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内方外圆处世圆融无碍

人的智慧应当圆融无碍，但人生活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在语言和行为上却不能没有原则和规则，不能模棱两可。如果只“圆”不“方”，忘记了“方”的根本，从大的方面讲，社会的法令和正确的思想观念就不能确立；从小的方面讲，个人也不能在社会上真正站立起来。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相比较而言，儒家主要讲规矩、法则、礼仪、应用，是“方”的；道家则主要讲自然、无为，讲形式上的本体，是“圆”的。比如，儒家讲究立名，提倡仁、义、礼、智、信五德，提倡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五伦，作为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而道家则提出“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反对仁、义、礼、智、信的立场，反对儒家提倡礼教。

从事物的“体”即本质层面上讲，世界上本无绝对的美、丑、善、恶，没有绝对的仁、义、礼、智、慈、孝、忠、恕。一切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观念。而什么是美与丑，什么是善与恶，什么是仁义礼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标准和答案。因此，从“智圆”的角度讲，一家的观点是圆的；而另一家的观点则认为是方的。

然而，从古到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有自己具体的善恶、美丑的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道德观念、法律制度和文化思想，立规矩以成方圆。

一个国家有自己的法律制度；一个军队有自己的纪律条令；一个企业有自己的规章制度；一个家庭有自己的规矩习惯；一个人有自己的主张和原则，这些都是“方”。

这种“方”，犹如一座大厦的钢筋水泥结构和一个人身体的骨骼，是大厦和身体赖以存在、支撑和站立的基础，这是从体和用的角度讲“有圆无方则不立”。

从灵活性与原则性的角度讲，一个人办事时，只有圆，没有方，处处“打太极拳”，说话态度不鲜明，让人摸不着头脑，模棱两可；行为上不果断，犹犹豫豫，则让人觉得过于圆滑，没有个性，或缺少魄力，很难得到别人的真正尊敬，同时也很难真正在社会上成就一番事业。

若“方”如“刚”，则“圆”为“柔”。万事过刚则易折，过柔则难以成形。唯有方圆相得，才能生生不息。

管仲原来是辅佐公子纠的。公子纠和齐桓公是兄弟，也是政敌。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不但没有为公子纠殉死，反而给齐桓公当了宰相。

有人说管仲不仁，孔子说，管仲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他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没有使用武力，使天下得到了安定，老百姓如今还受到他的恩惠。如果没有管仲，我们今天很可能都成了野蛮人了。他为天下和国家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不是一个只知道自己上吊，倒在水沟里默默无闻、白白死去的普通老百姓所能比的。

管仲为齐桓公做事，对公子纠来说是不忠、不仁、不义，从个人处世的角度讲是圆而不方。但是，他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为天下百姓尽了大忠、大仁、大义，可以说是圆中有方，没有违背天下的大义、大原则。所以孔子不但没有否定他，还充分肯定了他的伟大功绩。

在唐、宋之间，五胡乱中华的几十年间，都是胡人统治。5个朝代，都请冯道出来做官，而他对每个君主都表现出忠心。可见他“圆”到了极点。对冯道的这种行为，欧阳修骂他无耻，认为他替胡人做事，没有气节。而同时代的王安石、苏东坡等人却认为他了不起，是“菩萨位中人”。

冯道的一生，可谓是“圆中容方，不忘大原则”。尽管他在胡人统治的朝廷为官，但他本人的生活却十分严谨，既不贪财，也不好色。在他的谨慎和圆滑中，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人生大原则。

他认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最重要的是保有中国文化的精神和中华民族的命脉，以待国家出现真正的君主。他死后很多年，才出现了宋太祖赵匡胤，建立了大宋王朝。方，是原则性；圆，是灵活性。办任何事，只有将原则性和灵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事情才办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