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之仁宣皇后 82讲师（5）

杨靖对此倒不是十分在意，只是提起伴读，她又不可避免地想到宫学。

因为那篇《庆历圣德颂》，石介已经被赵祯退货，现在赋闲在家。不过石介的举动也给赵祯敲了警钟，所以他好好考察了一番，选了一位寒门出身，素不参与争端的余姓大儒。只是这位赵祯好不容易挑出来的大儒却不受宫学子弟的喜爱。

这位新师父才四十出头，就比石介大2岁，但与“性情中人”的石介相比，这位余大儒就太规矩谨慎了。明明年纪在一众讲读官中已经算年轻的余大儒却被学子们抱怨呆板无趣。能被选为讲读官，新师父的学识自然毋庸置疑，可授课教学可不是仅仅看个人才学。

景荷喜欢学习，偶尔也会借由接送皇子的时候听一听宫学师父的授课，所以她对宫学有一定了解，也知道学子们不喜欢余大儒的原因。

景荷“石先生爱讲新鲜时政，又有一股书生意气，虽然有时言行出格，但合了那些率性学子们的脾气。新来的余师傅，虽然学识不必石先生差，但为人有些古板，一言一行都离不了礼仪规矩，学子们自然不那么欢迎这位新师父。”

或许是因为这位大儒本性如此又或许是他吸取了前位讲师石介的教训，为人十分谨慎，半个多时辰的讲经，他就一直站着，就连赵祯有时过去旁听见他那样辛苦想为他添张椅子也被他严词拒绝。上课，他也多为讲古，学子在课堂上发散思维想问问他对于时政的看法他也是模棱两可，绝不在言语上给留下容易引发争议的把柄……总而言之，对于学子们来说，这位新师父一点也不幽默风趣，还没什么新意，偏他还不许迟到早退。

是的，学子们已经无师自通学会逃课了。当然他们也不敢太过分，毕竟这是在宫里，官家是要过问他们学业的。但偶尔逃掉一节课，见官家也不会为这点小事斥责，他们便大胆起来，遇到自己不喜欢的课业或是对讲课内容早已学过不耐烦再学一遍的学子就会逃课早退。

之前石介任讲师时也遇到过逃课的学子，不过他本身也不是什么守规矩的人，所以在发现有学子逃课后他便当众宣布，只要有学子有理有据说服了他便可不过来上课，若官家问起他也会帮忙解释。那些学子也是年轻气盛，虽然觉得自己大概率说服不了这位名师，但还是头铁地要去试试。最后的结果当然是没几个人成功说动石介，但其余几个跟石介谈论一番反而被其折服，从此态度倒是端正了许多，至于剩下几个油盐不进的，石介也没为难他们，只让他们点个卯，出不出现他也不在意。而这位余大儒，却是说一不二，不管学子有没有认真听讲都要坐堂，除非告假，更不许迟到早退……

几厢对比下来，这位余大儒在学子心中可比不上石介，尤其是在换了讲师之后，连一些不喜石介的学子都开始怀念石先生讲学的日子了。不过，受学子爱戴的石介近日遭遇了人生最大的危机，更是为此丧了命。

石介性格耿直，敢言直谏，自从展露才名，尤其是被征辟后就开启了自己的勇者之路。景祐年间，受杜衍举荐石介辟为御史台主簿，但他却上书“论赦书不当求五代及诸伪国后”，被罢为镇南掌书记。

五代时，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认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父，并以幽云十六州为代价求得契丹出兵，在契丹扶持下于太原登基称帝。至于石介是否真是石家后人其实没人在意，后晋两代而亡，石家统治时间不过十一年，后晋之后又有后汉，之后还有多种政权割据，直至赵匡胤黄袍加身结束了五代混乱格局，建立了宋。

如今距离后晋快百年了，期间政权更迭频繁，宋也稳定延续到了第四代皇帝，难道石介在街上振臂一呼还会有人提供钱财兵马拥立石介？更别说杨靖第二弟媳就是吴越王钱俶的后代，她那个极会钻营的爷爷钱惟演就是吴越末代帝王钱俶的儿子，这怎么都比石介和后晋石家的关系更近，不照样好好做了大官还给自己儿子娶了公主。

所以不少人认为以“论赦书不当求五代及诸伪国后”罢而不召不过是官家和石介双方的挽尊之举。若石介真不愿意应召，在除服后再次被杜衍推荐，为何他却是应召做了国子监直讲；至于赵祯的忌讳则是当年他废郭后时，石介指责赵祯“废郭皇后，宠幸尚美人……渐有失德……妇人朋淫宫内，饮酒无时节……”就差指着赵祯的鼻子骂他沉迷美色，失节无德。

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石介依旧是那样耿直的性子，这次施行新政，石介欣喜若狂，当即做赋，赞革新派，贬保守派，指责反对革新的夏竦等人为大奸。保守派也不会坐以待毙，夏竦便用石介打击革新派，命家中女奴模仿石介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给富弼的信，内容是他们要行伊霍之事，计划废掉赵祯拥立新君。

赵祯知道此事后明面上并未表示什么，但亲近内侍刘安却去了富弼家中，而石介日常出行身后也缀了几个尾巴。

保守派的目的是将新政官员彻地打压下去，所以还不断传播范仲淹、欧阳修结党营私，把持朝政的言论，欧阳修于是作《朋党论》反驳，意思是，君子以同道者为朋友，而小人则是因为利益才聚集在一起，所以，为人君者，应该斥退那些小人组成的虚伪同盟，任用那些君子，这样就能天下太平。

但这篇文章并未达到欧阳修的预期，反而在赵祯心中加深范欧结党的嫌疑。不过赵祯并不怀疑范仲淹的忠诚，范仲淹提名官员任免时,尽量选拔官家和其他宰辅能够接受的人选，尽量避免结党的嫌疑。所以即使有宦官也在告范仲淹等人的御状，赵祯也给了范仲淹辩解的机会。

但之后，革新派和保守派争斗愈演愈烈，两派几乎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官员相互倾轧，朝中一派乌烟瘴气，选官罢官也成了两派的斗法，又有宗室勋贵在一旁哭诉自家不易，赵祯已经心生退意，对于新政也没有一开始的热情。

官家的退意，朝中无下限的争斗让范仲淹和富弼感觉到了危机，范仲淹被结党的罪名所累，富弼则是被夏竦污蔑谋反，于是他们二人相继请求外放。两个牵头进行改革的人最后相继退出中枢，革新派无疑受到了重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