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去西安的慢车

那时是六月初，北平正装饰着春天绿色的花边，他那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柏树，使得紫禁城成了一个惊奇和迷幻的地方；且在那许多凉爽的园子里，人们是绝难相信那里宫殿的光辉屋顶之外，竟还有那劳苦、饥饿、革命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那些生活仇裕的外国人，住在他们自己那人口系数的蕞尔之地，享受的威士忌酒和苏打，马上球和网球，饱食闲谈，无可事事，进泉人感觉不到那大城市的静默绝缘的城墙外的人间脉搏——多数人确实如此。

然而，在过去的一年里，就是那北平的绿洲，眼也被那弥漫全中国的斗争空气所侵入了。日本人要来征服的威胁，已经惹起了民众的大示威，特别是在那些被激怒了的青年里面。几个月前，我曾经站在那满是弹痕的内城城墙下，看见有1万个学生在那里集合，都不顾宪兵的棍棒，口里喊着一种威武的合唱：“一致抗日！拒绝日本帝国主义分离华北的要求！”

当时中国红军企图通过山西，出兵长城，号称要对日作战，收复失地。这个消息传到北平，北平顿时起了嚣然的反响，以致一切防卫的机关都无法遏绝。这种有些近乎狂妄的出宾，被蒋介石将军立刻开了十一师新型精锐部队所阻止，这可阻止不了那些爱国的学生，不顾夏玉甚至被处死的可能，那群到街上去喊那被禁的口号：“停止内战！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救中国！”

有一天半夜，我爬上了一间破烂的火车，身上稍稍有些不舒服，可是心里非常兴奋。之所以兴奋，是因为我前面摆着一条探险的旅程，要去探索一个跟紫禁城的中国光辉时间上相隔数百年、空间上相距数百英里的地方：我是要到“红色的中国”去了。而所以稍稍“有点不舒服”，则因我身上种过了一些种类的痘苗之故。倘有人拿我当时的血液当显微镜底下去检查一下，便可看出里面有一个异常庞杂可怕的队伍，因为在我的臂上和腿上，我已把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的病菌都注射过了。这5种病症，在当时的西北正流行着。而且据惊人的报告，新近陕西省内还蔓延着腺鼠疫，这种疫病是在地球上少数几处地方成为风土流行病，陕西便是其中的一处。

我的直接目的地是西安——就是“西方平安”的意思。西安是陕西省的省会，从北平向西南须得两天两夜倦人的火车，那里便是陇海路西段的终点了。我的计划是从那里再向北进入占着所谓“大西北”中心的苏维埃区域。在西安北面150英里的地方，有一城市叫洛川，在当时就是陕西红区的起点。凡是在洛川以北的，除了沿公路的几个地段，即下文将要提到的几个地点外，已经一切都是红的了。粗粗画起界来，则南至洛川，北至长城，为陕西红区的南北两极端，东西则各以黄河为天然的境界。原来那条泥泞的大河从藏区流出，然后向东漫行了许多英里，这才有折而向南，穿过长城而成了陕西、山西两省的分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