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有一天很热,我在理工学院,两点钟接到电话:“你四点钟要出席立法局的会议。”理工学院在九龙,立法局在香港开会,我赶不及回家了,所以我就穿了一件短袖的衬衣、一条大花裙子、一双凉鞋就进了立法局。一进去我知道,哎呀,麻烦了。所有的男士都是正装,所有的女士都是套装裙子。所以第二天报上登的都是,这个新的范徐丽泰议员不知道是为什么穿了这些衣服,还拍了个照片出来。这个还是小事,给人家笑没问题,那大的事情是什么呢?当年的立法局是讲英文的,他们的英文好得不得了,我的英文跟他们比起来比较差一点。所以我觉得很大的压力,我必须要学习。我们有一个第一次的辩论,我准备了三个礼拜,写了英文的八张纸。前一天念了七八次,做好准备进去,站起来念,第一张很好,第二张也不错,到了第三页纸的时候麻烦来了,心里边一路抖,脚一路抖上来,抖到我的嘴边。如果我再读的话,人家都听到我在抖,怎么办呢?唯一方法就是减低声音,好像蚊子这样的声音,没人听见我讲什么。实际上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关键敏感的时候,刚好就是中英谈判有关香港前途的时候。我认为如果是为香港人服务的,就是难的事情,没有机会成功的事情,也是要去做。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年有一个越南难民的问题。美国人从越南撤退之后,有很多越南人是帮美国军队的,他们就逃离越南。英国人就代替香港做了一个承诺,香港就是第一收容港。其实我们没问题,如果你西方国家能够答应我,他们来了之后一个月内,你就收,那有什么问题。可是问题是你们不收,尤其是美国,他要选选选,难民哪有的选的呢?他要选这些有知识的、有能力的,那些农夫他是绝对不要的。英国人也是这样,北欧也是这样。所以我就在香港公开地反对这个政策,我认为应该遣返。就是得罪人我也照讲,直话直说。
我就为了这件事情,到了英国的议会、美国的议会,跟他们展开很多的辩论。我记得有一次在耶鲁大学的一个论坛上面,我就解释香港的立场给他们听,凡是到我们香港来的人我们都收的话,我一早就可以收我的朋友、我的亲戚,都是内地来的。可是他们一到,我们就遣返。那你这越南人有什么理由在我这儿呢?其中有一个美国人说,如果今天你们不收越南人,那将来香港如果要回到中国,你们香港人会不会到我们美国来要求庇护?那个时候我有点火了,我说你放心,我们不会来的。因为第一,我们是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们香港的经济没有问题,我干吗要来你美国做二等公民啊!第二,你也可以放心,你也明白你的政府是绝对不会收我们中国人的!那个时候我完全感受到霸权主义,有的人在香港,到今天还是觉得好像我这样的,曾经在英国人的统治下服务过的人,就是港英余孽。我觉得你们叫我做什么,无所谓,可是我是中国人,我是到了外国才觉得我自己实实在在是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做一个人必须要有原则,也必须要保留自己的个性,保持真的我。可能你的老板他有一种偏爱,或许他跟某一个人关系特别好,所以就压你升高他。一块儿工作的同事们也可能这样子,踩着你的背走上去,麻烦的难做的工作推给你,有功的时候他去抢。这个情况如果没有发生过,我可以告诉你会发生的。可是你不用因为这样子,而觉得不开心。为什么呢?跟自己比赛,不是跟人家比赛。今天的我希望比昨天的我好一点,明天的我希望比今天的我好一点。所谓好一点,就是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尽了我的本分,尽了我的责任,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所以记得,我们不怕吃亏的。做工作,人家做十分,我做十二分。因为我学到的东西比他多,我将来走的那条路也会比他顺。所以不怕少年穷,只要有志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