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八年秋天,第一批下岗名单下来了。
一百一十一个,占在册的三分之一。通知贴在厂办的玻璃窗里,红头文件,后面附着名单,密密麻麻。
沈知微的名字不在上面。陈默的名字也不在,因为他九六年就走了。
孙师傅的名字在。
她看见那张纸的时候,手有点凉。孙师傅一九六五年进厂,那时候厂还叫铁工厂。她二十二岁那年,大字报的事,他替她说话,被调去管了半年仓库。她二十三岁,他在检验科教她看游标卡尺。
名单上孙师傅那一栏,理由写的是"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内部退养"。
不是退养。是内退,工资打折,不算在岗。
她去问刘科长。刘科长说:这个是上面定的,我们科就这一个名额,要保年轻人。
她说:那老周呢。
老周是钝化那个师傅,九五年9507批的事他签过字,也在名单里,理由一样。
她说:这俩人一个有技术,一个有经验,你们留着他们干一辈子,现在说不要就不要。
刘科长说:小沈,你别激动。
她说:我没激动。
她激动。她回到检验科,坐在工位上,看着抽屉最下面那两本抄满英文的笔记,那是孙师傅当年说她"一个字一个字抄英文"换来的。她把笔记拿出来,摆在桌上,看了很久。
下午她做了一件事。
她把下岗名单和全厂职工的考勤表、绩效表对了一遍,用红笔把名单里明显不对的地方标出来——有关系的留下,干了二十年的老师傅走,有两个名字她认识,三年没怎么来上班,还在册。她把这张纸贴在传达室旁边的黑板上,底下写:请大家看看。
那张纸贴了三个小时。
厂办的人来了,把它揭了。揭的人没说话,她也没说话。
下午四点,顾维桢把电话打到检验科。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她去了。
顾维桢坐在那里,桌上放着那张纸。
"你这张表,"他说,"数据对吗。"
"对。"她说,"考勤表在人事科,你可以去查。"
他看了她一会儿。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一贴,人事科那个科长的脸就挂不住了。"
"挂不住就挂不住。"
"你不怕我处理你。"
她说:你处理我?
他说:可以处理。煽动。
她说:顾厂长,你说得对,9507批的时候你教我别解释,孙师傅教我别解释,我听了你们的话,三十年我都别解释。今天我解释一次,你看着办。
顾维桢没有说话。
后来他跟厂办那边打了个招呼,那事就过去了。他没有处理她,也没有表扬她。他对人事科说:名单是粗糙了点,下一批仔细点。
名单没有改。
孙师傅在十二月初办了内退手续。一万二,一次性,买断。他来检验科收拾东西,把那两个搪瓷缸装进网兜。他跟沈知微说:你别送,我认得路。
她送到厂门口。
孙师傅说:你那张表,我看见了。
她说:没用。
他说:有用。以后他们知道有人盯着。
他说完就走了,拎着网兜,背影在杨树底下越来越小。
老周第二批也走了。
那天下了雪。
她下班的时候周砚在宿舍楼下等她。周砚那年也在检验科,跟她同期进厂,人实在,话少。下岗那阵子他每天都等,也不多说,就站在那儿,看见她下来,说一句"走吧",两个人并排走回宿舍。
那天雪下得大,地上一片白。
周砚说:你别往心里去。
她说:我没往心里去。
他说:你往心里去了。
她没有说话。
周砚说:孙师傅走了,老周也走了,你难受。
她说:难受。
他说:那难受就难受会儿,别憋着。
她停下,看着雪落在他肩膀上。
从九六年陈默走了以后,没有人跟她说过"别憋着"这种话。
她说:周砚。
他说:嗯。
她说:谢谢你每天等我。
他说:顺路。
不是顺路。他住另一栋。
十二月底,改制方案批下来了。
厂改成股份制,顾维桢是大股东,也是董事长。职工可以买股,买不起的不买,工龄抵一部分。一批人拿了钱走,一批人留下来,重新签合同。
沈知微签了。她买了两万股,钱是这两年攒的,加上陈默走之前留给她的——他说他深圳那边用不着那么多,给她留了一万块,放在一个信封里,压在她抽屉的笔记下面。她一直没动,签合同那天取出来,存了进去。
签字那天下了班,她去了顾维桢办公室。
门开着。他在,一个人,桌上摆着一瓶白酒,两个杯子,都不满。
"坐。"他说。
她坐下了。
他给她倒了一杯。
"今天签的人多吗。"他问。
"多。"
"你也签了。"
"签了。"
他喝酒。她也喝。酒很冲,她喝不惯,呛了一下。
"你今天那张表,"他说,"是对的。"
她说:对有什么用。
他说:对是没有用。
他放下杯子。窗户外面是厂区,雪盖着,一片白。远处有厂里的大喇叭,在放一首歌,听不真切。
"这个厂,"他说,"我接的时候是八三年,五百人。现在我把它改成公司,我还是大股东。你以为我赢了。"
他没有往下说。
"沈知微。"
"嗯。"
"你留下来。"他说,"往后这个厂在不在我不知道,你要在。你在,这里才还有一个认得从前的人。"
她看着他。
他喝了口酒,眼睛有点红,不知道是酒还是别的。
"我今年四十八。"他说,"我干不动几年了。"
她说:顾厂长。
他说:你别叫我顾厂长。
她没叫。
夜深了。
他喝了不少。她陪着,后来也不记得喝了多少。办公室的灯后来灭了。
她走的时候把门带上,站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
第二天早上她来上班,在办公楼门口遇见他。他还是那件白衬衫,袖子卷着,小臂上有机油。他看了她一眼。
他说:早。
她说:早。
两个人都没有提头天晚上的事。
后来也没有提过。
那一年她二十八岁。
她把陈默留下的那封信封又放回了抽屉最下面,压在笔记下面。信封上的字是他写的,写得很用力,笔画都扎透了纸背:知微,钱你留着,别硬撑。
她没有再打开看。
新合同签了,新厂牌挂了。门口那块"国营第二医疗器械厂"的木牌被摘下来,换成了"晨星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的铜牌。
"晨星"两个字是顾维桢起的。他说,天快亮的时候最黑,那时候天上的星最亮。
她听人转述过这句话,觉得他那天晚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她没问他。
从此她再没有在厂里哭过,也没有在任何人面前哭过。只有洗澡的时候,水开着,她偶尔会站着,很久不动。
那是后话。6
越看越上头,不够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