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遇见马哲的时候,是我人生最灰暗的时刻。
我还记得那天清早,我刚迷迷糊糊醒来,医院的电话就来了,“你父亲情况不太好,你尽快来。”
那天我似有预感。好像冥冥之中就有感应,告诉我,盛夏,这一次应该是,时间到了。
应该是逃不过去了。
我爸月前突然发病,入院后病情急转直下,不得不住进ICU。平时家里我爸是顶梁柱,我自认又够能干懂事,我妈一直是被呵护宠爱的快乐小公主。我爸一病,我妈完全失了方寸,拿不出一点主意,除了哭只是哭。我没办法,凡事都不敢直接与她商量,怕她受不了,反倒又给本已焦头烂额的局面雪上加霜。
那是进ICU的第三天。我前两天一直在医院守着,白天有亲戚来替一会儿让我回家洗个澡睡一觉,晚上就在医院指定的家属等候区凑合一晚。
所谓的家属等候区,就是一片封了个天棚的大露台,设有一家便利店,如果有哪家病人推出手术室了,手术过程中要找家属签字了,病人情况危急了,便利店的小哥会用扩音器喊人。所以其实睡是不可能睡着的,能迷瞪一会儿已经算是难得。
头顶大棚破漏的塑料布,一整夜都被冷风吹得呼呼作响。冷冰冰硬邦邦的铁制桌椅怎么坐着都不舒服。便利店的大喇叭,叫了一拨又一拨的家属。有欢呼雀跃喜气洋洋跑走的,那是去看新生的孩子;有如遭雷击嚎啕大哭着奔去的,那是去见亲人的最后一面。
你知道相声里“扔靴子”的梗吗?那种心情,就是在等迟迟没有落下的一只靴子。
我爸那两晚,都安稳无事。我守了太久,人已经昏昏沉沉,家里人怕我累坏了,劝我歇一晚好好睡养足精神,大夫也说一切平稳应该还好,我才放心回的家。
那晚我竟睡得特别好。或许是累了,倒在床上就睡得不省人事,连梦都没做。
直到生物钟自动闹醒,那只靴子终于掉下来了。
我从床上跳起来,嘱咐我妈在家里等消息,穿上衣服背上包就跑出去打车。
早高峰。马路上来来去去的出租车都是满的。
我急得哭。路口这里没有车,就跑到大街上去接着拦。仍然没有,连公交车都挤不上去,司机干脆不开门了。
平时我是没那么脆弱的。但在非常时期,打不到车这一件小小的事情都可以成为你疲惫心上的一根稻草。
我摘了眼镜擦擦泪水,深呼吸一下以调整情绪。
再一抬头,一辆白色家用车停在眼前。
车窗落下来,司机戴了副墨镜,有些东北口音,“你要去哪儿?”
我忙凑过去,弯下腰央求人家,“我想去第三医院,实在打不着车,您顺路吗?可以捎上我吗?”
那人说:“顺路。上来吧。”
走投无路以及病急乱投医是什么心情?我当时就是了。
那或许也可以理解为老天爷在适当的时候给你的一点暗示。不需要思索,也来不及思考,不可能动用理智,也不具备其他选择,一切就自然发生。
司机并没立即开车,“那个,大姐,我这不是出租车。”
“我知道,师傅,咱们就按出租车计费,好吗?麻烦您了。”我不怕他和我谈价,我只怕他反悔不拉我。
“不是,我是想说,你要不记一个我的车牌号?你是女孩儿,我怕你有什么安全上的担心,咱们都说清楚比较好,”他说了一串数字,“这是我的牌照,你记一下,我姓马。”
我十分惭愧,“噢噢,好的,马师傅,太感谢您了!”
“没事儿,那咱们就走了。”
在彼时最痛苦的深渊里,我如此感激它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