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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王安石握手言和

苏轼传

到元丰六年,变法运动已经持续整整十六年了。十六年来,神宗皇帝殚精竭虑,国富兵强的理想却始终难以成为现实,相反的,似乎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渺茫了。他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多么希望一批强有力的助手来帮助他应付这日见艰难的局面啊!可是环顾四周,曾几何时,朝廷要职都被一群无能之辈所占据,一想到这一点,神宗心中便涌起一阵悲哀。作为一位有为的君主,他不得不反思以往,开始考虑起用一些反对新法的官员,并曾公开表示“欲取新旧人两用之”。司马光、苏轼等都在神宗的考虑之中。

元丰六年六月,听说苏轼病逝,神宗十分悲伤;此后又很快证实,不过是个谣言,他的心中充满了失而复得的喜悦。这一悲一喜,更激发了神宗对苏轼的珍惜。一天,他和身边近臣谈论古今人才,神宗说:“苏轼可与哪位古人相比?”

近臣回答:“颇似李白。”

神宗说:“不然,李白有苏轼的才气,却没有苏轼那么深厚广博的学识。”

这样一个旷代奇才生长在自己的时代,确实是人主的福气和骄傲。倘若不能为我所用,岂不是最大的遗憾?再也不能优柔寡断,拖延时日了!

元丰七年正月的一天,神宗忽然亲书手札:

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

诏令将苏轼改授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读过诏令后,苏轼百感交集,虽然一切都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是稍微内移,但“人才实难,不忍终弃”一行字,显示出皇上对他的深深眷顾。

作为一名正直的封建知识分子,苏轼具有浓厚的“忠君爱国”思想,并不因遭遇坎坷而心怀怨恨。经历了五年的谪居生活之后,读到这样饱含珍惜之意的话语,无异于漫漫长夜里的一线光明。可是,一想到骤然之间就要告别黄州的一切,心中便有万分的不舍。他很想上书朝廷,请求皇上同意他继续留在黄州,但又不忍拂逆皇上的一片好意,汝州毕竟是一个繁华富庶的城市,各方面条件都比黄州要好。犹豫再三,他终于决定成行,一家人、便开始匆匆打点行装,从此,又将踏上漂泊之旅。

撇开纷繁的政见不说,对于苏轼的才华,王安石一直是非常欣赏的。尽管熙宁初年,苏轼频频上书攻击新法,此后又写过一些诗文批评新法实行之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曾令王安石感到不快。但是,作为一位伟大而无私的政治家,在他当政时期,并没有因此而打击、迫害苏轼。相反的,到元丰二年苏轼身陷台狱,王安石已不在其位,仍仗义执言,上书营救。苏轼贬居黄州之后,王安石始终默默地关注着这位比他年轻十五岁的当代英才,每当碰到从黄州来的人,他必定要问:

“子瞻近日有何妙语?”

听说苏轼已经到达金陵,并将择日前来拜访自己,王安石既高兴,又感慨,同时也不免有些顾虑,毕竟过去的岁月里,两人曾有过十分尖锐的对立。

但是转念一想,当年的争执,彼此都是出以公心,并无半点个人恩怨,因此心地坦然,不等苏轼到来,便骑着毛驴,一身便服,在两位书童陪伴下,到江边看望苏轼。

苏轼站在舟中,远远看见王安石走来,十四年不见,这位精明强干、雷厉风行的政治家,竟已是一位风烛残年的孱弱老人!

苏轼心中既感动又酸楚,他来不及思索,便穿着家居的衣裳跳下船来,快步迎上前去。两人执手相对,心情激动,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半晌,还是苏轼一句笑谈打破了沉默:

“苏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

王安石朗声笑道:“礼仪岂是为我辈所设!”

十多年的隔阂冰消瓦解,心与心的距离顿时缩小,友谊取代了旧嫌,倾慕化解了对立,两个一样伟大的人物,终于在置身于喧嚣的政治舞台之下时,握手言和,留下一段文坛佳话。

此后,在逗留金陵的一个月中,苏轼频繁地出人于半山园,成为王安石家里的常客。两人谈佛论道,评诗议史,每次都有说不完的话题。

一天,两人正谈得投机,苏轼突然严肃地说道:

“荆公,我有话要对您说。”

一听苏轼的语气,王安石心中不由一惊,以为他要重提熙宁年间在朝时那些不愉快的往事。以前因为自己锐意改革,求成心切,听不进半点反对意见,苏轼的屡次外任,不能说与自己毫无干系,对此,他是心存愧意的。

苏轼何等聪明,一见王安石的神色,便明白他误会了自己,连忙说:

“我想谈论的是有关天下安危的大事。”

王安石心下稍宽,他说:远赏丽山“子瞻但请明言。”

苏轼忧心忡忡地说:“屡启战端,严于刑律,乃是强汉盛唐灭亡的先兆。自太祖立朝,列祖列宗皆以仁厚治天下,正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但现在,西北与辽、夏连年交战,屡战屡败;而在东南繁华之地,蔡确等又罗织罪名,大兴冤狱,军队疲惫厌战,人民忧恐不安,这些都是国家动荡的根源呀。您为什么不置一词,拯救这种危难的局面?”

王安石无奈地摊开两手,摇了摇头,说:

“这两件事情都是吕惠卿引起的。我早已告老还乡,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哪敢再说三道四,自讨没趣?”

苏轼义正词严地说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臣下事君的常礼。但当今圣上以非常之礼待您,您怎能仍以常礼事君?只要利国利民利圣上,您难道不应该越常礼而行事吗?”

面对苏轼的诘问,王安石顿时热血沸腾,他站起身来,激动地说:“子瞻不必再说,我一定向皇上进言!”

过了一会儿,他不禁又满脸忧戚,叮嘱苏轼道:“此事出自老夫之口,入于子瞻之耳,切不可对他人提起。”

对于吕惠卿的恶意中伤,他仍然心有余悸。苏轼对此深表理解,他自己又何尝不是惨遭陷害,几乎九死一生?

接着,王安石若有所思地说:“行一不义之事,杀一无辜之人,就算可以因之而得到天下,也不肯做,这样的人才算可取。”

苏轼笑着说:“可现在的人为了能得到半级官职的升迁,即使是杀人也会干。”

王安石笑而不答,心中感叹苏轼在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之后,依然率真不减,毕竟是诗人之心呀。

苏轼和王安石是何等伟大的人物,他们为国为民可以吵得势不两立,同时又因欣赏对方的才华和人格而不计前嫌,成就一段佳话。可见伟大之人都是就事论事,心胸广阔之人,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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