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本文所属分类：孔子思想

语出《论语·雍也篇第六》：“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按字义，文，文采；质，质朴；彬彬，杂半之貌。南宋朱熹《论语集注》：“言学者当损有余，补不足，至于成德，则不期然而然矣”。清刘宝楠《论语正义》：“礼，有质有文。质者，本也。礼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能立能行，斯谓之中。”孔子此言“文”，指合乎礼的外在表现；“质”，指内在的仁德，只有具备“仁”的内在品格，同时又能合乎“礼”地表现出来，方能成为“君子”。文与质的关系，亦即礼与仁的关系。于此一则体现了孔子所竭力推崇的“君子”之理想人格；另一则反映了其一以贯之的中庸思想，即不主张偏胜于文，亦不主张偏胜于质，当不偏不倚，执两用中，而做到这点且属不易。“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文质得中，岂易言哉？’”(《礼记·表记》)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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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出《论语·述而篇第七》：“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又见《孟子·公孙丑上》：“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吕氏春秋》亦记载：“孔子曰：‘吾何足以称哉！勿己者，则好学而不厌，好教而不倦’”。其句意谓：默默将所见所闻记于心间，发愤学习从不满足，教导学生不知疲倦。南宋朱熹《论语集注》：“三者已非圣人之极至，而犹不敢当，则谦而又谦之辞。”近人钱穆认为“或以本章为谦辞，实非也”(《论语新解》)。孔子于此所举三事：其一，重在言识(记忆)，不在言默，所谓“多闻，质而守之”(《礼记·缁衣》)，“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其二、三，则表达了孔子于求知学问的勤勉不怠和教授弟子的一腔热忱，同时也是孔子从认识和方法对“学”与“教”的合理总结。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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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出《论语·述而篇第七》：“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意谓：以不义手段占有的财富与官位，对于我如同天际的浮云。《论语》同篇：“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里仁》：“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孔子于此重申其看待和求取富贵的具体原则，即须合于“义”与“仁道”，违此而获，则被视如过眼烟云之不足取。同时亦表明其于清贫生涯甘之如饴、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与襟怀。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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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出《论语·颜渊篇第十二》：“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就是说，“仁”的行为准则是：凡自己不愿意别人如此对我，我也不应如此对待别人。孔子说，自己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忠恕”之道，而其中所谓的“恕”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子贡把这八个字它解释为：“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对这个诠释，孔子是赞同的。

由上述可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仁”的范畴的核心原则，它表达的是一项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这一准则要求人们在居家生活、人际交往乃至一切社会活动中，都应本着尊重他人、体谅他人、理解他人的心态去展开活动。譬如说：“所恶于上，毋(勿)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大学·传之十章》)即是在社会互动中理解、体察对方，推己及人，也就像朱熹所解释的，“如不欲上之无礼于我，则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无礼使之。不欲下之不忠于我，则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于前后、左右，无不皆然。则身之所处、上下四旁，长短广狭，彼此如一，而无不方矣”(同上)。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蕴。孔子认为，这种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行为准则就是“恕”。在一切社会互动领域贯彻了这一准则，就能“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就会在自己的行为中充分体现出“仁”的品德。因此，在他看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该成为人们社会行为的一种价值取向，理所当然，它也应作为“仁”的核心。

民无信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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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出《论语·颜渊篇第十二》：“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子贡向孔子请教为政的道理。孔子说治邦强国之政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足食”，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的安定，要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基本生活有保障。二是“足兵”，武备坚固。能够做到“足食足兵”，还要使人民信赖政府和执政者。子贡就说，假使受时代的环境限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要在这三件事之间少做一件的时候，应该先去掉哪一样？孔子说，先去了军备。子贡又问，万一碰到还不能维持足食与立信这两项的情况下，又应该先去哪一项？孔子说，那宁可去兵去食，乃至没有饭吃都可以，但政府对人民必须坚守一个“信”字。朱熹解说：“民无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不失信于我也”。

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准备，变法的条令已准备就绪，还没公布。因为当时处于战争频繁、人心惶惶之际，统治者担心百姓不相信自己，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于是命人在都城南门前放置了一根高三丈的木头，并当众许下诺言：谁能把木头搬到北门去，便赏赐十两黄金。老百姓看到后对此感到奇怪，不相信如此轻而易举的事能得到如此高的赏赐，大家议论纷纷，却没有人前去搬木头。商鞅于是又说：“能搬木头的人赏五十两黄金。”有一个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上前把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信守诺言，赏给了他五十两黄金，以此表明没有欺骗百姓。商鞅的这一举动，在秦国百姓心中树立起了威信，而接下来的变法就很快在秦国推广开了。变法令颁布了一年，秦国百姓前往国都控诉新法使民不便的数以千计。这时太子也触犯了法律，商鞅说：“新法不能顺利施行，就在于上层人士带头违犯。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以刑罚。”便将他的老师公子虔处刑，将另一个老师公孙贾脸上刺字，以示惩戒。第二天，秦国人听说此事后，都渐渐遵从了法令。新法施行十年，秦国出现路不拾遗、山无盗贼的太平景象，百姓勇于为国作战，不敢再行私斗，乡野城镇都得到了治理。老百姓十分信任政府的法令，都能做到令行禁止。秦国在变法后，一跃而成为战国中的强国，其中商鞅立柱取信的举措功不可没。

小不忍则乱大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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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出《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朱熹《论语集注》：“小不忍，如妇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又说：“妇人之仁，不能忍于爱；匹夫之勇，不能忍于忿，皆能乱大谋。”(《朱子语类》卷四五)近人杨树达又分不忍有三义：“不忍忿”；“慈仁不忍，不能以义割恩”；“吝财不忍弃”(《论语疏证》)。

孔子认为忍“小”为的是了成大事。这里所说的忍“小”，是指克制个人的怨忿和对小利小惠的贪求，以及容忍他人对自己不恭行为之类。人人都能做到“忍”，人际间的矛盾便可缓和，关系自然协调。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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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出《论语·为政篇第二》：“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仲由，我教给你的东西你都清楚了吗。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也是一种知。从孔子的话中可以发现，“是知也”之“知”，与我们在一般意义上讲的知，即对于某种具体知识的领会和把握，是有根本区别的。它是认识世界方法论范畴中的“知”，讲求实事求是的态度，因而也就更富有张力，更具有现实的价值。联系孔子与此相关的一些论述，他教诲仲由的这番话至少有以下两个涵义。

第一，提倡在认识的过程中，应抱着老老实实、虚心谨慎的态度，反对主观臆测，刚愎武断。据《论语·子罕篇第九》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其中“毋意”“毋我”，就是不凭空揣测、不自以为是的意思。孔子自己说过：“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篇第七》)有一种人自己不知，却还要凭空造作。孔子的态度是承认自己不知，然后多见多闻。他进而提出经过多见多闻之后，自己若有把握不准之处，应该存疑，而不能仓猝说出或付诸实行。“子张问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篇第二》)

第二，承认知识的无限性，人永远难以穷尽真知。世间分门别类的知识无边无涯，作为单一的个人只能知道其中的一部分，至于另一部分则因力所不逮而难以把握。因而对于自己所不知的部分，绝不能强不知以为知。认识到这一点，人们就可以根据现实的需要以及自己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选择合适的认识与探索对象。所以孔子的这个看法并不表明他在无穷的知识面前软弱退却，相反正反映了他对认识规律的把握。《论语·先进篇第十一》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在这里，孔子拒不回答子路提出的事鬼神和死的问题。孔子的学生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篇第七》)他自己说：“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篇第六》)孔子不讲“力”“乱”，或许是他不愿说，至于死、怪、鬼、神等问题，很可能是他本来就没有将它们列入自己的认识范围，所以只得付诸阙疑。孔子提倡的“知之为知之”的认知态度，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它给后代留下了一种淳正质朴、不尚虚华的谨慎学风。

有教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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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出《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子曰：‘有教无类。’”孔子教育思想中“有教无类”的主张，历来为人所称道。孔子以前，学在官府。私人设立学校，开门招生，自古以至春秋，孔子是第一人。他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篇第七》)他招收的学生，出身贫贱的居多，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篇第六》)，可见家境之贫寒。仲弓，其父为“贱人”，家“无置锥之地”(《荀子·非十二子》)。子路是“卞之野人”，“尝食藜藿，负米百里之外”以事亲(《说苑·建平》)；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为枢；而瓮牖二室，褐以为塞；上漏下湿，匡坐而弦(歌)”《庄子·杂篇·让王》。

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以致引起人们种种疑问。南郭惠子问子贡：“夫子之门，何其杂也？”意思是说，孔门弟子的成分怎么如此复杂。子贡也回答得很好，他说：“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檃、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荀子·法行》)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办教育确实是他“仁者爱人”思想的具体体现。

君子固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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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出《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指君子在穷困之时，也能坚守住自己的节志。孔子一行人在陈国断了粮，随行的人都饿倒爬不起来。子路见了孔子便发牢骚说：“君子难道也有穷极潦倒的时候吗？”孔子回答说：“君子即使在穷困时，也能坚守住自己的节志；小人碰到穷困时，那就会胡作非为了！”这里所说的“君子”，指有道德、节操的人；“小人”，指无德无行的人。孔子周游列国，推行其政治主张，多遭窘迫困顿，但他立志弥坚，逆境之中，仍坚持不懈。即使明知其道不行，亦“知其不可而为之”，不肯改其大节，变心易志，表现出一种执着的求索精神和独立的人格。

孔子思想的基本概念（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