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角掀起新风光，我曾与他共盼和平。
战乱平复后是无休止的内斗和尔虞我诈，但也算是新时光的到来，对于在战争中屡立战功刚刚展露头角的他与我，都是需要做事的人。
周航说想去四川地区，而我被指派到中央，做情报工作。那时北平一别，走得十分匆忙，周航被来接人的吉普车带走时，我还在处理文件交接的工作，没有时间赶去送一眼。等再听到他的声音已经过了两日，从听筒里传来，声音隔着电流，有些低沉沙哑，带着疲惫，两千公里，二十个小时的火车，从黑夜再到黑夜。
我们没什么重要的话，只是寒暄几句，身旁还有人。末尾时我犹豫着，还是把“珍重”压在心底最终没有出口，这两个字背负的岁月太长久，把再相聚的时间也变得漫长。
不说了，心里好歹有个盼头。
盼他前路坦途，盼他岁月无忧，盼相聚。
等再见到周航时已是两年后，时局动乱，党派之间针锋相对，明枪暗箭处处弥漫着硝烟。那时在南京，周航在一个大学做演讲，金丝边框的眼镜架在鼻梁，身侧腕臂夹了一本书，干净利落的衣装，无关皮囊，是刻印在骨里的气质，同我年轻时的风骨颇有几分相似。
时局动荡，立场不同，其实我与他已经不是可以明地里畅谈的关系，但周航似乎没那么多顾虑，见面时的拥抱很紧，扑面而来的青草香，印证着这孩子方才因为着急，直接横穿花从跑了过来。岁月将他的模样打磨沉稳，但他的骨子里却从未失去义无反顾的少年气。
这两年我与他交流信件也不算少，但都是匿名，三言两句，诸如：
“南京的梧桐树茂盛葱郁，航航什么时候来陪我走一走。”
梧桐树是蒋委员种下的，他懂我的意思。
于是我在南京见到了周航，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周航借着授课由头说可以来南京，他需要一个理由，一个说服自己见我的理由，只是这个理由只能说服他见我，不能说服他的心。临走前，我送了周航一根钢笔，他放进了贴身的口袋里，说会好好珍藏。
后来国共到底还是摆明挑破的发起战争，国民党惨败退居台湾，我自然也要跟去台湾。不想去也得去，刀架在脖子上枪孔抵在腰间，像那天来不及和周航告别，这次也未来得及和祖国告别，便一去无返。
我与他，彻底断了联系。
再次得知周航的消息时是在台北家里，手里捧着余光中的《乡愁》，听到快递员捏着一封信敲打着我家的门，那是我收到最后一封和他有关的信件。信是七年前写的，1965年。信里意外多了很多闲絮的话语，询问应答间都是琐碎的小事，‘类似于今日晴，昨日落雨之类，还说到我送他的钢笔实在不能用了，漏了墨，准备买个新的，问我有没有什么推荐。
周航平日里在自己面前的话多些，但写信时候又会少一些。我端着信看了很久，信上面的字下笔的力道很浅，仔细看还能看到些笔画抖过的波动，估摸着是身体生了病，没以前那般好。末尾时有两个字，被钢笔滴落墨汁遮盖了去，在红条纹的宣纸上浸染开，再加上信纸泛黄，实在难以辨认。
我端信纸，迎着窗口落进来的夕阳余晖，模模糊糊的字，好像是“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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