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她的房间，她的遗物，她的父母

出院那天是艾玛自己走的。

医生说要坐轮椅，她没理。母亲要来扶，她侧身让开了。她扶着墙，一步一步挪出病房，脚底像踩在棉花上，膝盖打颤。廖莎莎的身体太弱了，食道癌术后两周，她瘦了将近二十斤，病号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手腕细得像一折就断。

但艾玛习惯了虚弱。疯人院里那些被电疗后的日子，她也是这样扶着墙走回铁床的。区别在于，疯人院的墙是冰冷的、剥落的，而这里的墙是白的、光滑的，扶手是刚消过毒的，暖的。

父亲在前面开路，背着一个蛇皮袋，里面装着住院期间的零碎东西。母亲走在她身边，隔了半步的距离，随时准备伸手，但始终没有碰到她。艾玛用余光看见母亲的手指一直在微微蜷曲、松开、又蜷曲，像一个反复被压下去又弹起来的东西。

医院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电动车，很旧，后视镜用胶带缠着。父亲把蛇皮袋绑在后座上，然后跨上车，扭过头来看她。他没有说话，但艾玛读懂了那个眼神。那是问她要坐后面还是前面。廖莎莎的记忆告诉她，小时候她总是坐在前面，父亲用两腿把她圈在中间，风从她脸上刮过去，她闭着眼笑。

她坐到了后面。母亲坐在她身后，双手抓着车尾的扶手，没有抱她。电动车启动了，风吹过来，是梧桐树和汽车尾气混在一起的味道。艾玛攥着车座边缘，看着两边的街景往后倒退。便利店、药店、水果摊、幼儿园，招牌花花绿绿的，人很多，但没有人穿白大褂追她。

电动车拐进一条窄巷，在一栋灰扑扑的居民楼前停下。六层的老房子，没电梯，楼道里堆着旧纸箱和自行车。父亲扛着蛇皮袋走在前面，母亲在后面打着手电筒照路。艾玛扶着墙往上走，一层，两层，三层。每走一步，廖莎莎的记忆就在脑子里翻一页。这面墙上有一道铅笔画的线，是她十二岁那年比身高留下的。三楼拐角那扇门上贴过一张福字，是她小学写的毛笔字，歪歪扭扭的，被父亲用胶带贴了十几年，直到字迹完全褪成白纸。

到了。五楼，左手边，铁门上贴着一个倒了的“福”字，红纸褪成了粉白色。母亲掏出钥匙开门，门推开时吱呀一声，一股陈旧但干净的气息涌出来。艾玛站在门口，没动。

“进来呀，”母亲侧身让开路，“回家了。”

回家了。三个字，简单得像在说今天吃什么。艾玛跨过门槛。客厅很小，一张折叠桌，几把塑料凳，一台老式电视机蒙着碎花布。墙上挂着一幅十字绣，绣的是牡丹花，是母亲的手艺。一切都旧旧的，但干干净净的，玻璃擦得发亮，地板扫得没有一根头发。在廖莎莎的记忆里，这个家从来没有富过。但母亲总能把日子过出热气来，哪怕锅里只有白菜豆腐。

母亲推开一扇门。“你的房间，妈妈收拾过了。”

艾玛站在门口，看见了廖莎莎的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电脑桌，一个布衣柜。但和她记忆里的不太一样。电脑桌上的外卖盒全部清空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盆绿萝，翠绿的叶子垂下来，旁边放着一盒没拆封的水彩笔。窗台上摆着几本书，还有一只玻璃瓶，里面插着几支干了的野花。床上的被子换了新的，浅蓝色的格子被套，枕头旁边放着一只毛绒兔子，耳朵耷拉着，已经很旧了。

“兔子是你小时候的，”母亲站在她身后，声音很轻，“你一直不肯扔，说它陪你睡你才不怕黑。妈妈把它洗了，晒了两天太阳。”

艾玛看着那只兔子。一只耳朵的缝线开了，棉花露出来一小团。这不是她的兔子。她的童年没有毛绒玩具，没有格子被套，没有绿萝和水彩笔。她的童年只有里奥·贝克的工作台，和那些被锯子、刨子、砂纸堆满的角落。但廖莎莎的记忆里，这只兔子是六岁生日时父亲从夜市上买的，十五块钱，花掉了父亲当天一半的工钱。廖莎莎抱着那只兔子睡了一整个童年。后来家道中落，搬了四次家，扔了很多东西，但那只兔子始终在枕头旁边。

艾玛走到床边，坐了下来。床垫比医院的软，带着洗衣液的淡香。她伸手拿起那只兔子，捏了捏那只露出棉花的耳朵。棉花很软，像小时候里奥给她做的那只布偶的内芯。斯凯尔克劳先生。她突然想起维诺妮卡最后塞给她的那只布偶，已经不在身上了。大概是坠崖的时候丢了。

“不喜欢吗？”母亲在门口问，语气里有一丝不安。

艾玛没有回答。她把兔子放回枕边，目光转向电脑桌。桌子被擦得很干净，但有几个抽屉没有关严。她走过去，拉开第一个抽屉。里面是廖莎莎的旧物。几支用完了的笔，一个屏幕碎了的旧手机，一本翻烂了的笔记本。她翻开笔记本，密密麻麻的字，是廖莎莎的笔迹。第一页写着：“2021年目标：月入过万。给爸妈换个大房子。”旁边用红笔画了三个圈，像在给自己打气。

后面几页写着各种吃播数据。“今天涨粉2000，接了第一个广告。”“吃了五斤炸鸡，胃有点不舒服，忍一忍。”“广告商说流量不够，要我再拼一点。”越往后字迹越潦草。倒数几页只写了一句话：“今天吐了，有血丝。不敢去医院，去医院就拍不了了。”

最后一页是空白的。一个字都没有。

艾玛合上笔记本。她想起那些画面，粉衣女孩对着镜头笑，弹幕疯狂滚动，一桌高热量食物被风卷残云般消灭。那个笑是假的。胃是空的，心也是空的。吃进去的每一口东西最后都变成了刀子，一刀一刀割在食道上。廖莎莎用命赚钱，想给父母换大房子。可她死的时候，父母连她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因为她在公司宿舍里晕倒的，被同事送进医院时已经晚了。

“莎莎？”母亲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带着试探，“你要是不舒服，就躺一会儿——”

“她为什么不吃早饭？”

艾玛转过身。母亲愣在门口，手里端着一杯水。

“什么？”

“廖莎莎，”艾玛的声音很平，像在陈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事实，“她每天只吃一顿。那一顿就是镜头前的那一顿。播完了就去催吐，吐完了喝一罐可乐顶饿。她说空腹播效果更好，脸上有棱角，弹幕会刷‘敬业’。”

母亲的手开始抖。水杯里的水晃出来几滴，落在她脚背上。

“你怎么——”

“她十六岁就不吃早饭了，”艾玛继续说，声音越来越冷，“因为早饭要花钱。她要把钱省下来给你们。她在工厂站了十二个小时，腿肿得穿不进鞋，回宿舍就拍吃播，把赚到的第一笔钱给你们买了台洗衣机。那台洗衣机现在还在阳台上吧？”

母亲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她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她走到艾玛面前，把水杯放在桌上，然后做了一件让艾玛没有预料到的事。她蹲了下来。蹲在艾玛脚边，仰着头看她。

“你记得这些，”母亲说，声音哑了，“你全都记得。”

艾玛偏过头，不看她。

“你记得你十六岁在工厂站到腿肿，记得你给我们买洗衣机，记得你每天只吃一顿饭。”母亲的声音越来越哑，“你什么都记得。可你刚才说，廖莎莎已经死了。”

艾玛的指甲掐进掌心。

“你不记得的是，”母亲伸出手，轻轻碰了碰艾玛的手腕，“妈妈每天半夜都站在你房门口。你屋里灯亮着，妈妈就靠着墙听，听你在里面吃，听你在里面吐，听你水龙头开得很响，想盖住声音。妈妈都知道。”

艾玛的手开始发抖。

“妈妈不敢说。说了你就要搬出去，你说过，搬出去赚钱更快。”母亲握着她的手，很轻，但很稳，“妈妈只能给你买保险，给你的手机装定位，托你同事帮忙看着你。妈妈能做的全做了。”

艾玛盯着母亲的手。粗糙的、指节肿大的、手背有红斑的手。这双手在半夜里贴着墙，听着女儿在隔壁呕吐，不敢敲门，不敢出声，只能站着。一站就是好几年。

“你恨妈妈吗？”母亲问。

艾玛的喉咙堵得厉害。她张了张嘴，但发不出声音。她该恨谁？恨里奥·贝克？恨白沙街疯人院？恨欧利蒂丝庄园？还是恨面前这个蹲在她脚边、用全部力气爱着一个已经把命吃没了的女儿的女人？

“不恨。”她说。声音很小，小得几乎听不见。

母亲把脸埋进她的膝盖里，肩膀剧烈地抖动着。没有声音，只是抖。艾玛低头看着母亲花白的头顶，感觉有温热的东西渗进裤子的布料里。她慢慢伸出手。犹豫了很久。然后她把手放在了母亲的头上。

很轻。像碰一只麻雀。像碰一片落在雪地上的羽毛。

母亲抓住她的手，攥紧了。攥得很紧，紧得艾玛的骨头有点疼。但她没有抽开。她坐在那里，一只手被母亲攥着，另一只手放在母亲头顶。窗外的光照进来，落在绿萝的新叶上，落在那些水彩笔上，落在床上那只缺了耳朵的毛绒兔子身上。

她想起维诺妮卡的话。“那你怕什么？反正都是逃。”

她逃出了白沙街。逃出了欧利蒂丝。现在，她需要逃出她自己。

门被轻轻推开了。父亲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粥。他看见了蹲在地上攥着女儿手的妻子，看见了坐在床边被攥着手的女儿。他什么都没问，只是把粥放在电脑桌上，然后走过去，蹲在妻子旁边。伸出另一只手，覆在艾玛和母亲交握的手上面。

三层手叠在一起。粗糙的、瘦削的、布满旧伤和新茧的。

艾玛看着那叠手，突然说了一句话。

“我不叫廖莎莎。”

母亲的身体僵了一下。

“但你们可以叫我莎莎。”

母亲抬起头，满脸是泪，但笑了。她点头，用力点头。

“好，”她说，“莎莎。叫莎莎。”

艾玛看着窗台上的绿萝。有一片新叶正在展开，嫩绿嫩绿的，卷着边，像一个小小的拳头松开了。阳光照在上面，叶脉清晰可见，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流动。

她饿了。这次她没有等母亲问。她伸出手，拿起那碗粥，端到自己面前。碗壁很烫，烫得掌心发红。但她没有松手。她拿起勺子，舀了一勺，吹了吹，送进嘴里。

还是小米粥。还是红枣。还是那么稠，那么暖。但这次，她咽下去的时候没有想吐。喉咙还是疼，刀割一样疼。但她咽下去了。一勺。又一勺。她把整碗粥喝完了。碗底最后一粒米被她用勺子刮起来，送进嘴里。她把空碗放在桌上，抬头看着父母。

他们站在她面前，像两个做错事的孩子，不敢动，不敢说话，只是看着她。眼睛是亮的，嘴唇是抖的。艾玛的嘴角动了一下。很小。但动了。

“明天，”她说，“我想吃鸡蛋羹。”

母亲的眼泪又掉下来了。她一边抹眼泪一边笑：“好，好，妈妈给你蒸，多放香油——”

“少放。”艾玛说，“医生说少油。”

“好，少放少放。”母亲点着头，转身就往厨房走，走到门口又回来，“你累不累？要不要躺会儿？妈妈给你把窗帘拉上——”

“不用。”艾玛说着，目光落在窗外的梧桐树上。树叶被风吹得沙沙响，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碎碎的，落在地板上晃来晃去。她看了一会儿，然后低声说：“开着我看看。”

母亲没有问看什么。她只是把窗帘全部拉开了，让阳光涌进来，把这个小小的、旧旧的、却干净的房子填满。艾玛坐在阳光里，手里还攥着那只缺了耳朵的兔子。她低头看了看兔子歪着的脑袋，又看了看电脑桌上那盒没拆封的水彩笔。

她拿起那盒水彩笔，拆开包装。抽出一支绿色的。然后她翻开廖莎莎那本笔记本的最后一页，空白的那一页。她在最上面画了一片叶子。圆圆的，带一点歪，不算好看。但在叶脉的位置，她认真描了一条浅绿色的线。像绿萝的叶子。像新长出来的、卷着边展开的那种。

她合上本子，把水彩笔放回盒子里。笔盒盖上时发出啪的一声，很轻，但很清楚。

窗外的梧桐叶还在沙沙响。厨房里传来母亲切菜的声音，笃笃笃，规律而温柔。父亲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不知道在忙什么，拖鞋蹭着地板，啪嗒啪嗒的。

艾玛靠在床头，闭上了眼睛。兔子在臂弯里，绿萝在窗台上。她听见自己的呼吸渐渐平稳下来，越来越慢，越来越沉。在她睡着之前，她恍惚听见了白沙街疯人院里铁门关上时的哐当声。但紧接着，母亲的声音从厨房里飘过来，很轻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

“今天莎莎喝了一整碗粥呢。”

那个声音像一块石头，压住了疯人院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