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重庆有了它的第一座火车站——重庆站。自此,重庆更有了人气儿,绿皮火车的车灯一颤,前头的光道就抖上两抖,飞虫在灯光的变动下来回乱飞,乍一看像长毛的光田。
每当火车鸣笛声莅临重庆站时,原本昏暗的灯光也勉强亮堂了一下,在站里缩脖子到毛衣里,耷拉着脑袋,等远归的朋友亲属回家的人会猛的提起精神,面色活泛起来。
重庆站是新的,火车是旧的。原本富有韵律的碰撞铁轨的声音突然一停,那响彻整个重庆站的金属摩擦声就会厚重而尖锐,矛盾的让人不可名状。
车厢震动了两下,乘客们蜂蛹而入,登时就热闹了起来。人声忽的鼎沸,哄杂起来,火车站里声音此起彼伏。
“你咋子现在才回来。”
“沉不沉,我来给你提?”
“你娃儿都想死你喽。”
刘耀文提着他的大铁皮箱站在一个不起眼的墙角,他身上那套泛灰的西装,因为舟车劳顿而褶皱不堪那是他爹的——当年娶他娘的时候穿的。他爹说现在的人都把穿正装的叫做绅士,穿出去派气。为此他爹还专门找了个鞋匠把放在家里上锁小柜儿的一双皮鞋——一双掉底皮鞋补了补,还擦的锃亮。
刘耀文肩膀宽,系扣子也只能从第三颗纽扣开始系,撑得这套衣服皱巴巴的,如何看如何不得体,甚至让人怀疑刘耀文会不会是个扒手。
站里也有不少吆喝卖东西的,都有意无意远离刘耀文。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狼狈模样,苦笑起来。
他都跟爹说了,搬砖的哪里需要西服?
刘耀文不愿多留,笨拙地提着铁皮箱灰溜溜地离开了。离开了喧闹,突然跌入黑暗里的安静让刘耀文极度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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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找了一家旅馆,三流甚至更差。
灯牌斜歪地挂着摇摇欲坠,四个字有三个字全灭,幸存的那个还跟断了气一样只亮一半,还忽闪忽闪的。墙角卧着一只大肥猫,它的四周是散发恶臭的垃圾。污水从旅馆前门一直流到下水道,在月光照射下发出令人作呕的光。
刘耀文嫌恶地皱了皱眉头。
脏是脏,但他也的确拿不出更多的钱换个地方了。刘耀文叹了口气,仿佛是从心底钻出的浊气,混杂着所有的无奈与失落宣泄而出。他拖着那个大铁皮箱,上了楼那木质的楼梯,估摸着也有些年岁了。踩上去一脚便像垂死病中的老头发出的呻吟声。
刘耀文憋了一口气,滴溜着箱子,逃也似的跑到了楼上。那声音让他骇得紧,他将铁皮箱往潮弄的屋角一堆,四仰八叉的,往床上一倒就想入睡,结果那大铁床吱呀好一阵响。那架势就像快要坍塌,刘耀文真怕它散架了,坐起来试探性的用屁股顿顿,一切照旧才放心,小心翼翼的枕着胳膊躺下了。
不一会儿天昏地暗,合拢、裹紧恍若灭了灯,舍了星月的夜。刘耀文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