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同时培育了 激情和厌世——汪民安

最近打开荧幕，看到的还是电视剧里人们在痴迷成功，综艺里人们在迷恋梦想，他们都向我们展示了现代生活的一种面貌，在丰富的物的刺激下，个人的激情喷薄。但“巴黎的欣快在对抗巴黎的忧郁”，现代性始终是矛盾的。激情只是现代都市孕育的一种东西，冷漠、厌世、孤独、迷失却也是它的产物。19 世纪的思想家们就在对都市的观察中，看到了其中的“碎片化、感官刺激、物质性、丰富性、瞬间性和易逝性”。 于是人们必须发明出精巧的计算和麻木的感知来应对，直到今天，都市人的精神状况也依然根植于这样的现代性中。汪民安完成于 2004 年的《现代性》深入浅出地解释了现代性是什么，为剖析现代社会的种种迹象指出了思想脉络，今年，南京大学守望者再版了这本小册子。《现代性》依然值得今天的我们阅读，它是对荧幕上扁平的现代都市想象的对抗，进而帮助我们思考生活该往何处去的问题。

现代生活

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波德莱尔对画家居伊推崇备至。这是因为，一般的画家总是将目光转向过去和古代，而居伊却对现代生活充满了兴趣，他满怀激情地寻找全社会的激情，从白天到夜晚，而且一点都不遗漏。按照波德莱尔的说法，居伊是一个画家，同时也是一个同全社会打交道的社交家。他全神贯注，马不停蹄，四处游逛、观察、寻找，他将“在任何闪动着光亮、回响着诗意、跃动着生命、震颤着音乐的地方滞留到最后”。并且，在芸芸众生之中，在反复无常和变动不居的生活场景中，他获得了巨大的快乐。那么，他在都市中，在人群里，在大街上，到底在观察和寻找什么呢？

波德莱尔说，他寻找的是“现代性”。那么，什么是现代性？“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 “他到处寻找现时生活的短暂的、瞬间的美，寻找读者允许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特点。”居伊在这里寻找现代性，实际上就是寻找现代生活的独特性，即现代生活的短暂性、瞬间性和过渡性，而这种短暂性和瞬间性里恰恰充斥着艺术之美。波德莱尔将现代性定义为“过渡、短暂、偶然”，这个定义如果不是涉及现代生活的定义，我们就会不知所云。实际上，波德莱尔的“现代性”，就是现代生活的特性——短暂性、瞬间性和偶然性。波德莱尔是从现代生活的角度来定义现代性的，因此，“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用更准确的说法就是，现代性的特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现代性的这些特性就是现代生活——波德莱尔置身的 19 世纪的现代生活——的特性。

波德莱尔强调这种现代性（现代生活）的重要性，是因为他强调这种现代生活中同样蕴含着美，这种现代生活的短暂性、过渡性和偶然性中包含着美——美既可能蕴含在永恒性中，也可能蕴含在短暂性中。“美永远是、必然是一种双重的构成……构成美的一种成分是永恒的、不变的，其多少极难加以确定，另一种成分是相对的、暂时的，可以说它是时代、风尚、道德、情欲……如果你们愿意的话，那就把永远存在的那部分看作艺术的灵魂吧，把可变的成分看成它的躯体吧。”因此，你无权蔑视现在，无权蔑视现代生活，无权蔑视现代生活中过渡的、短暂的、变化如此频繁的成分，无权蔑视现代的“风尚、道德、情欲”，无权蔑视现代生活中的全面风俗。那些对现代生活进行全面描绘的画家，堪称“现代生活的英雄”。

波德莱尔的美学观——美和艺术的一种成分是永恒的，另一种成分是瞬间的——在今天看来，并不能令人满意，但这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我们要强调的是，波德莱尔的现代生活和现代性指的是“大城市的风光”，“由雾霭抚摸着的或被太阳打着耳光的石块构成的风光”。这个大城市有妖艳、神秘和复杂的女人，有冷漠、骄傲和挑衅的浪荡子，有雄赳赳、冷静和大胆的军人，有隆重的典礼和盛大的节日，“有漂亮的装束，高傲的骏马，一尘不染的青年马夫，灵活的仆役，曲线尽露的女人，美丽的、活得幸福穿得好的孩子”。这就是画家眼中的“全面的生活”，它们拥挤在一起编织了巴黎街头的风光，这风光被巨大的电能所充斥着，它像一个巨大的万花筒，丰富多彩，瞬息万变，并表现出“运动的魅力”。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既是现代性的，也可以构成艺术的和审美的对象。

因此，在波德莱尔这里，艺术、现代生活和审美在短暂性、瞬间性和现时性中融为一体。现代性，在这里同时包含了社会生活的现代性和艺术的现代性：社会生活的现代性成为艺术的现代性的源头和内容。“我们从现在的表现中获得的愉快，不仅仅来源于它可能具有的美，而且来源于现在的本质属性。”艺术和社会生活，只有像居伊这样充满激情的观察者才能连接起来，因此，这种目不转睛的游逛者恰恰是这两种现代性之间的桥梁——这样的游逛者就是现代人。

因此，波德莱尔的现代性在这里就有如下的意义：现代生活的短暂性和偶然性；艺术和美所体现出来的短暂性和偶然性；最后一个隐含的论断是对现时生活充满孩童般体验兴趣的现代人的现代性。现代人、现代艺术（审美）和现代生活是波德莱尔现代性中的另一个三位一体，在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规划中，它们缺一不可。这样的现代性，“在对转瞬即逝、昙花一现、过眼烟云之物的抬升，对动态主义的欢庆中，同时也表现出一种对纯洁而驻留的现在的渴望”。

波德莱尔是在同古代对比的过程中来突出现代生活的重要性的。居伊之所以是现代生活的英雄，就是因为他没有将目光转向过去，而是紧紧盯住现在。居伊和波德莱尔正是在现代生活中——而绝不是在古代生活中——发现了短暂性、瞬间性和偶然性，因此，现代性在这里还被赋予了历史性的特点——它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段的产物。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段，波德莱尔所称的现代生活，才是瞬息万变的、过渡的、短暂的和不牢靠的。

同居伊一样，波德莱尔是艺术家，现代生活击中了他，用他的话来说，艺术家的“独创性都来自时间打在我们感觉上的印记”。现代生活和现代性都是他的感觉的印记。他可以从现代生活中提取美的成分，但他并不对现代生活做出价值的判断。如孩童般狂热地迷恋现代生活，是艺术家的美学责任，而不是历史学家的道德责任。只是从艺术的角度，波德莱尔才肯定了现代生活，肯定了现代生活的变易性。因此，马歇尔·伯曼敏锐地发现，波德莱尔有时将现代生活描绘为田园诗，有时将它描写为反田园诗。

波德莱尔在巴黎行政长官奥斯曼修建的林荫大道——这是现代生活最显著的标志——上发现了穷人的奥秘。在繁华的街头，贫困和丑陋像伤疤一样嵌入现代生活的眼帘。在到处都是“光亮、灰尘、喊叫、欢乐和嘈乱”的兴高采烈的街头，在到处都是“生命力的疯狂的爆炸”的街头，波德莱尔发现了一个衰弱老人的“绝对凄惨”，“那流动的人流和光影就距他厌恶的凄惨景状几步之远”。波德莱尔在现代性的碎片的光亮面前绝不只是感受到了艺术之美，还感到“喉咙被歇斯底里的大手掐住了”。伯曼相信，在波德莱尔这里，现代生活内部有一种田园诗与反田园诗之间不可调和的张力。但是，伯曼似乎不太清楚的是，这是作为艺术家的波德莱尔和作为历史学家的波德莱尔之间的张力——瞬息万变的碎片般的现代生活和现代性，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就有不同的后果和不同的意义。巴黎的欣快在对抗巴黎的忧郁。如伯曼所言，对现代性的态度一直为一种矛盾性所折磨。

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是在 19 世纪的都城巴黎中找到的。这是“大都市与精神生活”的经典性现象学描述。半个世纪后，在西美尔的柏林，这个主题和旨趣再次被发现。西美尔在柏林贸易展中——这个贸易展将现代生活发明出来的所有的新式商品聚集起来——同样感受到了几十年前波德莱尔在巴黎感受到的现代生活的特征。西美尔发现，在观看柏林贸易展时，每个人的好奇心都被不断地激发出来，同人们擦肩而过的东西，不断地给人们带来惊喜，这些印象迅疾、丰富、多样，“非常适合使早已被刺激过度了的疲惫神经再度兴奋起来”。现代大都市完全可能变成一个物的差异性海洋，没有任何重要的物品遗漏在人们的审美冲动之外。

西美尔虽然是将目光聚焦在都市的某一个特定时刻和特定场景，但这种反反复复的刺激性印象毕竟是现代都市的产物。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西美尔明确地断言：“都会性格的心理基础包含在强烈刺激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产生于内部和外部刺激快速而持续的变化……瞬间印象和持续印象之间的差异性会刺激他的心理。”这就是大都市所创造的心理状态。正是这种瞬间印象对人的持续作用，使现代都市人同乡村人迥然有异，后者置身于一种稳定、惯常和缓慢的节奏中，而都市培育了一种独特的器官，使现代都市人免于这种危险而瞬即的都市潮流的意外打击，因此，这种器官必须麻木不仁。这就是冷漠、厌世和对对象的惊人的不敏感。

西美尔和波德莱尔不约而同地将瞬间性作为现代生活——都市生活——的特点，但是在波德莱尔鼓励对现代生活充满激情的地方，西美尔却发现了乏味的反激情的算计。艺术家从瞬间性中发现了美，但普通的都市人正是为了应对这种瞬间性和不可预见性而发明了世故、冷漠和算计。在现代都市主导性的标准化货币经济中，都市人只有按照严格的数字换算方式行动，才能抵御多样性和可变性带来的困扰。人和人之间以前那种个性化的富有特色的交往，现在荡然无存。货币制度虽然能够将大部分人关联起来，但这种关联是平均化的、公式化的和理性化的。大都市的生活让理性的心理状态和货币经济形式相互强化。不过，货币也可以激起人对它的狂热追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货币同样点燃了现代人的激情。货币就这样保留了它的两面性：“它一方面使非常一般性的到处都同等有效的利益媒介、联系媒介和理解手段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能够为个性留有最大限度的余地，使个体化和自由成为可能。”货币文化同都市生活是一体的，都市生活越来越复杂、紧张，越来越像一些纷乱的碎片，引起强烈的神经刺激，结果只好是，“现代精神越来越精于算计”，越来越排斥那些狂野的本能冲动，排斥波德莱尔式的孩童般的激情和好奇心。烦躁的现代生活，只能借助中性而冷漠的金钱媒介来反向地均衡化。“在奔流不息的金钱溪流中，所有的事物都以相等的重力漂荡。”在都市生活中，人为了生计，不得不同人进行残酷而冷静的斗争。

这些敏于算计的都市人，越来越表现出克制、冷漠、千篇一律的退隐状态。人们的分明个性在不断地消失。而且，都市中物质文化的主宰，都市中压倒性的劳动分工，使个体越来越孤立。劳动分工要求个体只能专注于某一方面，显然，这种专业化趋势会导致个体人性上的不完善，面对都市琐细而复杂的组织，个体仅仅是都市机器的齿轮。都市基本上是一个异化和非人格化的场所。现代都市的物质文化的高度发展，它的复杂性和丰饶性，使西美尔同样发现了都市现代生活的辩证法：一方面，复杂而缤纷的现代生活不断地对个体进行刺激，激发对个性的追逐，“它们仿佛将人置于一条溪流里，而人几乎不需要自己游泳就能浮动”；另一方面，个性难以为继，它被劳动分工，被物质生活吞噬了。这种将个体齿轮化的都市生活，反而激发了寻求个人独特性的欲望。非个体化和个体化，厌世和激情，自保式的算计和高傲的卓尔不群，这两种个体在现代都市的生活舞台上登场。

西美尔没有忘记将这种现代都市的精神状况历史化。都市的精神状况的两面性正好是现代时期的精神状况。18 世纪的自由主义发现了普遍性的个人主义：所有的人都是具有普遍人性的自由平等的个人。但在 19 世纪，浪漫主义发现了非普遍性的个人主义：自由的个人之间彼此还保持着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赋予个体追求与众不同的荣光气质。这两种对个人的理解，恰好都被现代大都市接纳了。现代都市既将个人均等化，也激发对个性的追逐。如果说大都市的出现是在 19 世纪的话，那么，在这个现代时期，或者说，在现代性的一个高潮时段，依附于都市的现代人就挣扎在均等化和个性化的矛盾之中。对都市的狂热赞叹和深仇大恨正是对这种矛盾的反应。在波德莱尔那里，现代生活的两面是幸福和凄惨，富裕和贫穷；在西美尔那里，现代生活的两面是消灭个性和创造个性。

西美尔将都市生活作为一个重要的干预楔子嵌入了世界精神历史中。如同波德莱尔的巴黎生活，西美尔的都市生活是现代生活的重要表征。都市，是现代性的生活世界的空间场所。也可以说，现代性，它累积和浮现出来的日常生活只有在都市中才得到表达。现代性必须在都市中展开，而都市一定是现代性的产物和标志，二者水**融。波德莱尔和西美尔的出发点有同有异。相同的是，两人都有志于揭示现代都市中的现代人的生活风格；不同的是，波德莱尔要求在现代生活中发现艺术之美，而西美尔志在于现代生活中发现都市人个性的消失和生成。波德莱尔发现了现代生活储藏的能量的生产性，西美尔除了发现生产性能量之外，还发现了都市生活中物化的货币文化和分工劳动。尽管如此，他们观察到的现代都市生活的独特品质却是类似的：碎片化、感官刺激、物质性、丰富性、瞬间性和易逝性。而现代性的这些独特性，恰恰是在同非现代和前现代的乡村生活的剧烈对比中浮现出来的。

西美尔提到了乡村生活和小城镇生活同大都市生活的差异。受他的影响，路易·沃斯将现代的城市，即工业社会，同传统的乡村，即民俗社会，做了对比。在沃斯看来，城市化是现代时期最令人难忘的事实之一。都市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由于都市人来源广泛，背景复杂，兴趣殊异，流动频繁，所以，主宰民俗社会的血缘纽带、邻里关系和世袭生活等传统情感不复存在。都市人需要同大量的他人打交道，但是这种接触是功能主义的、表面性的、浅尝辄止的、非个性化的。“都市社会关系的特征是肤浅、淡薄和短暂。”共同情感的匮乏，急剧的竞争，居无定所，阶层和地位的差异，职业分工引起的个体的单子化，使人和人之间的沟壑加深，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个体并没有被温暖所包围，而是倍感孤独。用西美尔的话说，“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感觉不到在大都市人群里感到的孤立和迷失”。个体没有归属感，他在这个物质化的城市中发现不了自己的根基，在各种复杂的体制中也培植不了自己的个性，他的个性被吞噬了。“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是自我目的的手段”，这就是都市生活方式的特点：“次要接触代替主要接触，血缘纽带式微，家庭的社会意义变小，邻居消失，社会团结的传统基础遭到破坏。”

沃斯的现代都市生活被一团黑暗所笼罩。如果说西美尔还强调现代生活的两面——非个性化和个性化——的相互结合，那么，在沃斯这里，城市则是令人窒息的：“个人生活的混乱无序、精神崩溃、自杀、行为不良、犯罪、腐败堕落和混乱”屡见不鲜。在城市这些情况的数量超过农村。沃斯强化了西美尔的现代生活的非个性化特征。西美尔只是对现代生活做出理解，而非做出价值的裁决，他只是敏锐地记录了他关于现代生活的纷乱印象。但是，现代都市生活对于沃斯来说，是摧毁人性和个性的恐怖机器，喧嚣的现代都市将人置于闭塞的状态中。而田园诗般的乡村生活，则在沃斯的字里行间得到了隐秘的眷恋。与沃斯相呼应，伯杰等人在《现代性及其不满》中也写道，剧烈变化的都市让人无所适从，现代生活让现代人在“极具差异、经常充满矛盾的不同社会语境之间游走不定、居无定所”。没有确定感的现代都市世界让人一次次地脱离了固有语境，现代人在动荡中被反复地抛向了无家可归的状况。一切都在天翻地覆，人们在剧烈地晃荡着，仿佛置身于一艘劈风破浪的船上，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到达风平浪静的港湾。现代个体的经验必须直面瞬息万变的都市生活。这种生活内在的“焦虑和骚动，心理的眩晕和昏乱，各种经验可能性的扩展及道德界限与个人约束的破坏，自我放大和自我昏乱，大街上及灵魂中的幻象”等，锻造了“现代的感受能力”，而卢梭几乎在所有人之前，就体验到了这种像“旋风一样的动乱的社会”。

在西美尔那里，都市各类意外的旋风般的打击容易令人产生退却性和保护性的冷漠器官。本雅明承认这些形形色色的意外打击的存在——用波德莱尔的说法，这种打击就如同“电流”——但他还是借助弗洛伊德发现了都市人面对这种打击时的“震惊”。在本雅明这里，西美尔的冷漠只是表现在波德莱尔式的浪荡子身上，这些浪荡子在街道上的人群中却是故意保持冷漠。但是，现代的都市人在街道上必须匆匆忙忙地调动自己的感官：“在这种来往的车辆行人中穿行把个体卷入了一系列惊恐与碰撞中。在危险的穿越中，神经紧张的刺激急速地接二连三地通过体内，就像电池里的能量。”

但是，对于本雅明来说，现代都市引发的巨大震惊是街道上的人群——无论是 19 世纪的巴黎、伦敦，还是柏林。本雅明发现，都市街道上的无名大众织成的庞大人群令爱伦·坡、雨果、恩格斯等感到害怕、厌恶和恐怖。对波德莱尔来讲，无家可归的人可以将街道和人群作为自己的四壁，他们在人群中需要回身的余地，“让大多数人忙于他们的日常事务吧；闲暇者如果无处可去了的话，加入游手好闲者的晃荡中。他在这种完完全全的闲暇中与在那种狂热的城市喧嚣中一样被抛了出去，无处可去”。这样的闲暇者在爱伦·坡的伦敦被称为“人群中的人”，波德莱尔则称之为“浪荡子”。爱伦·坡将人群看作可怕的威胁，“人群中的人”同人群是简单而直接的关系；但是，波德莱尔的游手好闲者对人群怀着矛盾的心理：他不能跟他们融为一体，但又必须跟他们保持必要的共谋关系，结果就是，“他如此之深地卷入他们中间，却只为了在轻蔑的一瞥里把他们湮没在忘却中”。街道上的人群既是这些人的奇异景观，也是这些人的必要背景。人群是城市巨大的魅力来源，也是巴黎这个现代都城的面纱。

本雅明的现代性光芒笼罩在都市的人群上。本雅明强调，这个大众组成的人群并没有一个特定的阶级身份，“他们仅仅是街道上的人，无定型的过往的人群”。这些过往的人群，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景观，其庞大的体积和散发出来的巨大能量，使之成为现代性令人震惊的旋涡。对本雅明来说，城市街道上的大众是现代性的新奇之物，而在 19 世纪，“新奇成了辩证法的意象准则”。对这样的大众，现代性经验就是震惊。在这种现代的震惊经验中，气息的光晕在四散。同在人群中被推搡着的波德莱尔一样，本雅明也体会到了人群的辉光——也可以说是现代性的辉光——不过是一片失意的灰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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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 汪民安《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