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劳模雍正

实际上自登基以来胤禛一直都很忙。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登基刚刚一个月的雍正皇帝，下旨全国各地清查府库亏空，肃清贪官污吏。

雍正元年正月，雍正设立会考府、

会考府是。清朝雍正时设立的一个专门审计国家财政经费事项的机构。

雍正元年，为革除各省钱粮奏销中之积弊而设，掌各地钱粮奏销事。雍正钦定设立会考府，由雍正皇帝的弟弟怡亲王胤祥、隆科多、大学士白潢、左都御史朱轼共同负责。

会考府”对审计项目的处理，经审计无违规的，即准予开销列支；对有违规问题的审计项目，则予驳回，令其核实后再报审；重大审计事项的处理，则奏请雍正皇帝定夺。

雍正在位期间设立的“会考府”，是一个独立于财政系统之外，对财政经费各项活动进行监督的具有审计职能的专职机构。会考府的级别与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部平级，是中国古代级别最高、独立性最强的具有审计职能的专职机构。

雍正帝深知贪官污吏舞弊、钱粮短缺的严重情形，决心整饬吏治，清查钱粮。即位一个月，就下达了命令。

他首先讲了清理的必要性：

胤禛（雍正帝）各地亏空钱粮不是受上司勒索，就是自身侵渔，都是非法的。在先，大行皇帝宽仁，未对赃官明正法典，所谓勒限追捕，也不过虚应故事，亏欠依然如故。但由此而造成库藏空虚，一旦地方有事，急需开支，则关系非浅，因此必须清查。

接着说了清理的政策：

胤禛（雍正帝）地方凡有亏空，限三年之内如数补足，如限满不完，从重治罪。

清理令下之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动了起来。

在户部查明亏空二百五十万两，雍正帝责令该部历任堂官、司官和部吏赔偿一百五十万，另外一百万由户部逐年弥补。

内务府官员李英贵等人，冒支正项钱粮百余万两，雍正帝抄他们的家产来抵偿。

地方上的清查，在雍正元年普遍开展起来，当年被革职查封家产的地方大员很多，其中有湖广布政使张圣弼、粮储道许大完、湖南按察使张安世、江苏巡抚吴存礼、布政使李世仁、江安粮道王舜、前江南粮道李玉堂，原直隶巡道宋师曾等等。

雍正元年初，山东巡抚黄炳奉命向皇帝报告了调查山东仓谷案的情况：

山东从康熙四十五年至康熙五十三年八年间，以存贮粮食为名，累计收银240多万两。

本来这些银子应该用来购买谷物存放，但实际上只有93万两被用来买粮食。

剩下超过六成的银子被当时各级官员按股私分，其中尤以时任山东巡抚的蒋陈锡和登州知府李元龙分得最多。

山东仓谷亏空一案，在康熙末年已风传各省乃至京城，雍正帝在登基之前就有耳闻，他在即位后立即升黄炳为巡抚，就是希望他能严查此事。黄炳也未负雍正帝所望，迅速将其中情节查明奏闻。

对此，雍正帝对主犯李元龙严惩。他说：李元龙“家私数百万，而仍贪酷不已”，罪不容诛。

对前任山东巡抚李树德等人，雍正帝认为处置时丝毫不用顾忌情面，

用雍正自己的话说就是

胤禛（雍正帝）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作个穷人，方符朕意。

因为雍正帝明白，官员贪污，多是为家庭子孙谋利。发此狠话，反映了雍正帝惩贪的坚决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决心。

雍正元年五月，经湖广总督杨宗仁清查，湖广（湖南、湖北）两省的亏空情形十分严重。

原任总督、巡抚、布雍正帝虽然将应该杀头的“总督、巡抚、布、按七人”暂且饶其不死，但认为，这一亏空案，不能把责任全部推到布政使张圣弼一人身上，且湖广亏空数额巨大，以张圣弼一人财力根本无法弥补，将来最多只能追到他家产尽绝。而且，总督、巡抚作为上司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使、按察使等七位高官都被查出对亏空负有责任，但七人中只有湖北布政使张圣弼尚且在任。于是，杨宗仁提出由张圣弼及现任官员分赔完补亏空的方案。

雍正帝对此深恶痛绝，所以指示

胤禛（雍正帝）在处理赔补亏空时，要同时追究满丕等责任人的责任，让他们合力赔补，表示一追到底。说亏空者不赔，除非“他们不畏死”，直追到他们真正无力归还时，再由现任官员设法赔补。

显然，雍正帝认为这些贪官污吏罪无可赦，用贪赃得来的钱买官者尤其不可饶恕，处置绝不手软。

与以往不同的是，雍正朝增加了将亏空官员一律革职分赔，即

胤禛（雍正帝）空官员本人审明革职、勒限追补；任所及原籍家产变价赔补；子孙也一并解任承担赔补。

对于亏空数额较大的官员，在追赔中的处置尤其严厉，本人在革职后还要被监禁起来，家产一律查封。

例如，雍正元年九月，道员许大定因亏空银米甚多，雍正帝下令将其监禁在湖广，其亏空银米由湖广总督审明勒限追完，若不完，便将许大定正法。

而许大定在山东道任内亦有缺欠银两，则交予山东巡抚查明，移咨湖广督抚追取，许大定原籍的家产则交与地方官看守。

雍正帝一向认为，贪官婪取之财都是“肥身家以长子孙”，所以他必欲穷追，追赔过程中的“严刑夹讯”当绝非个案，子弟中的为官者还要受到行政上的连带处罚，直追到那些贪官的子孙成为穷人。

雍正元年四月。开始废除贱籍。

贱籍就是不属士、农、工、商的“贱民”，世代相传，不得改变。他们不能读书科举，也不能做官。主要有浙江惰民、陕西乐户、北京乐户、广东疍户等。在绍兴的惰民，相传是宋、元罪人后代。他们男的从事捕蛙、卖汤；女的做媒婆、卖珠，兼带卖淫，人皆贱之。

陕西乐户则是明燕王朱棣起兵推翻其侄建文帝政权后，将坚决拥护建文帝官员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陪酒卖淫，受尽凌辱。

安徽的伴当、世仆，其地位比乐户、惰民更为悲惨。如果村里有两姓，此姓全都是彼姓的伴当、世仆，有如奴隶，稍有不合，人人都可捶楚。

广东沿海、沿江一代，有疍户，以船为家，捕鱼为业，生活漂泊不定，不得上岸居住。

雍正元年四月，雍正下旨

胤禛（雍正帝）压良为贱，前朝弊政。我国家化民成俗，以礼义廉耻为先，似此有伤风化之事，亟宜革除。

这些人子子孙孙的悲惨命运就此在胤禛手里得以终结，

他分别于雍正元年、七年下旨将名列贱籍的山西、陕西“乐户”、河南“丐户”、浙江“惰户”、广东“蛋户”，豁除贱籍，一同编列甲户，并于报官改业后四年，亲友无习贱业者，准其应考。

雍正九年又下令，将徽州府的“伴当”、宁国府的“世仆”开豁为良，并规定三代以后，子孙方准应试。

就这样胤禛下旨除贱籍，开豁为民，将这些曾经的“贱民”编入正户。沿袭几百年的恶劣传统在他手里画上了句号。

八月，确立秘密立储制度。

九月，开始推行“摊丁入亩”.

康熙五十一年，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废除了新生人口的人头税。

雍正元年开始，雍正在这个基础上，接受直隶总督李维钧的建议，普遍推行“摊丁入亩”的新政，把固定下来的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不再以人为对象征收丁税。

主要内容包括：

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废除了以前的“人头税”；

朝廷放松对户籍的控制，农民和手工业者，从而可以自由迁徙，出卖劳动力；

各省地方官府，查清各处地亩多少，按亩均摊税赋。

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也。

摊丁入亩结束了地、户、丁等赋役混乱的现象，完成了人头税并入财产税的过程，彻底废除了自西汉以来的人头税。

摊丁入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官绅地主。 不知给多少穷人卸下了沉重的枷锁，铲除了多少官员的摇钱树。

然后紧接着雍正元年十月，青海罗布藏丹津叛乱爆发，西北战事再起。

在这基础上又要开恩科，查贪腐，可以说胤禛自登基以来，就没有一时半会儿的休息时间。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只从皇帝的角度讲，胤禛绝对是一个关心民间疾苦，实心为百姓做事的好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