始道出真语，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事件，若能成功，国家之福，万一不成，则暂不返渝”。龙云故作天真，自称此事“关系重大”，未识汪在重庆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以此为万一追究责任时预留推卸地步。1939年3月21日，刺汪事件发生，但误中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及其曾仲鸣夫人方君璧。3月28日，龙云派亲信李鸿谟携函，并携款5万元赴河内慰问汪精卫。龙云却在此后连续派李鸿谟（希尧）及省政府办公室主任黄秉忠（青波）二人再到河内，向日本在当地的特务机关请求谅解，通报情况，要求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