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没有人愿意听我讲故事了。
身后空荡荡的座椅,让我明白了我到底失去了什么。
边伯贤没有回家,我知道,因为我又偷偷去了酒吧,那里的保镖大叔告诉我,边伯贤已经赖在他家好久了,奉劝我赶紧把他带走。
我不免多看了保镖大叔两眼。
边伯贤能够熟门熟路地带我来酒吧,又能在保镖大叔的家里任意借宿,他从未跟我提起过他的家人,而我也不曾见过他的父母。
正如高一那年,他就这样突如其来地出现在我的生命里,然后又悄无声息地再次消失。
如果他去了保镖大叔的家里,至少证明他目前是安全的,那我也就没必要再去担忧他的去向。
所以对于我来说,我的冷漠,注定会将边伯贤越推越远。
院长如果可以请务必帮我联系他
院长谢谢你
年幼的我望着院长的背影,我感受到她的焦急和不自信,父亲的职业很危险,他常常会给家里报平安,但是报平安的书信中,常常会夹着一张空白的信纸。
但当这张纸有一天被换成了密密麻麻充满灰尘气息的信,这就代表着死亡。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很久都没有向院长报过平安了。
其实院长比任何人都怕,害怕父亲的信,更害怕那残忍的事实。
院长是医生,可以救人,却无法救所有人,包括父亲。
他远在边境,等到她拿起手术刀的想要救人的时候,往往已经为时已晚。
她会怨恨自己为什么当年不去申请战地医生,这样至少可以离父亲近一些,哪怕亲耳听到父亲的临终言也好。
可是,半年后,那封信连同着父亲的尸体一同被送到了她的面前。
我想,她每天都经历着生死离别,应该看透才对。
但是当我亲眼看到她泣不成声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对于生死,我竟是这般地冷漠。
我因为发烧昏迷了三天,醒来的时候,院长已经哭到麻木,除了被医生叫到办公室签字之外,我没见过她有任何的动作,直到看到我的一瞬间,她的眼中才闪出一丝光亮,很微弱,转瞬即逝。
她踉跄地走过来,抢走我怀里的玩偶,似乎在翻找着什么似的,过了一会才将玩偶送给我。
我歪着头,看到她一点点离开我的视线。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她的眼里是她对生活的最后一点希望,因为她不相信自己的孩子没有活过满月。
而我只是个被父亲从边境捡来的婴儿。
父亲当时很意外,因为出生在边境的我竟然有着亚洲人的肤色,本来准备把我带回国,结果在院长生产时,将我和那个可怜的孩子换了。
医生说,这个孩子存活的几率不大,院长生产的时候赶上边境传染病扩散,身体虚弱,受不了刺激,父亲当时就觉得应该决断,最终他选择了保护院长。
孩子被养在了边境医院。父亲的信上说,孩子生命力很顽强,本来他要打算给孩子办满月酒,然后告诉院长这个好消息,但是孩子却因为他私自带出,感染病毒不治身亡。
父亲认为这都是他的错,他不该在院长不知道的情况下,将孩子藏起来,更不该不经过医生的允许就将孩子带走,如果他可以再等一等,等到院长病好,带她亲眼来看,就不会让院长连孩子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父亲的那封信再被烧成灰烬前,我便已经看到了。
我知道院长不允许我知道这件事,正如她不愿意接受她的孩子不是我这个事实。
我看着她日渐冷漠的背影,就像是小孩子渴望得到大人关爱一样,我人生第一次向她炫耀了自己参加知识竞赛的奖品,可她却告诉我,这本来就是你的能力,如若有一天你得不到这些了,再来找我。
我知道院长讨厌极了我的能力,因为我不是她的亲生女儿,所以我越优秀,她就会越思念自己那个不曾蒙面,或许很平凡很平凡的孩子。
她从来不需要我这个女儿给她带来什么,相反,我更需要她多一些。
不知道何时,她开始收拾起我的奖杯,或许是借我的奖杯怀念什么,也或许是慢慢接受了什么,可是对于我这个“优秀”的女儿,她还是漠不关心。
几年的时间,她从自动忽略那些寒虚问暖的亲戚,到现在灵活应对各类人。
我和院长从一开始简单的母女关系,变成了如今互惠互利,彼此安慰的合作人关系。
或许我现在已经不再需要所谓父母的关心,但这确确实实已经成了我和院长唯一的交流方式。
随着边伯贤的“出走”,再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愿意主动搭理我,即便是向我打听边伯贤的消息的人都没有。
仿佛全世界都知道是我的冷漠赶走了边伯贤。
我丢了父亲,那个亲手给予我温暖的家的父亲。
我丢了母亲,那个从小严厉教育我,供我读书的母亲。
我也丢了边伯贤,那个肯与我分享快乐,唯一愿意主动与我说话的边伯贤。
所以边伯贤,我尊重你出走的决定。
更感激你对我的尊重,如果你现在想着怎么与我和好,我可能会一生不再理你。
因为这是你第二次算计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