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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章——寻人启事

鬼探——白玉京

十一月九号,朝早五点四十五分。

我喺板间房醒咗。楼下有人拖铁箱,轮子压过松脱的地砖,咯,咯,咯,由远到近,再由近到远。我先睁眼看着天花板的水渍,隔了两秒先记起自己身在何处。

昨夜由花园街行返屋企,中间转咗几个灯,我唔系好记得。人潮推住我走,汤味、香水味、车尾油气味一层层贴上来。我回到板间房,衫都没脱,倒在床上便睡到此刻。喉干,舌尖发苦,像含过一枚旧硬币。

腰侧那块位置空着。

我坐起来,手惯性往腰后一摸,只摸到皱起的衫布。枪证、手铐、警员证,昨日一齐让人收走,收据折成四折,压在桌角玻璃下面。那张薄纸比一块瓦楞纸还轻,我却几次抬眼去望。

窗外天未光,对面唐楼的窗一格格黑着,只有麻雀馆后门的灯牌亮了一夜,粉红色光透过湿雾映进来,在墙上印出一小团模糊的红。我洗了脸,水从喉管出来先是黄的,隔了一阵先清。毛巾按上面时,我闻到自己身上有股宿气,像旧报纸放久了的味。

台面还摊着这几个月的笔记。我没有翻。有一页抄住赵绮红那封信的句子,是我昨夜回来后凭记忆写的:起身会让座,落雨会借遮。写到“借遮”两个字时,铅笔头断了一次,纸上留了个粗点。

差馆的路行唔到,内务的人叫我随时报到,没叫我查案。钟先生的门也闩住,阿杰的位子空着,坤哥的枪在暗处。我一个人,一张委任状都没有,能碰的只剩人。

活人。

六点四十分,我落楼去士多打畀林恩。电话铃响了两声佢就接,像根本没有睡。

“我要见赵绮红阿妈。”我说。

电话那头静了半秒。

“地址喺你嗰封信封上面。”林恩的声音压得很低,“启明街,近住木厂街。五楼。”

“你同我一齐去。”

“我唔去得。”他答得很快,“佢……我冇面见佢。”

“我冇叫你同佢讲乜。”我握着话筒,指节顶着铁皮电话亭的冷边,“你企门口都得。我要知道阿红失踪前,佢阿妈收过啲乜、留低过啲乜。呢啲嘢,你问过,但你未必讲过畀我听。”

他又沉默。远处有头班小巴按铃,叮一声。

“你先上去。”他终于说,“如果佢肯开门,你再call我。”

我挂线,把两毫子硬币收回袋。士多阿伯坐在折凳上刷牙,白泡沫挂在嘴角,望了我一眼。今日我只一件灰蓝衬衫、旧西裤。镜里的人眼下发青,胡楂没刮。

启明街离我住的地方不远。我沿住落山道行,天光慢慢从楼缝之间漏下来,灰白灰白。土瓜湾这一带的旧楼一栋挨一栋,地铺刚开闸门,面包铺飘出暖牛油味,五金铺门口堆着一捆捆铁丝。送货的推车在湿砖上碾过去,水珠溅到我脚边。

赵绮红最后出现的木厂街口,就在前面两个街口。我经过那间已经关门的印务铺,铁闸上贴住招租红纸,纸角让雨水打得起皱。九三年六月十七号下昼,一个十七岁的女仔说要替教会取一箱福音单张,走到这附近,之后便没人再见过她。

启明街八号是一栋五楼高的唐楼,外墙灰白斑驳,门口一道窄铁闸,闸上挂住几只信箱,铁皮锈得发红。我站在楼下抬头,五楼一扇窗拉住白布帘,帘后透出一点黄灯光。

大门没锁。我推闸进去,楼梯的阶砖缺了角,墙边有陈年水渍,一阶阶往上,扶手黏着灰。二楼有人在煎鱼,油香混住豉油味;三楼传出收音机声,播的是晨早新闻,女声平板地报住英军军舰的动向。

五楼只有两户。左边门口的铜环让手摸得发亮,门边钉住一块小木牌,上面一个“赵”字,红漆掉了一半。

我先看见的是那张寻人启事。

不是一张。是一层叠一层。

最旧那张已经晒得发黄,边角用胶纸贴住,纸上印住一个女仔的黑白学生相,短头发,圆脸,笑得露出两粒虎牙。相下面写住:赵绮红,十七岁,于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七日下午在土瓜湾失踪。身高约五呎三,失踪时穿白衬衫、蓝布裙,携一只布袋。如有消息,请电——

两个电话号码,一个是差馆的,一个是住宅号。酬金那一栏原来写过数字,后来让墨水涂掉,再贴上新纸,写住“酬谢”,没有数目。

后面几张是后来补印的,彩色复印,颜色一张比一张淡。照片还是那张学生相,只是纸边起了毛。最外面那张贴得急,一角没压平,晨风从楼梯窗灌进来,纸边一下一下掀起。

我抬起手,敲了铜环。

屋里没有声。

我又敲了三下,隔了一阵,里面先传来椅脚拖地声,再是很轻的脚步。门上的小铁盖“啪”地打开,一只眼睛从后面看住我,眼白浑浊,布着红丝。

“边个?”女人的声音又沙又紧。

“赵太。”我把双手垂在身侧,让她看清楚,“我叫林生。我唔系以差人身份嚟。我想问阿红嘅事。”

铁盖后的眼睛没有眨。

“差馆嚟嘅?”

“我嘅警员证昨日畀人收咗。”我说,“今日嚟,唔系执行职务。我有个朋友死咗,仲有啲人死咗,所有事同阿红失踪有关。我想睇下佢留低嘅嘢。”

门内静了很久。楼下有单车铃响,一串声过去。

“你点知阿红?”她问。

“林恩。”

这个名字出口,门后那口气像松了半分。又过了几秒,锁舌“嗒”一声退开,木门拉开一道窄缝。一个女人站在门后,五十几岁,头发花白,在脑后挽成一只小髻,身上穿件洗得发软的深蓝外套,脚上一对黑胶拖鞋。她的脸很瘦,颧骨高,眼窝陷下去,像很久没有睡过一场完整觉。

她先看我的脸,再看我空着的腰。

“入嚟。”她说,“唔好行太大声,楼下阿婆今日心脏唔舒服。”

我侧身进去。屋里很细,一扇窗,一张旧木沙发,布面磨出了白边;靠窗一张方桌,桌上摆住茶壶、一只搪瓷杯和一叠裁好的白纸。墙上挂住十字架,十字架下面是一张赵绮红放大的相,相前放住一本黑色封面《圣经》。书页间夹了好多纸条,露出不同颜色的边。

屋里有樟脑味、陈皮味,还有一种旧纸张长期放住的干涩气。窗边架上摞住几十只信封,有些印住差馆字头,有些写住教会、社署、议员办事处。信封都让火漆或钉书钉封过,又一只只拆开,整齐排好。

赵太把门闩上,转身指了指木沙发。

“坐。”

我坐下。弹簧“吱”地响了一声,凹下去便没再弹起。她去灶边倒茶,水壶嘴碰住杯沿,水声细细的。她把茶端过来,杯壁有旧茶渍,茶汤很淡。

“林恩点解唔嚟?”她问。

我捧着杯子,热气扑到脸上。“佢话佢冇面见你。”

她听到这句话,嘴角动了一下,不像笑。她在桌前坐下,手指无意识地摩挲《圣经》封皮的边角,那里已经磨得发亮。

“差馆半年前话档案上架。”她说,“后来有个乜嘢特调组,又嚟问过两次,问阿红系唔系精神有问题,系唔系贪玩自己走。我话佢唔会。佢自细落楼买瓶豉油都返嚟同我讲一声,佢点会唔声唔响走两年几?”

她讲“两年几”三个字,声音平,平得像念一行写熟了的地址。

“我知。”我说。

“你唔知。”她抬眼,“你哋差人睇到嘅系一张相、一个日期。我睇到嘅系佢张床。床每日都系噉,被叠好,枕头上冇味。佢把梳仲插喺杯度,有几根头发,我冇丢。每日朝早我经过,都觉得佢可能下一秒开门入嚟,话妈咪我返嚟咗。”

她的手停在《圣经》上,指甲剪得很短,指腹干裂。

我没有接话。这种时候任何接话都像用空碟子去接水。

“阿红失踪之前,”我问,“有冇研究一啲嘢?例如庙宇、问米、成仙嘅旧闻?”

赵太看着我,眼底那点麻木裂开一条细缝。

“边个同你讲?”

“佢封信。”我说,“佢写到一个男人,话人真系可以变成仙。”

她闭了一下眼。过了一阵,起身走到床边,蹲下,从床底拖出一只铁盒。旧年的饼干盒,红漆磨掉大半,边角撞凹,拖过地砖时发出低沉的刮声。

她把盒子抱到桌上,打开。

里面没有饼干。最上面是一沓单行纸,用红头绳扎住;底下几本作业簿,封面颜色不同;再下面是剪报、照片、手抄的地址和一只小布袋。布袋口绣住一个“红”字,线脚细密。

“佢唔系求神拜佛。”赵太把红头绳解开,“佢系查。佢话教会啲姑娘答唔到佢嘅问题,佢就自己去图书馆、去坟场、去旧楼搵老人家问。佢话香港咁多成仙嘅故仔,唔可能全部都系呃人,就算系呃,都要知道呃人嘅人想攞啲乜。”

她把最上面一本作业簿递给我。

封面是普通的牛皮纸,用钢笔写了五个字:香港的仙。

字迹同信里一样,清秀,整齐,下笔却重。我翻开第一页,纸边让手指磨得发软。赵绮红在里面按时间排了资料:一九七五年西环一宗“问米婆”死在山泥下的新闻,报纸只有豆腐块大小;一九七六年马鞍山附近村屋命案的剪报,边缘已脆;一九八二年荃湾有个男人声称尸解,事后失踪;一九八七年一个寡妇留下“我去做仙女”的字条,家门锁好,灶上饭未熟;一九九零年大屿山一名少年随喃呒佬学经,三日后找不到人。

每条剪报旁边,她都用钢笔写低出处、日期、自己的问题。

山泥事故定系有人安排?

死者均被取心,同民间成仙故事为何相反?故事讲尸解,不见血。

所有“师父”都在找徒弟。徒弟失踪之后,故仔先会继续。

教会讲天国,道教讲尸解,点解两边都要人“信”?

我一页页翻。纸上的钢笔字密密的,有几处让她自己划掉,又在旁边重写。她不是在猎奇,是把这些旧闻当作业做,一条条比对,像在解一条没有人出题的数。

“佢成日带住呢几本簿去教会。”赵太说,“姑娘话佢问太多,神唔钟意人试探。佢返嚟同我讲,妈咪,我唔系试探神,我系唔明。点解好人死,坏人生;点解有人话只要够干净就可以不死。佢自细就系噉,问到啲老师都怕佢。”

我翻到簿子后半,忽然停住。

后面几页没有字。

纸面空白,却不是完全平。窗光斜照过来,纸上有一道道极浅的凹痕,是上一页写字时,笔力透下来的痕迹。凹痕很细,肉眼看只见几道曲线,辨不出字。

赵太也看见我停手。

“后面系空白嘅。”她说,“佢走嗰阵,可能有嘢写咗,又撕咗上面嗰几页。我唔舍得丢,空白都留低。”

我用指腹轻轻擦过纸面。凹痕有深有浅,行距整齐,不像乱划。写字的人下笔重,纸纤维被压下去,两年几都没有弹返平。

我合上簿子。

“赵太,我借你电话用一阵。”

她看住我,没有问原因,只把桌边的电话推过来。我拨去林恩事务所,铃响一声他便接。

“你即刻上嚟。”我说,“阿红本簿有压痕。”

电话那头只有呼吸声。过了两秒,他说:“我十分钟到。”

我挂线,把簿子摊在桌中央。赵太去灶边看火,一锅粥刚滚,白汽升上去,把窗玻璃蒙出薄雾。她没有问压痕是什么,也没有问林恩来做什么。她只是多拿了一只碗出来,洗净,倒扣在砧板边。

等待的那十分钟,屋里只有粥滚声和楼下小贩的叫卖。我又翻了一遍赵绮红的剪报。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七年、一九九零年,年份之间有时隔三两年,有时隔五六年,像一条埋在地下的水管,地面上看不出,水龙头却始终有人开。

八六年那一页,赵绮红写过一行字:

唔系同一个人。人会死,会老,会畀人拉。但故仔冇断过。

我盯着这行字,背脊有一小块皮肤慢慢绷紧。

楼下铁闸响。

不多久,门外传来脚步,停在门口。赵太走去开门,门一开,林恩站在外面,衬衫袖口卷起,手里拿住一只深色布袋。他看见赵太,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入嚟啦。”赵太说,“企喺门口做乜。”

他低头进来。经过她身边时,赵太的手在他手臂上停了一下,很轻,随即收回。林恩把布袋放在桌上,先看那本摊开的作业簿。

“边一页?”

我翻到空白处。

他把布袋打开,从里面取出一支铅笔、一把幼毛刷、一小张白纸。铅笔是美术生用的软铅,笔身让手指磨得发暗。他没有立刻动手,先把簿子转了个方向,让侧光从窗那边斜落纸面。那些凹痕便一道一道浮出来,像退潮后沙滩上的细纹。

“唔好吹。”他低声说。

赵太本来要去开窗,停住手。

林恩用指尖轻轻按平纸角,然后拿起铅笔,笔身几乎躺平,用笔侧那层铅,由上至下,慢慢扫过去。

他的手很稳。

铅粉薄薄落在纸面,凸起的纤维不沾铅,凹下去的地方颜色深,一行痕迹便从空白里慢慢显形。他扫得很匀,手腕没有抖,铅笔移动的弧度长而且顺,像做过许多次。第一行扫完,他把簿子转半寸,换个角度再扫第二道。

我看着他的手。

这不是第一次。一个人第一次做这种事,会迟疑,会怕铅笔戳穿纸,会来回补。林恩没有。他甚至不用先试角,软铅压纸的力度一落下去便刚刚好。

铅粉在纸上铺开,灰黑色里,三个细字一行浮出来。

茅坪村。

我的呼吸顿了一下。

下面还有几道痕,被扫出一半,字不成字,像“梁家”,又像“殡仪”。最清楚的只有那三个字,端端正正写在纸页中央,比旁的字都重。茅坪村。一九九三年,赵绮红失踪前,把这三个字写在上一页,又把那一页带走或撕掉,只剩压痕留落这本簿子。

林恩还要往下扫,赵太忽然往前一步,抓住了他的手腕。

她不是阻止。她的手指扣住他袖口,握得很紧,像人在水里面抓住一根木枝。铅笔停在纸上,铅尖断了一小截,细细一点黑落在纸角。

“阿恩。”

她叫了一声。

林恩的背绷住。

“阿恩……”赵太的喉咙里像有沙,声音压得很低,却一个字一个字磨出来,“你成日唔嚟,成日话忙。你瘦咗好多,你知唔知?你阿爸走嗰阵我冇照顾到你,阿红又唔返……你咁样落去,边个仲记得食饭?”

林恩没有抽手。

他低着头,铅笔仍夹在指间。过了一阵,他把铅笔放下,反手轻轻按住赵太抓住自己的那只手。

“我有食。”他说。

“你呃我。”赵太眼眶红着,却没有眼泪掉下来,像眼泪在两年几里已经流得七七八八,“你细个发烧,都系噉,死撑住唔出声。阿恩,你唔好一个人撑。阿红要系见到——”

她讲到阿红的名字,声音忽然断了。

我坐在桌边,没有动。桌上摊住拓出压痕的簿子,“茅坪村”三个字在铅粉里静静横住。屋里的空气像湿布一样搭在皮肤上。

阿恩。

不是林先生,不是林侦探,不是“受托的私家侦探”。赵太叫他阿恩,叫得自然,像叫一个由细抱大、发烧时守过通宵的人。她的拇指在他手腕内侧轻轻摩挲,那个动作不属于一个对待外人的母亲。

林恩没有解释。

他只是把她扶到椅边,让她坐下,又替她把桌上的凉茶端过去。赵太捧着杯,低头喝了一口,肩膀慢慢垂落。林恩站在她身边,一只手还按在椅背,目光落到那本簿上,脸色白得像窗纸。

我同他对望了一秒。

他眼里有种让什么堵住的东西,停了一停,他先把目光移开,拿起软毛刷,将纸上多余的铅粉轻轻扫走。动作仍旧稳,只是比刚才慢了半拍。

“茅坪村。”我低声说。

“系。”他没有抬头。

“阿红九三年已经查到呢度。”

“系。”

“你一早知唔知?”

他扫铅粉的手停了一下。

“我知佢查过旧闻。”他说,“唔知佢写低呢三个字。”

这句话听不出真假。或者说,此刻我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凭他一句平话去判断。赵太那声“阿恩”还在屋里,细细的,却把过去半年许多对不上的半拍都扯了出来——他第一次听见赵绮红名字时的停顿,信箱让翻的磨痕,袖口的红泥,听到“执礼人”就绕开的话题,还有每次提起委托人时,他眼里那种过分的疲倦。

赵太把杯放下,像意识到自己刚才失了态。她用手背按了按眼角,声音重新放平。

“对唔住。”她说,“我成日都系噉,一见阿恩就……佢细个成日嚟呢度食饭,阿红跟佢身后跑。旧邻居都话我多咗个仔。后来佢搬咗,见面少,但系改唔到口。”

她讲“成日嚟呢度食饭”,林恩的喉结动了一下,仍旧没出声。

我把作业簿转过来,对着光再看那三个字。每一笔都压得很深,最后一竖拖得稍长,像写字的人当时手很定,心也很定。赵绮红不是让茅坪村绊了一下,她是把它当一条要紧线索,郑重写下来。

一个失踪女仔,两年前已经摸到那条红泥路。一个礼拜之后,她自己也在那条线的尽头消失。

“赵太,”我问,“阿红有冇提过梁家?”

她想了很久,摇头。“冇。佢有时讲旧村、讲山泥,话想入去睇睇。我叫佢唔好去,荒山野岭,得几个阿伯阿婆。佢话得闲会同教会朋友一齐去。后尾……后尾佢冇再讲。”

林恩把那张写了半行痕的纸举起,对着灯。除了“茅坪村”,其余的字压得太浅,又让后来的纸纹打乱,怎么扫都只有零碎笔画。他看了一会儿,把纸轻轻放下。

“要入村。”他说。

这句正是我心里的话。

九三年的压痕指向茅坪村;今年九月,我自己也去过一次。梁母废屋里有新鲜香灰,村民见过鸭舌帽男人。那时我们以为自己追的是一个凶手的旧巢,此刻看,也许我们追的是一个更旧的位。赵绮红比我们早两年行到那里,林恩比他自己承认的更早知道这条线。

我抬头看他。

“听朝早车入村。”

林恩点头。“我去准备。”

赵太听见“入村”,手在膝上收紧,却没有阻止。她只是站起身,走到柜边,从抽屉里取出一只小胶袋,里面装住几张影印的寻人启事和一张赵绮红的近相。她把胶袋递给我,指尖凉。

“你哋入去,”她说,“帮我留意下。阿红话过会返嚟,佢从来唔呃我。佢要系真系走过呢条路,一定留低过啲嘢。”

我接过胶袋。照片里的赵绮红比学生相大一点,头发仍短,站在教会门口,阳光照在她脸上。她没有看镜头,侧脸安静,眼睛微微眯起,像在望远处什么人。

林恩把软铅笔和毛刷收回布袋,拉好绳口。他走到门口,回头看赵太。

“你记得食药。”他说。

“知道。”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