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蛰的前一夜,我听见了雷。
按节气,惊蛰这天,春雷动,万物出。蛰在土里的东西,听见雷声,就该醒了,一样一样地往外爬。我趴在窗边听了很久。雷声很远,闷闷的,像什么沉重的东西在天上拖过去。我想,快了。土里攒了一冬天的那个东西,攒够了,该出来了。
第二天早晨,教室里很静。
那天正赶上周一。三个多月以来,每个周一的早晨,我的桌肚里都会立着一瓶橘子汽水,瓶身上贴着便利贴,写着倒计时的数字和一颗歪歪扭扭的太阳。数字越数越小,小得像可以把胜利攥在手心里。
那个周一,我的桌肚是空的。
我愣了两秒,以为他忘了,或者又睡过了头。可回头的时候,心先沉了下去,他的座位也空着。不止座位空着。他的课桌,被清空了。
擦得干干净净,里里外外。我从来没见过那张桌子那么整齐,它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是歪的,摊着卷了边的卷子,立着没盖盖子的水杯,桌肚里塞过篮球、塞过我的速写本、塞过一整个不为人知的夜班。现在它空着,干干净净,像一间搬走了人的屋子。只是他连“搬走了”的痕迹都擦掉了,擦得比搬走更彻底。
早读课上,老周站在讲台前,说了三个字:“江屿,转学了。”
没有解释。没有去向。老周说这三个字的时候,语速和平常念成绩单一样,念完就翻到了下一页。只有他捏着成绩单的那只手,我看见了,指节是白的。
三班的流言当天就长满了。有说他跟着叔叔去南方的,有说他妈妈病重回老家了,有说得有鼻子有眼:街角那家便利店,上礼拜就换了老板。
那天傍晚我跑去店里。铃铛还是叮咚一声,暖气管还是热的,只是玻璃门里站着的人不认识了。一个陌生男人穿着那条藏青色围裙,围裙太长,拖过了膝盖。冷柜重新码过,一排排汽水整整齐齐,商标全朝外——再没有哪一瓶,是特意冰在最里面、留给谁的。
“以前看店那个小孩呢?”我问。
“辞了。”男人头也不抬,“不知道去哪了。”
柜台上,芳姨的搪瓷缸不见了,那件织了一半的灰毛衣也不见了。玻璃门上那个倒着的福字还在,只是过了一个冬天,红纸褪成了粉白色,边角卷起来。他站在凳子上贴的时候贴歪了。现在没有人扶它了。
我借同学的电话打他的号码。是问李超要的,三班的人。电话通了,听筒里是一句机械的女声: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那个声音我听了三十七遍。每一遍,都在等待那零点五秒可能出现的意外。
李超还告诉我一件当时没人多想的事。惊蛰前的那个星期,江屿忽然开始还东西:还了李超五块钱,还了体育组一个借了半年的护腕,把借同桌的两本漫画擦干净塞回了人家桌肚。大家笑他,说江山屿转性了,讲信用了。只有一个星期以后,我们才明白过来:他在清账。他把身边每一笔“以后再还”,都清成了“今天还清”。
只有一笔账他没清。我的。
那半页画。大一那年我才想明白:他把所有能还的都还了,单单留下我这笔,不还,也不讨。半页画,没法还,没法讨,悬在那儿,谁也不欠谁,又谁都没还清。只有这样,才永远有一个再见的理由。他连离开都留了后手。这个后手悬了我七年,直到那幅画寄出去的那天,才算两讫。
那几天我还发现了一件更可怕的事:我根本不知道他住哪儿。
我们认识了半年多。见面的地方只有三处:教室,店里,天台。没有手机号,没有联系方式,连他家的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我们所有的事都当面办,用东西办,一把伞,一瓶汽水,一张纸条,办得干干净净。所以他走的时候,把“当面”整个带走了,带得片甲不留。
第五天,我去了老周的办公室。
傍晚,办公室里只剩他一个人,一摞卷子,半杯凉茶。我说了来意,他笔停了,很久没抬眼。我以为他要训我,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惦记这些。他没训。他拉开抽屉,取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推给我。
“他走之前一晚来找的我。”老周说,“求我的不是请假条,是一句话:不管谁问,不许说他一个字。我骂了他。”老周顿了顿,“他就朝我鞠了一躬,转身走了。我当了二十年班主任,见过学生哭着走的,闹着走的,翻墙走的。就他一个,连走,都走得像在护着谁。”
我打开信封。纸条只有一张,是便利店出货单的背面,带着格子印——和写在“去看海”那张纸,是同一种纸。
只是那一张上有两个人的笔迹。这一张上,只有他的。
“别找我,好好考试。海在那边等你。”
纸条末尾画着他那颗歪太阳。只是这一次,太阳的下半截,坐在一条横线上。我盯着看了很久,没看懂。我以为是他又画歪了。
我站在办公室里,把这句话读了五遍。十七岁的我读到的全是安慰:海是修辞,是那个瓶子里的下一站,是“你去考试,我们的约不算数了,海会一直等”。我把眼泪憋了回去,我早学会了,哭要摸黑哭,黑暗里,眼泪不占地方。
我对老周说:“我不找了。”
“回去复习。”老周说。我走到门口,他又叫住我,声音低下去:“苏晚。有些话,他没让我说。他说,考完他自己跟你讲。”老周看着我,那双惯于呵斥的眼睛里有一点我从来没见过的东西,“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讲。你只管考。考完,就都值得了。”
我没有告诉他,那天夜里我就明白了后半句是谎话。一个人要是打算“考完跟你讲”,走之前不会把桌子擦得那么干净。
从那个周一起,我的桌肚里照旧有橘子汽水。我自己买的,冰得指尖发麻。倒计时停止在八十二,没有八十二以后了。我替他数不成了,就替自己数。他教过我:让自己的早晨有个盼头,日子就熬得动。
我画海。速写本上蓝得发假的海,一页一页。有一页画着两个小人、一面指往南边的小旗,我终究没来得及给他看。旗还指着南,南边没有人等我一同抵达了。
高考那天早晨,校门外的槐树上,当年的第一只蝉开了嗓,扯着嗓子叫,像要把整个春天的沉默一次性补回来。我坐在考场里,笔尖沙沙的,忽然想,土里的东西全出来了,都在树梢上,只有一只没有出来。
分数下来,离南方那所学校,差了十四分。
十四分。在分数线里,是一片海。我把志愿从南方改到了本地。同桌问我不是一直想去南边吗,我说改主意了,南边太远。其实不是南边远,是“一起去南边”的那个“一起”没有了。一个人去,去了做什么,看海吗?一个人看,不算数。他只给我定过这一条规矩,我守着,一年一年地守。
毕业那天下了雨。九月的一场雨开始的,六月的一场雨结束。我撑着那把弯过骨的伞走出校门,伞骨笔直,一次也没有再弯回去。有些东西,确实比诺言结实。
开学收拾东西,我把那只瓶子用毛衣裹了三层,放进箱子最底下。蜡封完好,蜡屑簌簌的,他的指纹还按在最顶上。那年秋天,它从家里的书架搬到了宿舍的书架上。这是它的第一次搬家。以后它还要再搬一次,然后一动不动地,替我站完整整七年。
十八岁那个夏天,蝉叫得比哪一年都凶。
我常常坐在楼下听。听着听着就想,惊蛰那天,土里的东西都出来了,只有一只没有。它没上树。它揣着自己的夏天,去了别处,去了海在的那一边。
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路上慢点”。
我真的走得很慢。一步,一步,走了七年。
我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直到二十四年那年四月,一封边角磨得有些软了的信,躺进了我的信箱。
那个四月,这座城市的蝉,还没有开始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