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齐的岛屿

阿齐喜欢张帅的皮鞋，那是一种油亮的黑。

从平滑紧绷的鞋尖开始，他的目光就像长了脚的雨，湿漉漉地爬上他的裤腿，脊背，挺拔的腰线，那双率意清明的眼睛。

你不像个警察，他半醉半醒地说，你像个诗人。

但你就像个男妓，整个米高梅最好看的男妓。

说这话的时候，张帅正站在米高梅舞厅旋转门的门口，在温柔的路灯底下端详他硬朗而坦诚的北方人五官，那眉目间荡漾着漫不经心的美感。他虔诚地看着他的脸，宛如在看一尊洁白无瑕的玛利亚像。

此刻，一列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从他身后慢吞吞地驶过。

这是1941年的上海，夜色浓得就像他漆黑的瞳孔。

张帅是个华捕，十三年前毕业于徐汇公学，经亲戚介绍考入格兰路巡捕房政治处，若干年后，已经擢升为一等督查长。

外人眼里，他是个彬彬有礼的好人。待人接物总是款款的，骨子里有几分起心于宽厚的随性。大多数时候他都很沉默。杨梓桐说，话少的男人痴情，事实也的确如此。张帅爱极了阿齐身上那股子质朴的痴劲，他格格不入地混在一众粉白黛绿的男妓中间，就像浑浊的玻璃窗上，一点抹得清亮剔透的光。

舞票一张张地从口袋里掏出来，塞进阿齐手心。

如果有某种奇特的喷涂颜料能使他这熟稔的一连串动作被具象化地呈现，你就会看到它们在半空中勾勒出了一条曼妙的曲线——他举手投足间都在迎合他那副玲珑的身段。而阿齐的手指松松地舒展，又松松地收拢，就像虚攥着一把烟。

阿齐是青岛人，说的是口音生硬的胶辽官话。

一年前有个好心的客人告诉他藏拙的道理，比如未必要改掉把“嗯”说成“昂”的毛病，遇事他还可以讲“知道了”或者“好的呀”。结果他照猫画虎学了半天，听上去反倒更糟。阿齐因此惹出不少笑话，整个舞厅，就只有杨梓桐一个人昧着良心说好听。他一度觉得杨梓桐是在有意拿他取乐，因此更看不上杨梓桐。幸而公平的是，杨梓桐也看不上他。

杨梓桐是个标准的上海男妓，舞厅学习班的高材生，能讲英文也会作诗。在他看来，阿齐这样的男性难民沙丁鱼一样涌入醉生梦死的十里洋场，正导致了男妓这份职业的收入每下愈况。

现在，阿齐点燃一支烟，坐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以一种满不在乎的口吻对杨梓桐说，上海也不过就是个湿乎乎的小城，没什么可了不起的。要说舞厅，青岛也有；要说酒吧，青岛也有；要说洋人，青岛也有。

杨梓桐把纤细的眉眼向上挑了挑，有本事你回青岛去呀。

阿齐一时哑口无言，他憋着气儿，腾出两根白得发光的手指，用软绵绵的指肚去擦沾在红酒杯上的劣质唇膏。再抬头的时候一下子瞧见了楼下的张帅，他挺拔而高大地站着，和门童不紧不慢地讲话。他霎时就心悦诚服地败下阵来，因为张帅这样的男人，青岛没有。

张帅有个对象，这是阿齐猜出来的。

有几次与他作别之前，他站在暧昧的灯光里转身，让他拣粘在他背上的长发。他笑笑地阳奉阴违，假意用尖尖的手指在他疆域辽阔的后背来回比划，一寸寸量过去。触感竟是一种令人惬意的刺痒。他也不许他乱动，就像个经验老到的裁缝，要把事情做得有板有眼。

阿齐不比杨梓桐，他绝对是个市井而薄舌的男子，可唯独对张帅的对象缄口不问。这是发自一个22岁年轻男性的敏感和矜贵。他想，如若问出他的对象是个体面的正经人，那么他便输了，倒未必自己输了，而是他家里的丈夫刘镕睿输了。那是个十足的废物，一旦比较起来，铁定会掉了他的身价。

这话倒不假，刘镕睿是个烂人，烂到骨子里的烂人。

他家里原是本地船民，后来外商仓库鳞次栉比地从黄浦江两岸冒出来，他爹就成了码头装卸工，他嫌累不愿做，整日在街上游荡。再后来他娶了阿齐，这才重整旗鼓，做起了东洋车夫。

三年前一个秋天的深夜，刘镕睿拿着拉车的报酬去吃鸦片。钱花光了，又去拉客，结果遇上一伙面目模糊的匪徒。他神思恍惚，力有不逮，只得眼睁睁看着车子被抢走，从此欠下车行一屁股债。那天他只在原地呆了一会儿，就面无愧色地回家，扯谎说是和一个不给钱的洋大人起了冲突，一下子被洋大人的手杖戳中了脊梁骨上的要害，连人带车翻进水沟，怕是再也没法干劳力活了。

起初阿齐吓坏了，急得像只无头苍蝇。他忙于寻医问药，折腾了两个月也没瞧出所以然。直到一个燠热的晚上，阿齐被车行遣来讨债的人吓得不敢回家，却在黄浦码头附近，撞见刘镕睿狼狈不堪地被堂倌赶出一间叫作绵云阁的烟馆。他一下子就明白过来，刘镕睿得的是不治之症，叫懒病。

那时候他们还住在江浦路一带的弄堂。坐北朝南的三层小楼塞着六户人家，豆腐干似的灶披间供养着 他和刘镕睿的吃喝拉撒。大上海寸金之地，房租一日三涨。第二年春天，车行的债依然没有还清，阿齐于是成了男妓——她得养着刘镕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