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对岸的灯火上

河对岸的灯火

一、序章：河与灯

我的故乡有一条河，名字很普通，叫清水河。它从北边的山里来，弯弯曲曲地穿过小镇，又向南边的田野里去。河水不深，夏天的时候，孩子们赤着脚就能蹚过去；冬天的时候，河面结一层薄冰，像一面被风磨花的镜子。河上有一座石桥，桥墩上长着青苔，桥栏杆被几代人的手掌磨得发亮。小时候，我常趴在桥栏杆上看水，看水里的云，看云下面的鱼，看鱼影忽然被一只木船划破。

那只木船是祖父的。祖父是镇上最后一个摆渡人。其实石桥修好以后，摆渡的生意就淡了，但祖父不肯把船卖掉。他说，河还在，船还在，人就总得有个来处。每天清晨，祖父把船从芦苇丛里撑出来，船头挂一盏马灯。那灯是玻璃罩的，铁皮底座生了锈，点起来的时候，火苗在风里摇，像一粒不肯熄灭的黄豆。祖父说，那灯不是为了照路，是为了让河对岸的人知道，这边还有人等着。

我小时候不懂什么叫“等着”。我只觉得那灯好看。尤其是傍晚，天边烧着一层橘红的晚霞，河水被染成铜色，祖父的船慢慢从对岸回来，船头的灯在暮色里亮起来，像一颗提前升起的星星。祖母站在门口喊我吃饭，声音穿过巷子，穿过桥洞，穿过我整个童年。我一边答应，一边回头看那灯，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安稳。

后来我离开故乡，去了很远的城市。城市里也有河，河两岸是高楼，夜里灯火辉煌，像把银河倒进了人间。可我站在那些桥上，总想起祖父的马灯。它那么小，那么旧，却仿佛能照亮一条河的全部秘密。我渐渐明白，故乡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而是你心里一盏不灭的灯。灯在，河就在；河在，回家的路就在。

这篇作文，我想写给我的故乡，写给我的祖父、父亲、母亲，写给那条河，写给河对岸的灯火，也写给所有从故乡出发、又在梦里回去的人。

二、祖父的木船

祖父年轻的时候，清水河上没有桥。两岸的人要来往，全靠渡船。祖父的船是祖上传下来的，木头被桐油漆过许多遍，颜色像深秋的栗子壳。船不大，能坐七八个人，船尾有一支长篙，船头有一盏马灯。祖父说，他十六岁开始撑船，撑了整整五十年。五十年里，他送过赶集的农人，送过娶亲的队伍，送过逃荒的难民，也送过夜里发烧的孩子。河水涨了又落，落了又涨，祖父的背慢慢弯了，像一张拉满过的弓。

我记忆里的祖父，总是沉默的。他不爱说话，只爱坐在河边的石头上，用一把小刀削竹篾。他削竹篾的时候，眼睛眯着，刀锋贴着竹皮，轻轻一推，竹片就发出一声清脆的响。他说，竹篾是用来补船篷的。船篷破了，雨就会漏进来；雨漏进来，船就老得快。我问祖父：“船老了怎么办？”祖父说：“船老了就修，人老了就歇。可河不老，河一直流。”

祖父对河有一种近乎信仰的敬畏。每逢初一十五，他会把船头那盏马灯擦得干干净净，点起来，放在河面上漂一会儿。灯漂远了，他就闭上眼睛，嘴里念念有词。我听不清他念什么，只听见水声哗哗地响。有一次，我问祖母，祖父在念什么。祖母说：“他在跟河说话。”我说：“河会说话吗？”祖母笑了：“河不会说话，可河记得。你祖父送过那么多人，河都记得。”

祖父最常送的人是河对岸的李婆婆。李婆婆是个孤寡老人，住在河那边的山坡上。她每个月都要过河来买药。祖父从来不收她的钱。李婆婆过意不去，就送祖父一篮子青菜，或者几个鸡蛋。祖父把菜和蛋放在船头，撑船回来，再让我给李婆婆送过去。我那时小，跑得快，穿过石桥，沿着田埂，跑到李婆婆家。李婆婆总是坐在门槛上，眯着眼睛笑：“你祖父是个好人。”我说：“我祖父是摆渡人。”李婆婆说：“摆渡人就是好人。他把人从这边送到那边，从难处送到易处。这不是好人是什么？”

后来李婆婆死了。祖父知道消息的那天，把船撑到河中央，停了很久。他没有点灯，只是坐在船头，看着河水。那天的河水很静，静得像一块黑布。我站在岸上喊他，他回过头，眼睛红红的。他说：“她走了，以后没人坐我的船了。”我说：“还有我。”祖父笑了笑，说：“你也要走的。你要去河对岸，再去更远的地方。”

祖父说对了。我后来去了更远的地方。祖父的木船渐渐不撑了。镇上修了桥，又修了公路，汽车开来开去，谁也不记得河上曾经有渡船。可祖父还是每天去河边。他把船停在芦苇丛里，船头的马灯擦得亮亮的。有人问他：“大爷，还摆渡吗？”祖父说：“不摆了，等人。”那人问：“等谁？”祖父说：“等该来的人。”

祖父去世那年，我十六岁。那天夜里，清水河发了大水。祖父躺在床上，听着水声，忽然说：“把灯点上。”母亲把马灯点起来，放在窗台上。祖父看着那灯，慢慢闭上了眼睛。第二天早上，水退了，祖父也走了。我们把他葬在河对岸的山坡上，和李婆婆的坟隔着几棵松树。父亲说，祖父一辈子都在河上，死后也要看着河。

祖父走后，我在他的枕头下发现一本旧账本。账本上记的不是钱，而是人名和日期。哪年哪月哪日，谁坐船过河，去了哪里。最后一页写着：“某年某月某日，孙儿过河，去县城读书。天晴，水缓。”我翻到那一页，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原来祖父把我每一次离开都记在账上。他不是在记账，他是在记一条河上的脚印。

三、父亲的桥

父亲和祖父不一样。祖父守着一艘船，父亲却造了一座桥。

父亲是镇上中学的数学老师。他个子不高，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可他自己的人生，却走了很多弯路。他年轻时想考大学，因为家里穷，放弃了；后来想学工程，因为要照顾祖父，也放弃了。最后他回到镇上，当了老师。他教过的学生，有的去了北京，有的去了上海，有的去了更远的地方。他常常站在地图前，用粉笔在墙上画线，说：“你们要从这里出发，走到那里去。”

我上小学那年，清水河上要修一座新桥。旧石桥太窄，汽车过不去。镇上决定在石桥旁边修一座水泥大桥。父亲被抽调到工程指挥部，负责算材料、画图纸。他白天上课，晚上在灯下画图。图纸铺满桌子，他用三角板、圆规、铅笔，一笔一笔地画。我趴在一旁看，觉得那些线条像河流，像道路，像命运。父亲说：“桥不是随便修的。桥要算承重，要算水流，要算风。算错一个数，桥就会塌。”

有一次，父亲为了算一个桥墩的受力，整整三天没睡好。他坐在桌前，咬着铅笔，眉头紧锁。母亲给他端饭，他忘了吃；给他倒水，他忘了喝。第四天早上，他忽然一拍桌子，说：“算出来了！”他高兴得像个孩子，抱着我转了一圈。那天晚上，他带我去河边看工地。工地上灯火通明，工人们正在浇灌桥墩。父亲指着河中央说：“明年这个时候，桥就通了。你以后去县城读书，就不用绕路了。”

新桥通车那天，全镇的人都来了。鞭炮放得震天响，红绸子剪了一地。父亲站在人群里，笑得很少见。他没有上台讲话，只是看着第一辆汽车从桥上开过去。那辆车开得很慢，像在试探桥的脾气。父亲的眼睛一直跟着车，直到车消失在公路尽头。我问他：“你高兴吗？”父亲说：“高兴。桥通了，人就通了。”

可桥修好以后，父亲反而更忙了。他不再满足于教数学，开始研究桥梁设计。他自学了大学课程，考了工程师证。有人劝他调到城里去，他说：“城里不缺工程师，镇上缺。”他留在镇上，给周围的村子设计小桥。那些桥不大，有的只有十几米长，但每一座都让一个村子离外面的世界更近一点。父亲说：“桥的意义不是让人过河，是让人不再怕河。”

我上高中那年，父亲接到一个任务，去山里给一个村小修桥。那个村叫石岩村，在山沟里，孩子们上学要蹚一条河。每到雨季，河水暴涨，孩子们就上不了学。父亲带着几个工人，住在村里，一干就是三个月。他回来的时候，瘦了一圈，皮肤晒得黝黑。他给我看照片：一座小石桥，桥头立着一块碑，碑上写着“连心桥”。桥下的水很清，几个孩子背着书包从桥上跑过，笑得露出缺了的门牙。

父亲说：“那桥不大，但孩子们不用蹚水了。”我说：“你累不累？”父亲说：“累。可我一想到他们能安全上学，就觉得值。”他顿了顿，又说：“你祖父摆渡，是把人从河这边送到那边；我修桥，是让河两边变成一边。我们做的事，其实一样。”

父亲退休那年，镇上要给他办欢送会。他拒绝了。他带着我，沿着清水河走了一天。我们走过旧石桥，走过新大桥，走过他设计的小桥。每过一座桥，他都停下来，摸一摸桥栏，看一看河水。他说：“我这一辈子，没造过什么大工程，就造了几座小桥。可我不后悔。”我说：“你后悔没去城里吗？”父亲摇摇头：“城里的桥，少一座还有别的；这里的桥，少一座，孩子们就得多蹚一条河。”

那天傍晚，我们站在新大桥上。夕阳把河水染成金色，桥上的车流像一条流动的河。父亲忽然说：“你祖父的船，现在还在芦苇丛里。我有时候想，船和桥，到底哪个更好？”我说：“船能到桥到不了的地方。”父亲笑了：“对。桥能到船到不了的地方。所以都好。”

四、母亲的缝纫机

母亲有一台缝纫机，是蝴蝶牌的，黑色的机身上描着金色的花纹。那是她结婚时的嫁妆。她坐在缝纫机前，脚踩踏板，手转轮子，针起针落，一块布就变成了衣服。我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新衣服。母亲就把旧衣服拆了，翻个面，重新缝。她能把父亲的旧衬衫改成我的小褂子，把祖母的旧棉袄改成我的棉背心。她缝衣服的时候，嘴里哼着歌，歌声轻轻的，像缝纫机的声音。

母亲说，她小时候想当裁缝。可她家里穷，没读完小学就辍学了。她跟着外婆学绣花，学裁剪，学缝补。后来嫁到我们家，缝纫机就成了她最宝贝的东西。她每天做完饭、喂完猪、扫完院子，就坐在缝纫机前。她给祖父缝棉裤，给父亲缝衬衫，给我缝书包。她缝的每一针都细细的，密密的，像她对这个家的爱。

我上初中那年，要去县城住校。母亲给我缝了一个新书包。书包是深蓝色的，上面绣着一只白色的帆船。她说：“你喜欢河，喜欢船，就给你绣个船。”我背着那个书包，走了很远的路。后来书包旧了，帆船褪了色，母亲又给我缝了一个新的。她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可她把旧书包收在柜子里，舍不得扔。

母亲最怕的是我生病。有一次，我发高烧，烧到四十度。父亲在学校上课，祖父已经去世，家里只有母亲。她背着我，走了五里路，去镇上的医院。那天夜里下着雨，路滑，她摔了一跤，膝盖破了，可她没松手。到了医院，医生给我打针，她坐在床边，一直握着我的手。我迷迷糊糊地喊：“妈，我冷。”她把外套脱下来，裹在我身上。第二天早上，我退了烧，看见她趴在床边睡着了，头发上还有雨水的痕迹。

我上高中那年，母亲得了风湿病。手指关节肿得像小萝卜，一到阴雨天就疼。她不能再踩缝纫机了。她把缝纫机擦得干干净净，用一块白布盖起来。她说：“等我好了，再给你缝衣服。”可她的病一直没好。后来我去了更远的城市上大学，母亲在电话里说：“你缺不缺衣服？我给你寄。”我说：“不缺，我自己买。”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买的衣服，哪有妈缝的好。”

大二那年冬天，我回家过年。母亲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件毛衣，正在织。她的手指不灵活，织得很慢。我说：“妈，你手疼，别织了。”她说：“不织，你冬天穿什么？”我说：“我有羽绒服。”她说：“羽绒服是羽绒服，毛衣是毛衣。毛衣贴心。”那天晚上，我坐在她旁边，看她织毛衣。灯光照在她的白发上，像照着一层薄薄的霜。她织一针，停一停，揉一揉手指，再织一针。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她踩缝纫机的样子。那时候她的手指多灵活啊，像蝴蝶在布上飞。现在蝴蝶老了，翅膀沉了，可它还在飞。

毛衣织好那天，母亲让我试穿。毛衣是深灰色的，领口有点歪，袖子一长一短。母亲不好意思地笑了：“手生了，织得不好。”我穿上毛衣，说：“很好，很暖和。”她看着我，眼睛亮亮的，说：“真的？”我说：“真的。”她笑了，笑得像小时候我考了一百分。

后来我回城市，把毛衣带走了。每年冬天，我都会穿。同事说：“这毛衣款式太旧了。”我说：“旧才好。旧衣服里有旧时光。”他们不懂。他们不知道，那件毛衣里，藏着母亲的缝纫机、母亲的歌、母亲的手指、母亲的夜。那是我穿过的最贵的衣服。

五、小镇的四季

故乡的四季，像四幅画，挂在记忆的墙上。

春天，清水河边的柳树先绿了。柳条垂下来，像少女的长发。风一吹，柳絮漫天飞，像下了一场雪。田里的油菜花开了，金灿灿的，一直铺到天边。蜜蜂嗡嗡地飞，蝴蝶在花丛里跳舞。祖父的船停在岸边，船头的马灯在春风里轻轻摇晃。我背着书包跑过石桥，看见李婆婆在河边洗菜，她抬起头，笑着说：“上学去啊？”我说：“嗯。”她说：“好好读书，将来去大城市。”我说：“大城市有河吗？”她说：“有，但没咱这河清。”

夏天，河水涨起来，变得又宽又急。孩子们不敢下河，就蹲在桥上看水。水面上漂着树叶、木棍、西瓜皮。有时候，上游冲下来一只死猪，大人们就摇头，说：“又发水了。”祖父的船不撑了，他坐在河边的树荫下，用蒲扇扇风。我躺在他旁边的竹席上，数天上的云。云一会儿像马，一会儿像山，一会儿像祖父的船。祖父说：“云是天的船。”我说：“那天的河在哪里？”祖父笑了：“天的河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夏天最热闹的是晚上。镇上的人搬出竹床、躺椅，坐在门口乘凉。大人们聊天，孩子们捉萤火虫。萤火虫在草丛里飞，像一盏盏小灯笼。我捉了一只，放在玻璃瓶里。祖父看见了，说：“放了它吧。”我说：“为什么？”祖父说：“它要去找它的河。”我打开瓶盖，萤火虫飞出来，一闪一闪地飞远了。祖父说：“你看，它回家了。”

秋天，稻子黄了，田野像铺了一层金毯。农民们忙着收割，镰刀在阳光下闪光。祖父的船又忙起来，帮人运稻谷。他把一袋袋稻谷搬上船，撑到对岸。父亲在桥上走来走去，指挥交通。母亲在院子里晒辣椒，红红的辣椒串挂在墙上，像一串串鞭炮。我坐在门槛上，吃刚摘的柿子，甜得眯起眼睛。祖母说：“秋天是收成的季节，也是想家的季节。”我说：“家不就在这里吗？”祖母笑了：“你现在不懂，等你走了就懂了。”

冬天，河水瘦了，露出河底的石头。石头上结着霜，白白的，像撒了一层盐。祖父的船停在芦苇丛里，船篷上落满了雪。我穿着母亲缝的棉袄，戴着父亲买的棉帽，在雪地里跑。父亲在院子里堆雪人，雪人的鼻子是胡萝卜，眼睛是黑豆。母亲在屋里烤火，火炉上煨着红薯，香气飘满整个屋子。祖父坐在火炉旁，抽着旱烟，烟袋锅里一闪一闪的。他说：“冬天是河睡觉的时候。”我说：“河也会睡觉吗？”他说：“会。它睡一觉，春天就醒了。”

后来我离开故乡，四季就变成了手机里的天气预报。春天，我在朋友圈看故乡的油菜花；夏天，我在新闻里看故乡的洪水；秋天，我在电话里听母亲说稻子熟了；冬天，我在梦里看祖父的船。故乡的四季没有变，变的是我。我从一个看四季的人，变成了一个想四季的人。

六、离乡的火车

我第一次坐火车，是十八岁。那年我考上大学，要去省城。父亲送我去县城火车站。火车站很小，站台上只有几盏昏黄的灯。母亲给我准备了一个大包，里面装着衣服、鞋子、咸菜、煮鸡蛋，还有一本她亲手抄的菜谱。她说：“外面的饭贵，你学着自己做。”我背着包，拎着箱子，心里又兴奋又害怕。父亲说：“到了学校，给家里打电话。”我说：“知道了。”他说：“别舍不得花钱。”我说：“知道了。”他说：“要是想家，就回来。”我说：“知道了。”火车来了，我上了车，找到座位，从窗口往外看。父亲站在站台上，穿着那件旧夹克，手插在口袋里。火车开了，他跟着走了几步，然后停下来，挥了挥手。我看见他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黑点。

火车穿过田野，穿过隧道，穿过一条又一条河。我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风景飞快地后退。我想起祖父的船，想起父亲的桥，想起母亲的缝纫机。我忽然觉得，火车也是一条河，载着人从故乡流向他乡。只是这条河没有岸，也没有回头路。

大学四年，我很少回家。寒暑假要么打工，要么实习。我打电话回家，母亲总是说：“没事，你忙你的。”父亲总是说：“钱够不够？”我说：“够。”其实有时候不够，但我不好意思说。有一次，我口袋里只剩二十块钱，离发工资还有五天。我每天吃馒头咸菜，晚上饿得睡不着。我拿起电话，想跟母亲说，可听到她的声音，我又说：“我挺好的。”挂了电话，我哭了。那一刻，我才明白，故乡不是你想回就能回的。故乡是你在电话里笑着说“我挺好”的地方。

毕业后，我留在城市工作。城市很大，人很多，车很多，灯很多。我租了一间地下室，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地下室没有窗，分不清白天黑夜。我常常想起清水河。想起河上的风，河里的鱼，河边的柳树。想起祖父的马灯，父亲的桥，母亲的缝纫机。想起小镇的四季，想起离乡的火车。我想，我是不是走得太远了？我是不是把故乡弄丢了？

有一年春节，我抢到了回家的火车票。火车上挤满了人，过道里站着，座位下躺着，行李架上塞着。我挤在人群中，闻着方便面和汗水的味道，心里却很高兴。火车开了二十多个小时，我站了十几个小时。可当我看见县城火车站那盏昏黄的灯，看见父亲在站台上等我，我所有的疲惫都消失了。父亲接过我的箱子，说：“回来了。”我说：“回来了。”他说：“你妈做了你爱吃的红烧肉。”我说：“好。”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不管走多远，只要有人等你，故乡就还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