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丏尊

战乱岁月

因为事业上的关系，他早就离开了白马湖移居到上海来。1932年“一二八”之役发生了。日军退去后，他到江湾立达学园去视察被破坏的实况，在满目疮痍的环境中徘徊了好几个小时，归途时拾了一堆像山峦状般的钢铁块回家。这就是日军投下的炸弹的碎片，是惨痛的历史的证物。后来他把这件事写成《钢铁假山》一文发表。

1937年“八一三”沪战爆发，全面抗战展开了。开明厂房被毁，书店同仁大多流迁后方。这时夏丏尊已五十二岁，因年老多病，只好留在上海。他在上海除替开明编辑字典外，同时在私立南屏女中教国文。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军进入上海租界，夏丏尊被认为是激进的“危险分子”，12月15日，夏丏尊遭日本宪兵队逮捕。他被指为反日分子，要他表明。但他态度刚强不屈，在狱中，备受拷打，百般凌辱。十天后，夏丏尊因年事较高，经友人内山完造等保释出狱。这次对他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自此事件后，他的精神更加沮丧消沉。

抗战胜利后，全国欢腾，夏丏尊心中的喜悦与欢呼，有过于革命党推翻满清时的兴奋。然而他却于抗战胜利后的次年，因肺结核在上海病逝，享年六十一岁，墓葬上虞白马湖畔。

人物评价

夏丏尊和鲁迅在一师共事时过从甚密，思想上、文学上都受到鲁迅的影响。1909年就参加了鲁迅、许寿裳等发动的反对尊孔复古的“木瓜之役”。后来又在鲁迅启发下提高对文学的兴趣。当时鲁迅还没有写小说，也没有用鲁迅的笔名，但已立志通过文学改造国民精神，并开始从事翻译。他见夏丏尊小说读得不多，曾以《域外小说集》相赠，使夏“眼界为之一开”，从此不断扩大阅读视野，还从日译本转译西欧著作，所以自称是“受他（鲁迅）启蒙的一个人”。

夏丏尊对艺术的兴趣可能还多少受到李叔同（弘一）的影响。李叔同多才多艺，于文学、戏剧、书法、篆刻、音乐、美术无一不精。1912年他到浙江一师教图画、音乐，使这两门一向不受重视的功课吸引了全校学生。夏丏尊认为：“这原因一半当然是他对于这二科实力充足，一半也由于他的感化力大。”甚至说：“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但也承认：“他的一言一行，随在都给我以启诱。”他俩共事七载，情逾手足，常在一起吟诗唱和，互赠印章。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丰富的教学实践和人生经验，还有鲁迅、李叔同等良师益友的熏陶，对夏丏尊来说都是宝贵的积累，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准备了条件。他被迫离开一师后并没有为自己的遭遇抱屈，心里想的还是大局。《误用的并存与折中》一文表现了忧国忧民之情。“变法几十年了，成效在哪里？革命以前与革命以指，除一部分的男子剪去发辫，把一面黄龙旗换了五色旗之外，有什么大分别？”可是他把这种现象的病根归于祖先传下来的“中庸之道”，认为医治这种宿疾的药方是“极端”。

夏丏尊是以宗教的精神来献身于教育的。他跟李叔同先生是多年好友。他原是学工的，他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兴趣，也许多少受了李先生的影响。他跟李先生有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事，校长就是经子渊先生。李先生和他都在实践感化教育，的确收了效果；我从受过他们的教的人可以亲切的看出。后来李先生出了家，就是弘一法师。夏丏尊和我说过，那时他也认真的考虑过出家。他虽然到底没有出家，可是受弘一法师的感动极大，他简直信仰弘一法师。自然他对佛教也有了信仰，但不在仪式上。他是热情的人，他读《爱的教育》，曾经流了好多泪。他翻译这本书，是抱着佛教徒了愿的精神在动笔的，从这件事上可以见出他将教育和宗教打成一片。这也正是他的从事教育事业的态度。他爱朋友，爱青年，他关心他们的一切。在春晖中学时，学生给他一个绰号叫做“批评家”，同事也常和他开玩笑，说他有“支配欲”。其实他只是太关心别人了，忍不住参加一些意见罢了。他的态度永远是亲切的，他的说话也永远是亲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