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

山那边的邮递员

老周是山里最后一个邮递员。

他的辖区是整片大别山腹地，方圆一百多里，散落着十几个村子。村子与村子之间没有大路，只有一条条被脚板磨出来的羊肠小道，像老人手背上暴起的青筋，蜿蜒在密林与深谷之间。有些路窄得只容一人侧身而过，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脚下是终年不散的白雾，走在其间，像踩在云上。

老周在这条邮路上走了整整三十七年。三十七年里，他穿坏了上百双胶鞋，磨穿了无数个帆布邮包，摔下过三次山崖，被毒蛇咬过两回，在深山里迷过一天一夜的路。可他从没丢过一封信，从没误过一个邮班。山里人说，只要看见老周那身洗得发白的墨绿色制服出现在村口，就知道——外面的消息来了。

我第一次见到老周，是在外婆家的院子里。那年我七岁，正在追一只蝴蝶，忽然听见院外有人喊：“信——信来了——”声音不高，却像山里的泉水一样，清凌凌的，穿过竹林，穿过篱笆，一直钻进人的耳朵里。外婆放下手里的针线，快步走出去，接过一封信。信封上贴着邮票，盖着邮戳，是舅舅从城里寄来的。外婆不识字，请老周念。老周把邮包搁在院墙的石墩上，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地念起来。阳光从槐树叶缝里漏下来，照在他粗糙的手指上，照在信纸上工整的字迹上。念完了，外婆笑了，说：“好，好。”老周也笑了，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说：“好就行。那我走了，还有两个村呢。”

后来我才知道，老周的邮包里常年装着两样东西——一包信，和一本翻烂了的新华字典。山里识字的人少，收到信的人家常常请他念。他就坐在人家的门槛上，一字一字地念，念完了，再帮着写回信。回信也是他代笔，问什么答什么，说的都是家常话——地里的庄稼收了，圈里的猪下崽了，家里人的身体都好，你在外面别惦记。那些话朴素得像山里的石头，可一字一句都沉甸甸的。老周写完了，念一遍，问：“还有啥要说的不？”人家说没有了，他就把信纸叠好，装进信封，用舌头舔一下邮票，啪地贴上去，再揣进邮包里，等回程时投进镇上的邮筒。

有一年冬天，大雪封了山。老周本该在山下的邮所歇着，可他看了看邮包里那几封信，还是背着包上了山。雪深过膝，他拄着一根竹棍，一步一步地蹚。走到半山腰，脚下一滑，整个人滚下了山坡，被一棵松树挡住。他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雪，第一件事是摸邮包——信还在，好好的。他松了口气，继续走。那一趟，他走了六个小时，摔了十几跤，到村里时天已经黑透了，浑身湿透，眉毛上挂着冰碴子。村里人围上来，又是心疼又是埋怨：“老周，你不要命了？”他嘿嘿一笑，从怀里掏出邮包——邮包是干的，被他用雨衣裹着，捂在胸口。他说：“信要紧。城里人写封信不容易，人家盼着呢。”

老周记得山里每一户人家的名字。赵家坳的李奶奶，儿子在深圳打工，每月准时寄钱回来；王家湾的张大爷，闺女在省城当老师，每年暑假会寄照片；还有陈家老屋那个没爹没妈的孩子，每隔几个月就会收到一笔匿名的汇款，老周从来不说钱是谁寄的，只是每次把汇款单递到孩子手里时，会多站一会儿，摸摸孩子的头，说：“好好念书。”

有人问老周：“你走了这么多年，就没想过下山？城里邮递员多轻松，骑着车，按着铃，一天就送几条街。”老周摇摇头，说：“城里不缺我一个。可这山里，要是我走了，谁送信？”他顿了顿，又说：“山里人盼信，跟盼年一样。你送一封信，可能是人家等了一个月的念想。这个事，不能断。”

后来，山里的路修好了，通了公路，也有了网络。年轻人开始用手机，村子里的信越来越少。老周的邮包从鼓鼓囊囊变得扁扁的，有时候好几天只有一两封信，多半是汇款单或者通知单。再后来，连汇款单也不用了，钱直接打到卡上，手机上按几个键就转过来了。老周还是每天背着邮包上山，包里空荡荡的，风一吹就鼓起来，像一面瘦瘦的旗。有人劝他：“退休吧，别跑了。”他只是笑笑，说：“再跑跑。万一有人要寄信呢？”

去年，老周退休了。邮局给他开了一个欢送会，送了他一束花和一个大红色的“光荣退休”证书。他把花插在桌上的空酒瓶里，把证书挂在墙上，第二天一早就背着空邮包出了门。他老伴问：“去哪儿？”他说：“上山转转。”他沿着那条走了三十七年的邮路，一个村一个村地走。每到一户人家，就坐在门槛上歇歇脚，喝一碗水，说几句话。走到陈家老屋，那个当年收匿名汇款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了，在城里当了老师。他看见老周，愣了一下，然后跑过来，握住他的手，说：“周叔，我一直在找那个给我寄钱的人。后来我才知道，是你。”老周摆摆手，说：“不是我。是很多很多人。”孩子哭了，老周拍拍他的肩膀，说：“好好教书。山里的孩子，等着你呢。”

那天傍晚，老周坐在山顶的一块大石头上，看着山下的村子。夕阳把山峦染成金色，炊烟从各家各户的屋顶升起来，细细的，袅袅的，在暮色里散开，像一封封写给天空的信。他从怀里掏出那本翻烂了的新华字典，放在石头上，又掏出那个跟了他大半辈子的邮包，摸了摸磨得发亮的背带。风从山谷里吹上来，带着松脂的香和泥土的味。他把邮包背带解开，让风灌进去。邮包鼓起来，在风里猎猎作响，像一只想要飞走的鸟。

他坐了很久。直到天边最后一抹红褪成灰蓝，第一颗星在头顶亮起来。他把邮包收好，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往山下走。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条邮路弯弯曲曲地躺在山间，像一条银白色的溪流，从这一个村子淌到那一个村子，从这个人的盼望淌到那个人的等待。他走了三十七年的路，如今空着，却好像什么也没少。那些信还在，那些话还在，那些人的念想还在。它们没有被寄出去，可它们被一个人记在了心里，背在背上，走遍了整座山的每一寸土地。

老周走下山时，天已经全黑了。山脚下，邮所的灯亮着，暖暖的黄光从窗口透出来，照在门前的石板路上。他推门进去，值班的小刘喊他：“周叔，今天有您的信。”老周愣了一下，接过来。信封上贴着邮票，盖着邮戳，寄件人的地址是省城的一所小学。他拆开，里面是一张照片——一群孩子举着信，笑得灿烂。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周爷爷，谢谢您。我们也在给山里的孩子写信了。”

老周把照片揣进怀里，坐在邮所门口的长椅上，看着满天的星星。他想，也许这条邮路永远都不会真的空。总有人要寄信，总有人要等信，总有人要走在那条路上。不管有没有邮包，不管有没有制服，只要还有人需要把想念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就会有人愿意翻山越岭，一步一步地走。走得慢了，信就重了。走得久了，路就短了。走了大半辈子，山和人，都成了信上的字——密密麻麻的，全是说不出口的惦记。

风从山那边吹过来，轻轻的，凉凉的，像一封还没打开的信，掠过他的鬓角，往更深的山里去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