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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到了年根底下，擦皮鞋的摊位多了不少，我妈的生意淡了，连老谷都好一阵子都不去光顾了。

她心急得嘴上都起了燎泡，过了年我要交学费，她得在年前攒够。

1993年腊月二十四，前一天夜里下了很大的雪，这种天气出摊的人少。

我妈一大早就带我去占位置，冻了大半天才有两个人过来，一看是坐在户外就又走了。

我妈搂着我，抚着我脸上的冻疮掉眼泪，许久没出现的老谷就在皑皑白雪中朝我们走来。

他像只大企鹅似的晃悠到我们面前，一张口全是白雾：“这天儿你怎么把孩子带出来了，看这小脸冻的，来，暖暖。”

说着话，老谷从他的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热水袋塞给我，又把他的羊绒围巾绕到我脖子上。

我妈大概是绷不住了，泪水涟涟地向老谷诉了苦。

老谷沉思片刻后，问我妈愿不愿意去他的工厂，他可以先给一个月工资，让我妈到年后直接过去上班。

这无异于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呱唧砸我妈脑门儿上了，她忙不迭地点头，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那天是老谷帮我们收摊，又送我们回的出租屋，他竟然是开小轿车的，我妈瞠目结舌。

看到我们那个只能容得下一张床的出租屋，老谷突然红了眼眶。

我妈有些尴尬，说也没茶水招待，老谷摆摆手，一句话都没说就走了。

第二天一早，老谷竟然又来找我们，他说他让工厂里收拾出了一间宿舍，带我们搬过去：“条件也不算好，但总归比这儿大点，屋里还有暖气，孩子不会受冻。”

我妈有些犹豫，老谷想了想，一拍后脑勺：“对对，你还不知道我是好人坏人，这样，咱先去派出所做个登记，你在我那儿上班，我那儿包食宿，你也能放心点。”

这话一出，我妈哪还好意思扭捏啊，收拾了我们不多的家当，然后就坐上了老谷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