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

1906年夏天，25岁的鲁迅正在日本东京，忽然家里接二连三地来信催促他归国，有时一天来两封信，说是他母亲病了。待鲁迅焦灼不安地回到故乡，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原来他家里听到一种谣言，说鲁迅跟日本女人结了婚，还领着孩子在东京散步，因此急着逼他回国完婚。与鲁迅完婚的女子名叫朱安，比鲁迅大3岁。俗语有云，女大三，抱金砖。可鲁迅明显对这块“金砖”不满意。新婚之夜，鲁迅彻夜未眠。第二天，鲁迅也没有按老规矩和新娘一起去祠堂祭拜祖宗，晚上，鲁迅躲在母亲屋中看书，半夜后睡在母亲屋中的一张床上。第三天，他就以“不能荒废学业”为由，带着二弟周作人离家回到日本。朱安则顶着一个名不副实的媳妇头衔，伺候婆婆，独守空房，一等13年。

鲁迅在与朱安21年的婚姻当中，一直独居，没有与朱安有过夫妻之实。成婚之初，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她（朱安）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后来，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中写道：“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可见，鲁迅是抱定与朱安无性无爱过一生的。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表达自己的看法：“鲁迅虽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抑制性欲的意思。他和他的旧式的夫人是不要好的。”

1919年11月，周氏兄弟在北平谋到了职位，举家北迁，住在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新买的院子。1923年夏，鲁迅和周作人兄弟阋墙，割席反目，鲁迅决定搬家。因了这次搬家，才有了可以考证的鲁迅和朱安之间惟一一次的正式谈话。据房东俞氏三姐妹中的俞芳回忆道：“大先生要搬离八道湾前，曾向她说：自己决定搬到砖塔胡同暂住，并问大师母的打算，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又说如果回绍兴他将按月寄钱供应她的生活。大师母接着对我说：我想了一想回答他：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太师母）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再说婶婶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呵。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也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1924年5月25日，鲁迅与朱安迁居砖塔胡同。这一年，朱安46岁。这个只有一颗丁香点缀的四合院，就是朱安后半生长达23年的全部天地。居住环境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夫妇关系的僵局，鲁迅与朱安依然分居一室。鲁迅也一如从前一样，把足够的生活费用交给朱安，亲自给朱安的娘家寄钱，接济他的哥哥。为了减少见面的尴尬，他们甚至安排了两只箱子，鲁迅换洗衣服，都通过这两个箱子来周转。

据俞芳回忆，朱安曾说过：“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有儿子呢？”鲁迅与朱安之间，当然也有交流，但每天只有三句话。早晨朱安喊鲁迅起床，鲁迅答一声“哼”；过一会儿，朱安唤鲁迅吃早饭，又答一声“哼”；晚上朱安问鲁迅大门关不关，回答是“关”或“不关”。自觉有愧于儿媳的母亲也怒气冲冲地责问儿子“她到底有什么不好？”鲁迅摇摇头，淡淡地回答：“不是什么不好，而是和她谈不来”。母亲又问“怎么会谈不来呢？”鲁迅说：“和她谈话无味，无趣，不如不谈。”鲁迅举例说：“有一次和她谈起，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连忙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其实这东西不但绍兴没有，而且全中国也没有。”这里，朱安显然是在讨好和迎合鲁迅。

1947年6月29日，朱安因病去世，享年70岁。临终前，朱安泪流满面地说：“希望死后葬到大先生之旁。”去世前一日，朱安对前来探访的南京《新民报》记者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这是朱安一生中惟一一次公开谈论她与鲁迅的关系。朱安的葬礼办得比较俭朴，灵柩下葬于北平墓地，并没有与婆婆埋在一起，更不可能与埋在上海的鲁迅合葬。1948年因朱安的墓地原属周作人家的私地，曾被当作汉奸财产没收。1966年在文革破“四旧”运动中，朱安的坟地被毁坏。1950年在恢复鲁迅故居时，将朱安后来住的北房东间复原为周母的居室，而朱安的原住房，也被布置作为鲁迅的藏书室。她在这里居住了23年之久，却没有自己的“位置”，直到1986年时才恢复她的居室。

灵魂上的不匹配

是仰望者的痛苦

世人皆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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