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元丰五年，是苏轼来到黄州的第三个年头，外部环境依然没有丝毫改善，他的心灵世界却已大大不同于当日，一个崭新的自我在苦难中蜕变出来，就像他在诗中所说：“已将地狱等天宫”，完全超越于世俗之上，因而无时不在生活中感受到优美，领悟到哲思。怨怒与激愤都已成为过去，他变得更加光明、温暖、亲切和宽容，充满了闪耀着智慧光彩的成熟的幽默感，也充满了宁静隽永、淡泊清空的审美情趣。他的情绪或许是随时多变的，但是超旷放达却已成为性格的主流，他的思想和艺术由此而升华到一个极其美妙的峰巅。

在自然的怀抱中，苏轼无忧无虑，享受着官居时不可能拥有的自在与闲逸。

雪堂落成后，苏轼一天中大半时间都留在东坡，白天在田间耕耘劳作，晚上在雪堂读书著述。他的酒量不大，却十分好饮，所以身边总是带着一只酒壶，累了便喝上几口，然后随意地倒在草地上，头枕破砖，酣睡一阵。

雪堂常用来接待远道来访的朋友，苏轼自己夜间主要还是和家人一起住在临皋【gāo】亭。他每天清晨出门，深夜回家，看守城门的士卒都和他熟识了，他们很喜欢这个亲切诙谐的诗人、这个常常穿戴着农夫衣帽的大学问家。但是他们并不理解他，有时也会善意地取笑他，而苏轼总是宽容地哈哈一笑，他在心里说：

悬知百年后，父老说故侯。

古来贤达人，此路谁不由。——《日日出东门》

对于成就千年百世的功业与名望的贤达之士来说，苦难何尝不是一条必由之路，又何尝不是一份宝贵的人生财富!这是黄州随处可见的那种黄泥田坂路，天晴的日子尘土飞扬，下雨的时候泥泞满地，诗人日复一日往返其上，自有无穷乐趣。

他像一个真正的普通人一样混迹于渔樵之中，完完全全摆脱了声名之累，自由自在，随心所欲。

雪堂成为他跟朋友们欢聚的场所。有一次，他们在一起偷饮违禁酿造的私酒，虽然酒味淡薄，却颇有幼儿偷食糖果般淘气的乐趣。没有下酒菜，西邻自告奋勇，将家中患有脚病的耕牛杀了，大家烧起篝火，大嚼烤牛肉。酒足肉饱之后，一个个摇摇晃晃，在山野间放歌、漫步，直到三更敲过，这才想起该回家了，此时早已城门紧闭，便趁着醺醺醉意翻墙而人。回到家中，苏轼意犹未尽，醉墨澜翻，记下这一夜的有趣经历。

另一次夜归则更富有传奇色彩。那天，苏轼和朋友在雪堂饮酒，兴致淋漓，醉了醒，醒了醉，待到乘醉回到临皋亭时，已摸不清究竟是什么时辰了。应门的家僮早已鼾声如雷，敲门也没有反应，他索性站在江边欣赏水天相接、风露浩然的江景，忽然心有所感：荣辱得失如今皆已淡然，唯有衣食身家之累没法解脱，所以还得在这纷纷扰扰的世上奔波忙碌，正所谓“尚有身为患，已无心可安”，真希望像范蠡一样，就此乘小舟遁入江海，度过余年。于是作歌一首，独自对着江面高歌数遍：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鸣。

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縠纹平。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归临皋》

第二天一早，这首歌词便已传遍全城，人们都在绘声绘色地传说，苏轼昨夜吟唱此歌之后，“挂冠服江边，拿舟长啸去矣”。知州徐君猷听到传闻，又惊又怕，他与苏轼私交甚好，又负有监管之责，一旦走失，朝廷一定严加追查，那时可就担待不起。急忙带人亲往临皋亭查看，谁知苏轼尚在梦中，鼾声如雷。君猷不禁失声大笑。

真正了解苏轼的思想性格，便不会发生这样的误会。他虽然不乏诗人的纯真和隐士的出尘之想，但这一切不会引起对于现实的完全舍弃或背离。他始终执著于现实，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对社会、对家庭所肩负的责任。朝廷的重新起用依然显得十分泌茫，一家数口的生活则需要有长远的、稳妥的安排。东坡毕竟是官府的属地：什么时候说要收回也就收回了，所以，苏轼打算在黄州买田置产。

听说黄州东南三十里处的沙湖，土地肥沃，三月七日这天，苏轼便在几位熟识的朋友陪同下前往相田。天朗气清，大家一边赶路，一边欣赏着沿途的景致，没想到风云突变，眨眼之间下起了阵雨，同行的朋友都觉得十分狼狈，唯有苏轼毫不介意。他想：大雨既然已经来了，一时又没有躲雨的地方，缩成一团、东奔西窜也不免会淋得透湿，还不如坦然面对。所以他脚穿草鞋，手持竹杖，和着雨打疏林的沙沙声响，唱着歌，吟着诗，照样安步徐行。不一会儿，云开日出，雨过天晴。这场倏然而至、倏然而去的大雨，又使苏轼想起了许多，他写道：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

这是诗人坦荡旷达的人生态度的自我表白。当肆虐的风雨扑面而来时，他自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勇气；当风雨骤去，斜照相迎时，他也不会欢喜忘形，暗自庆幸。阴晴晦明，进退得失，皆不足道，他完全超越干外部影响之上，履险如夷，宠辱不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