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

《通典·卷十九》：玄宗御极，宰相姚元崇、宋璟兼吏部尚书，大革奸滥，十去其九。时有殿中侍御史崔莅、太子中允薛昭讽帝曰："先朝所授斜封官，恩命已布，而姚元崇、宋璟等沮先帝之明，归怨陛下，道路谤讟，天下称冤。奈何与万人为仇敌，恐有非常之变。"上以为然，乃下诏曰："诸缘斜封、别敕授官，先令停任，宜并量材叙用。"监察御史柳泽又上疏，极言不可："其斜封官得免罪戾，已沐恩私。旬月之内，频烦降旨，前敕令至冬处分，后敕又令替人却停，将何以止奸邪？将何以惩风俗？"

72. 《旧唐书·卷四十九》：至二十一年，耀卿为京兆尹，京师雨水害稼，谷价踊贵，玄宗以问耀卿，奏称："昔贞观、永徽之际，禄廪未广，每岁转运，不过二十方石便足。今国用渐广，漕运数倍，犹不能支。从都至陕，河路艰险，既用陆运，无由广致。若能兼河漕，变陆为水，则所支有余，动盈万计。且江南租船，候水始进，吴人不便漕挽，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窃盗。臣望于河口置一仓，纳江东租米，便放船归。从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载运。三门之东，置一仓。三门既水险，即于河岸开山，车运十数里。三门之西，又置一仓，每运至仓，即般下贮纳。水通即运，水细便止。自太原仓溯河，更无停留，所省钜万。前汉都关中，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师，缘河皆有旧仓，所以国用常赡。"上深然其言。至二十二年八月，置河阴县及河阴仓、河西柏崖仓、三门东集津仓、三门西盐仓。开三门山十八里，以避湍险。自江淮而溯鸿沟，悉纳河阴仓。自河阴送纳含嘉仓，又送纳太原仓，谓之北运。自太原仓浮于渭，以实关中。

73. 《旧唐书·卷四十八》：开元中，有御史宇文融献策，括籍外剩田：色役伪滥，及逃户许归首，免五年征赋。每丁量税一千五百钱，置摄御史，分路检括隐审。得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得钱数百万贯，玄宗以为能，数年间拔为御史中丞、户部侍郎。

《新唐书·卷五十》：自万岁失职，马政颇废，永隆中，夏州牧马之死失者十八万四千九百九十。二年，诏群牧岁出高品，御史按察之。开元初，国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请以空名告身市马于六胡州，率三十匹仇一游击将军。命王毛仲领内外闲厩。九年又诏：“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曩时。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上，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赀。”毛仲既领闲厩，马稍稍复，始二十四万，至十三年乃四十三万。其后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既杂胡种，马乃益壮。天宝后，诸军战马动以万计。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备私马。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载，诏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载，陇右群牧都使奏：马牛驼羊总六十万五千六百，而马三十二万五千七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