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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的基本概念(2)

论语2

本文所属分类:孔子思想

好,用作名词,指好人、好事或好处等。例如:“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论语·述而篇第七》)再如,“子曰:‘……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篇第二》)用作动词,指变好或使之好。例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篇第十二》)又如,“子贡问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善”又有“善于”或“好好地”的意思。例如,“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论语·公冶长篇第五》)又如,“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论语·雍也篇第六》)

关于“善”,孔子有几个为人称道的观点:“从善”说。“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篇第七》)孔子主张学习好的,改正不好的。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同上)孔子所关心的是修养道德,研究学问,实践仁义,改错从善,争做一个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他这样教诲弟子,也这样自我勉励。

“善则称人”说。“子云:‘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民不争。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怨益亡。’”“子云:‘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忠。’”“子云:‘善则称亲,过则称己,则民作孝。’”(《礼记·坊记篇第三十》)有好事,归功于别人;出现错误,批评自己。孔子主张“善世而不伐”(《周易·乾传第一》)。他的学生颜回说“愿无伐善”(《论语·公冶长篇第五》),即使做了好事也不自吹。孔子的这一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鉴的价值,如果今人做到“善则称人”,人与人一定能够和睦相处。

“守死善道”说。“子曰:‘为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篇第八》)这种誓死坚持善道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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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一种合理性,或者合理的事物,合理的行为,合理的状态。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义”是表示合理性的概念,或者说是人们社会行为的最高依据。所谓“义者宜也”,就是这个意思。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篇第四》)。意即,君子对于社会上的事情,没有固定的法式,一切以是否合理为准则,合理性是一切行为的最高原则。那么,什么是合理性呢?孔子没有明确论述,不过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逻辑关系来看,合“礼”的事情和行为都是合理的,孔子说,“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左传·成公二年》),表明了“礼”与“义”的紧密关联性。

孔子认为,作为理想的人格——君子的行为必须以合理性原则为最高依据,因此,君子必须对于事物的合理性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篇第四》)就是这个意思。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一个人要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明确什么东西是合理的,是“义”,并努力使自身的行为符合“义”的要求。例如,子张问崇德辨惑,孔子答道:“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篇第十二》)。所谓“徙义”,就是一切以“义”为中心,惟“义”是从。因此,人们看见或遇到了合理的事情——“义”,就应勇敢地去做,这就叫见义勇为。而对于不合理、不义的事情和东西绝不能去做、去追求,不义之财绝不能要。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表明了他对“义”的坚定立场和态度。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义”也表示一种合理的手段和方法,特别是指为政者的一种合理、适宜的举措。例如,孔子曾这样评价子产,说子产“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篇第五》)。这里的“义”就是表示一种合理适宜的政治措施。又如,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篇第十三》)“上好义”就是指统治者自身行为合理,作风端正,就是“其身正”,因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同上),所以说,“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

“义”还表示一种合理的社会状态。例如,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篇第六》)。意思是说,一个明智的统治者,首要的事务是引导人民走向合理的社会状态。这种合理的社会状态就是使人民生聚繁衍,使人民生活富足,然后使人民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即:“庶之”、“富之”、“教之”(《论语·子路篇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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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于道德或才能,或指富于道德或才能的人。关于“贤”,孔子有很好的论述。

孔于提倡“见贤思齐”。他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篇第四》)看见贤人,就要思考如何向他看齐;看见不贤的人,就要自觉地反省自己,检查自己有没有类似的毛病。如此自觉、认真地进行道德修养,也一定会成为一个贤人。

孔子提倡尊重贤人。例如,“子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则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礼记·缁衣篇第三十三》)孔子认为,《诗经》中的《缁衣》是一篇“好贤之诗”,希望人们尊重贤人,让贤人执掌国柄。他还说:“义者,宜也,尊贤为大。”(《礼记·中庸篇第三十一》)“尊贤”是为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孔子就是一位尊重贤人的人。例如,子贡问:“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说:“古之贤人也。”(《论语·述而篇第七》)据《论语》记载,孔子多次称颂伯夷、叔齐的德操;对同时代的贤人,如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婴、鲁国的左丘明,孔子都有称颂的言辞。

孔子认为,“贤人在下位而无辅”,则“高贵”者“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处在一种危险的境地。从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出发,孔子主张举贤用能。他赞美“举贤援能”的行为,他说:“儒有内称不辟亲,外举不辟怨,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君得其志,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礼记·儒行篇第四十一》)他曾批评鲁国的大夫臧文仲不提拔贤人柳下惠:“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孔子认为,举用贤才是把国家治理好的一个重要方面。“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论语·子路篇第十三》)孔子赞美周武王重贤任能的做法,武王重用十位贤人,从而推翻了纣的统治,建立了西周政权。

孔子“见贤思齐”的观点,仍有现实教育意义。他的“尊贤举贤”的观点,同今天所说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有相近之处,也值得今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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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的思想范畴里,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其最重要含义指道德。孔子非常重视德。“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第二》)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仪来规范,这是治民的最好办法。“子曰:‘君子怀德,小入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篇第四》)“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篇第七》)都是讲对道德的重视。“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宪问篇第十四》)就连对马的评价,也认为德比力更重要。

孔子表示出对不修德的忧虑。“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篇第七》)“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篇第九》)

孔子认为“中庸”是德的最高表现。“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篇第六》)“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论语·泰伯篇第八》)泰伯多次把君位让给别人,民众简直找不出合适的词语来称赞他,所以孔子赞赏他有至德。“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矣。’”(《论语·泰伯篇第八》)周文王已经得到天下的三分之二,却仍然向殷纣王称臣,孔子认为周朝的道德达到了最高境界。这里反映出的思想,都和“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的思想有关。

孔子提出一些不利于道德的行为,告诫人们应该警惕。“子曰:‘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子曰:‘乡原,德之贼也。’”(《论语·阳货篇第十七》)“子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贷篇第十七》)下面两段话,虽为子夏、子张所说,却同样反映出孔子思想:“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篇第十九》)“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论语·子张篇第十九》)子夏主张大的节操必须遵守,不能超过界限;子张主张在道德修养上,行为应该坚强,信念应该坚定。

孔子还规定了一些“崇德”,即达到道德要求的一些做法。“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篇第十二》)为人忠诚实在,按义行事,这就提高了道德。“子曰:‘先事后得,非崇德与?’”(《论语·颜渊篇第十二》)先付出劳动,然后才获取,就能提高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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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笃”的含义较为单纯,就是忠诚厚道,笃实,纯一的意思。

在《论语》中,“笃”字共出现过七次:子曰:“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篇第八》)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篇第八》)

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论语·先进篇第十一》)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论语·子张篇第十九》)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篇第十九》)

上述句子中所出现的“笃”字,都是“笃厚”、“真诚”、“笃实”之意。孔子主张君子不仅“笃于亲”,还要笃信、笃志、笃学。笃是与信、诚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孔子强调,为人要讲究“信”。信,是立身处世的基础,是从政的重要条件、交友的准则,也是道德修养的基本准则。笃、信这几个概念密不可分,其所内含的“忠信”、“笃厚”、“正直”的品格,常为孔子所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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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对工作严肃、认真。孔子说“君子有九思”,其中之一就是“事思敬”(《论语·季氏篇第十六》)。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篇第一》)他还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篇第十三》)“事思敬”、“敬事”、“执事敬”,都是指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工作。这是孔子的一贯思想。他认为,无论到什么地方,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工作,都是必要的。

孔子“事思敬”的观点是正确的。“事思敬”应当成为每个国民的工作作风,并把这种作风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敬”又指恭敬人、尊重人,有礼貌。例如,“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篇第二》)再如,“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篇第四》)孔子认为,对父母要孝,而孝的核心是“敬”,即使在父母不接受自己的意见的时候,也要保持恭敬的态度,不能有怨恨情绪。

此外,孔子还把对人的尊重当做治国的根本大政提了出来。例如,“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君子无不敬也。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则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则国家顺矣。’”(《礼记·哀公问第二十七》)这是孔子提倡的“推己及人”的政治主张:尊重自身,则尊重百姓之身;尊重自己的妻子儿女,则尊重百姓的妻子儿女。这种主张突出了对人的尊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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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信”主要有这样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诚信,信实。如:“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篇第一》)“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同上)

在孔子看来,信实不欺是一种优秀的道德品质,也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篇第二》)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誉,好像马车上没有驾驭牲畜的关键,是完全不行的。他告诫学生,要行事通达,首先要做到忠信笃敬。

孔子认为,“信”在仕进、治国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信则人任焉”,要参政,首先要得到统治者的信任,而身为人臣,最重要的也是“忠”、“信”二字。只有“主忠信”,才“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论语·泰伯篇第八》),可以成为一个有崇高品德的君子。作为执政者,则更要讲究诚信。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篇第一》)统治一个国家首先要做到认真谨慎、信诚可靠,才能得到老百姓的忠诚,才可以谈到“平天下”。

孔子认为忠信之质又必须靠勤奋好学来完善,否则不明其理,不免反受其蔽。“好信不好学,其蔽也愚。”(《论语·阳货篇第十七》)

“信”的第二个意思是相信、信任。如:“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篇第五》)

孔子认为,人民的信任是立国之本,民众一旦对国家失去信心,这个国家也就无所作为了。“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篇第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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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时习之语出《论语·学而篇第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意思是学过的内容要经常练习,这是孔子重要的教学思想之一。

孔子在教学上有丰富的经验,教授给学生的知识也非常丰富。他还常常与学生们一道研讨问题,给学生解决各种疑难问题。他鼓励学生培养良好的品德,深入钻研,并提出了“学而时习之”的主张。

孔子一生重教,孔子之教重在学。他教人以学,重在学为人之道。整部《论语》就是孔子主张的为人处世的学问。那么学问从哪里来呢?学问是从人生经验上来,是从社会实践中来,是在做人做事上去体会。孔子主张“博学”,诗、书、礼、乐、射、御都是日常所习。

孔子生活的时代,天下纷争,礼崩乐坏,孔子一心想恢复西周初期的礼乐状态。他不仅自己学习礼乐制度的内容和操作规范,还教授给学生,希望通过自己和学生的努力,使整个天下达到西周初期的理想状态。因此他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并且教授他们正确的学习方法。

甲骨文中“习”是“羽”字下从“日”,本义指的就是小鸟反复地试飞。小鸟在反复的试飞中体验、练习,不断校正自己,终于一朝能展翅腾飞。我们要随时注重“时”和“习”,要随时随地学习,即随时随地要有思想,随时随地要见习,随时随地要有体验,随时随地能够反省。开始进行反省审视不容易,但慢慢有了进步,自有会心的乐趣,就会“不亦说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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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务本语出《论语·学而篇第一》:“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孔子之学所重最在道,故讲“君子务本”。这里的“本”解作“根本”,不是树的根本,是指做人的根本。儒家认为做人的根本在于“孝悌”,孝是孝顺父母,悌是敬爱兄弟。孝,是人之为人应具有的基本道德,也是修身的基本法则。人能有孝悌之心,自能有仁心仁德,好像树木之生于根。本立而道生,故做人贵在“务本”,要促进诱发孝悌之心,要养护成全为仁之道。

“孝”是中国古代社会君臣士庶所共同遵守的至德。一个人能做到“孝悌”,心情自然平和顺达,自然不会做出犯上作乱的事情来。政治上没有乱臣贼子,天下自然一片清宁。故要天下太平,就要先提倡孝悌之道。国家由一个个家庭组成,家家孝悌,人人和顺,国家才会长治久安。孝道以“无违”为主,要承顺亲志、承欢亲心。但道理容易说,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了。

《左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晋献公有八个儿子,其中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夷吾三个人都非常有才干。献公攻打骊戎,得到美女骊姬,宠爱至极。骊姬生了儿子奚齐,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她希望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于是便和朝中小人勾结,设计先将申生、重耳、夷吾三人调离京城,派到比较偏远的地方去驻守,使得晋献公与他们的父子感情渐渐淡薄。不久,骊姬又趁献公打猎外出之际,让申生回来祭母。申生拜过后把祭肉和祭酒送到京城呈献给父亲——这是古代礼节。骊姬将下了剧毒的酒肉呈给献公,献公用酒祭地,地上冒起白烟,把肉给狗吃,狗死了,献公又让一名随从食用,随从也死了,献公于是心生杀机。申生听说此事后,既不愿逃走,也不愿宣扬真相,说:“父王失去骊姬,一定会居不安,食不饱。我去说明真相,骊姬一定有罪。父王年纪大了,做儿子的不能让他开心,又怎能去夺他所爱。”于是自杀身死。史书记载“晋侯杀其世子申生”。申生为了顺父亲之意而死,却使父亲背上杀子的恶名,所以后代史家以“恭世子”称他,而不是以“孝”来赞许他。

孔子说,父亲用小棍子打我们就忍着,用大棍子打我们就跑,不能陷父亲于不义之地。父母有不对的地方,我们要婉言劝谏。父母不听,还是要尊敬父母,但也不放弃自己的正确主张。广义地说,一个人实行了作为人最起码应该做到的事,坚守作为人最起码应该坚守的原则,就可以算是“务本”了。

三省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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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出《论语·学而篇第一》:“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孔子的学生曾参勤奋好学,深得孔子的喜爱,同学问他为什么进步那么快。曾参说:“我每天都要多次问自己:替他人谋虑是否不够尽心?和朋友交往是否不够诚信?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不曾复习?”

儒家十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以求塑造成理想人格。而此处所讲的自省,就是自我修养的基本方法。

在春秋时代,社会变化十分剧烈,反映在意识领域中,即人们的思想信仰开始发生动摇,传统观念似乎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出现危机。于是,曾参提出了“反省内求”的修养办法,不断检查自己的言行,使自己修善成完美的人格。《论语》一书中多次谈到自省的问题,要求孔门弟子自觉地反省自己,进行自我批评,加强个人思想修养和道德修养,改正个人言行举止上的各种错误。这种自省的道德修养方式在今天仍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因为它特别强调进行修养的自觉性。

曾子还提出了“忠”和“信”的概念。忠的特点是一个“尽”字,办事尽力,死而后已。如后来儒家所说的那样,“尽己之谓忠”。“为人谋而不忠乎”,是泛指对一切人,并非专指君主。就是指对包括君主在内的所有人,都尽力帮助。因此,“忠”在先秦是一般的道德范畴,不止用于君臣关系。至于汉代以后逐渐将“忠”字演化为“忠君”,这既与儒家的忠有关联,又有重要的区别。“信”的涵义有二,一是信任,二是信用。其内容是诚实不欺,用来处理上下等级和朋友之间的关系,信特别与言论有关,表示说真话,说话算数。这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基石。

君子不重则不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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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出《论语·学而篇第一》:“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君子不重则不威”中的“重”是庄重的意思;“威”则是威严、威仪的意思。“君子不重则不威”,意思就是说,君子不庄重,就没有威仪。

君子要具备三重:重言,重行,重貌。言重则有法,行重则有德,貌重则有威。重言就是要重视自己所说的话,不要信口开河,夸夸其谈。一个人注重自己的言谈,说话时就会注意法度。重行就是注重自己的行为,举手投足皆有规范,或行或止都有法度。重貌就是要注重自己的外在容仪,无论是外出还是在家中,都时刻注意自己的衣着、容仪是否修整。

古人修身养性,讲究容仪和心性双修并重,外在美与内在美和谐统一。关于这一点,汉末女诗人蔡文姬则讲得更加细腻:“揽镜拭面,则思心当洁净;傅脂,则思心当点检;加粉,则思心当明白;泽发,则思心当柔顺;用栉,则思心有条理;立髻,则思心当端正;摄鬓,则思心当整肃。”

作为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从外表上应当给人以庄重大方、威严深沉的形象,使人感到稳重可靠,“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一个人倘若自己不自重,不庄重,别人也就不会重视他,尊重他。而一个平日里对言行举止和外在容仪都非常重视、认真对待的人,久而久之就会自然生出一股凛凛之威,一个有威仪的人通常都是别人尊重和信赖的对象

礼之用,和为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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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出《论语·学而篇第一》:“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和”是儒家所特别倡导的伦理、政治和社会原则。《礼记·中庸》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杨遇夫《论语疏证》写道:“事之中节者皆谓之和,不独喜怒哀乐之发一事也。‘和’今言适合,言恰当,言恰到好处。”有子认为,礼的推行和应用要以和谐为贵。但是,凡事都要讲和谐,或者为和谐而和谐,不受礼文的约束也是行不通的。这是说,既要遵守礼所规定的等级差别,相互之间又不要出现不和。有子提出的这个观点是有意义的。

在宗法分封社会,各等级之间的区分和对立是很严肃的,其界限丝毫不容紊乱。上一等级的人,以自己的礼仪节文显示其威风;下一等级的人,则怀着畏惧的心情唯命是从。但到春秋时代,这种社会关系开始破裂,臣弑君、子弑父的现象已属常见。对此,有子提出“和为贵”的主张,其目的是为缓和不同等级之间的对立紧张,使之不致于破裂,以安定当时的社会秩序。

但从理论上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又感到,有子既强调礼的运用以和为贵,又指出不能为和而和,要以礼节制之,可见有子提倡的“和”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这是有其合理性的。

巧言令色,鲜矣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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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出《论语·学而篇第一》:“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指花言巧语,令色指伪善的面貌。孔子憎恶伪善,认为伪善者与花言巧语者一样,都是小人。孔子主张“中庸”,认为“中庸”是最高的德性。但伪善貌似“中庸”,实则是“乡原”。“乡原”是一种以伪善面目出现,没有德行却伪装有德行,四面讨好的伪君子。故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篇第十七》)对于“乡原”的伪善本质,孟子说:“阉然媚于世者也,是乡原也。”又说:“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伪善与孔子的道德原则格格不入,背离了仁德,因此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

温、良、恭、俭、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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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出《论语·学而篇第一》:“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孔子一生讲学,尤其是周游列国回来后,专心培养人才。子禽和子贡都是孔子的学生,子贡是孔子弟子中最出色的一个人物,先入师门。子禽名亢,又字子元,少孔子四十岁。一天,子禽拉住子贡问道:“我们老师每到一个诸侯国,一定会了解那一国的政事,是他自己求来的呢,还是别人主动告诉他的呢?”子贡回答说:“老师是靠温和、善良、恭敬、俭朴、谦让来了解政事的。(也可以说是求来的,但是,)老师求得的方法,大概与别人求得的方法不相同吧?”

“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字高度概括了孔子的风度、性格、修养以及为人处事的态度。态度温和,容貌也就显得端庄。心地善良,就会使人感到亲近。言行恭敬,就会令人肃然起敬。生活简朴,心灵就会清静。遇事礼让、谦退,自然就会引起他人的尊重和信赖。温者貌和,良者心善,恭者内肃,俭者寡欲,让者身正,具备了这五种品质,于是令列国之君信而敬之,不疑忌其干人之政,故愿以诚相待而向他咨询为政之道了。

信近于义,言可复也

本文所属分类:孔子思想

语出《论语·学而篇第一》:“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中国古代儒家提倡为人处事要遵循“五常”:仁、义、礼、智、信。“信”作为“五常”之一,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的规范作用。

人要守信,无信不立,答应的话,一定要做到,《论语》中的子路就是这样的人。历史上有著名的“季布一诺千金”的故事,秦末有个叫季布的人,他特别讲信义。只要是他答应过的事就会想方设法办到。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楚汉之争时,季布作为项羽的骁将多次为难过刘邦,刘邦对季布恨之入骨。刘邦夺得天下之后,悬赏缉捕季布,季布被迫逃亡。当时的大侠朱家深知季布的为人,不但收留了季布,还通过自己的旧交、刘邦的亲信夏侯婴向刘邦为季布求情,幸得刘邦宽宏大量,又深爱季布之能,便宽恕了前嫌,还封他做了郎中。朱家宁愿冒着被诛灭三族的危险为季布提供藏身之所,也不愿意为赏赐的一千两黄金而出卖他。可见朱家是被季布一诺千金、重然诺的品格所打动,而甘愿为他以身犯险的。

但讲信用必须符合道义,只有符合道义的诺言才能兑现。孔子离开陈国去卫国时路过蒲邑,刚好遇上公叔氏占据了蒲而背叛卫国,蒲人就留住孔子。孔子的弟子于是就跟蒲人猛烈地拼斗起来。蒲人害怕了,就对孔子说:“如果能不去卫国,我们就放你们走。”双方谈好条件,就放孔子一行从东门离去。孔子脱险后却一路前往卫国。子贡说:“约定好的条约可以不遵守吗?”孔子说:“在胁迫下订的条约,神明是不会认可的。”孔子认为,签订协约必须符合道义,如果是在胁迫的情况下签的协约,神明是不会承认的,协约也是可以不遵守的。孔子用实际行动为我们诠释了“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的真谛。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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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出《论语·乡党篇第十》:“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孔子出生在陬邑的昌平乡,后迁居到曲阜的阙里。孔子的乡党,就是指这两处地方。恂恂,是指温和恭顺的样子。在本乡的父老乡亲面前,孔子总是一副温和恭顺的模样,好像不太会说话。可是“其在宗庙朝廷”,在上朝、宗庙祭祀的时候,面对着国君和大臣,他却侃侃而谈,只是仍然说得谨慎而已。由此可见,孔子的口才是很好的,但却不一味地炫耀,而是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表现。

宋代的朱熹可谓是孔子的知音,他解释说,孔子在乡党时,“似不能言者,谦卑逊顺,不以贤知先人也”,意思是说孔子好像不大会说话,谦卑恭顺,从不侃侃而谈,是因为在乡党不以贤能智慧超越人。而孔子在宗庙朝廷时“便便言”,是因为“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辨。故必详问而极言之,但谨而不放尔”。对乡亲先人,是一种恭顺的态度;在朝言事,则是一种明辨的态度。看似两种不同的风格,其实正反映了孔子为人处世的艺术。为人,不妨低调,不事张扬;做事,却要认真,尽心尽责。

六言六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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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出《论语·阳货篇第十七》:“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孔子问弟子子路是否听过“六言六蔽”,子路回答说没有。孔子于是要子路坐下,郑重地告诉他,如果不好学,六种美好的品德将会伴随着六种弊病。假若只爱仁德,却不好学,便容易被人愚弄;爱好聪明,却不好学,便容易浮荡而没有根基;为人讲究诚信,却不好学,便容易被人利用而受害;为人直率,却不好学,说话便容易尖刻刺人;为人崇尚勇敢,却不好学,便容易去捣乱闯祸;为人好刚强,却不好学,行事便容易胆大妄为。

只爱仁德却不能虚心纳谏,认清形势,最终为人所愚弄,宋襄公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宋襄公是春秋中前期宋国国君,以“仁义”见称。公元前638年,他发兵攻郑,郑文公向楚国求救,楚成王接报后,亲自统领大队人马直接杀向宋国。宋襄公这下慌了手脚,顾不上攻打郑国,带领宋军星夜往国内赶。待宋军在泓水边扎好营盘时,楚国的兵马也来到了对岸。大臣公孙固向宋襄公建议与楚议和,宋襄公却说:“楚国虽然人强马壮。可缺乏仁义。我们虽然兵力单薄。却是仁义之师。不义之兵怎能胜过仁义之师呢?”第二天楚军开始过河。公孙固又建议待楚军半渡时攻击楚军,宋襄公却说:“半渡攻击,那算什么仁义之师?”等到楚军全部渡过河,在河岸上布阵时,公孙固又劝宋襄公说:“趁楚军还乱哄哄地布阵,我们发动冲锋,尚可取胜。”宋襄公听到此话不由骂道:“人家还没布好阵,你便去打他,那还称得上是仁义之师吗?”楚军布好阵,列队冲了过来,宋军大乱。宋襄公不幸中箭,不久辞世,终其一生也未能称霸诸侯,含恨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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