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筑巢引凤，立梁柱（二）

十二月之前，人算是到齐了。

沈青云是第一个来报到的。那天早上八点不到，他就站在公司门口等着了，穿一件深灰色的夹克，手里提着一个黑色公文包，脚上的皮鞋擦得很亮，站姿笔挺，像一棵栽在水泥地上的松树。胡枫到的时候看见他在门口站着，赶紧开门把人迎进来。沈青云进门先环顾了一圈，目光从墙上的施工进度表扫到地上堆着的建材样品，最后落在胡枫脸上。

胡枫有点尴尬，说楼上还在装修，暂时在临时办公点凑合几天。沈青云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自己找了一张空桌子，把公文包放下，掏出厚厚一沓文件，开始干活。他干活的速度让人咋舌。到中午的时候，他已经把公司现有的客户资料、往来账目、未结清的合同全部翻了一遍，用红笔在边上密密麻麻地写了批注。下午三点，他把胡枫堵在办公室里，说有一批货的报关单和实际货物不符，差了两个税号，如果不赶紧处理，被海关查到要罚钱。胡枫愣了一下，叫人去查，果然查出来是上个月的一批货搞错了。沈青云也不等胡枫发话，直接拿起电话打给报关行，三言两语把事情说清楚，挂了电话对胡枫说

胡枫看着他，半天没说出话来。

第二个星期，沈青云就拿出了那份业务拓展计划。与其说是计划，不如说是一份作战地图。他把公司的贸易方向分了三条线：一条是东南亚的农产品和橡胶，走泰国、越南的渠道；一条是电子元器件和五金件，从香港转口到新加坡；还有一条是纺织品和轻工产品，走澳门本地的配额和渠道。目标市场、初期客户群体、前三年的营收预期，每一个数字他都标得清清楚楚，底下附了计算依据和参考资料。开会的时候他把计划往桌上一摊，拿一支红笔，一条一条往下讲，谁负责哪条线，什么时间完成到什么程度，出了问题找谁协调，全部列成了表格。

沈青云把表格拍在桌上，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然后傅隆生笑了一声，说

梁敬和到得比沈青云晚三天。他来的时候提了两只箱子，一只装衣服，一只装书。那只装书的箱子里全是会计制度和税务法规，还有几本英文原版的国际会计准则。胡枫帮他把箱子搬到财务室，梁敬和站在那间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的空屋子里，看了一圈，说：

接下来的一整周，梁敬和几乎没有出过那间屋子。他先跑银行，把公司的账户理了一遍。哪个账户是基本户，哪个是一般户，哪个长期不用成了睡眠户，他用一张白纸列得明明白白。然后他开始搭账套，从原始凭证开始，一笔一笔往下理。公司注册不过半年，实际开门营业还不到一个月，账面上拢共没几笔进出，可正因如此，反倒更乱。几笔开办费、押金、预付款混在一起，有的走了对公账户，有的直接付的现金，单据零零散散，有的连正式收据都没有。梁敬和没有急着下账，先列了一张清单，把每一笔钱的来龙去脉都标出来，搞不清楚的，就挨个给相关的人打电话，问到清楚为止。有一笔往来款差了八千多块钱，他查了三天，最后发现是一笔开办期的报关代理费记错了科目。胡枫说公司刚开张，账还没理顺。梁敬和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说：

胡枫就不再说话了。

账套搭好之后，梁敬和又花了三天时间做了一套资金管理制度。他把公司的银行账户、资金流向、税务安排理成了一沓文件，装订得整整齐齐，然后拉着胡枫一条一条过。每一笔资金怎么进、怎么出、什么时候审批、谁签字、谁复核，全部写得清清楚楚。胡枫看到最后一条，上面写着“所有对外付款必须有合同或发票支撑，无合同无发票的付款需董事长书面批准”，忍不住笑了，说：

和沈青云、梁敬和同一天正式入职的，还有两个人。

一个是业务总监苏振明。苏振明来的那天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牛津纺衬衫，袖子挽到小臂，手腕上戴着一块旧手表，表带换过好几回了。他四十七岁，大半辈子都在跑东南亚的进出口，香港、新加坡、曼谷、雅加达这些港口城市他闭着眼都能数出每一个码头的泊位号和仓库分布。早年在港资企业做到中层，管着整个东南亚的采购和物流，后来公司内部派系斗得厉害，他不愿意站队，被人排挤了两年，索性递了辞呈。

傅隆生约他吃了顿饭。饭桌上苏振明没怎么动筷子，尽喝茶。傅隆生问他为什么来隆盛，他说：

傅隆生给他倒了一杯茶，

苏振明端着茶杯的手顿了一下。他看了傅隆生一眼，把那杯茶慢慢喝完了，然后放下杯子，从口袋里摸出一支旧钢笔，在餐巾纸上写了几个字，推过去。傅隆生低头看了一眼，上面写的是：

傅隆生把餐巾纸折好，收进口袋里：

苏振明到任之后，沈青云那份计划里的业务线才算真正开始跑起来。苏振明第一天就打了十几个电话，有打给泰国供应商的，有打给新加坡船务公司的，有打给香港报关行的。他打电话的时候不避人，嗓门大，笑声响，说英文的时候带着一股闽南腔，说泰语的时候又换了一副调子。挂了电话就跟胡枫报备：哪条线可以马上启动，哪条线需要先跑一趟看看，哪条线暂时别碰，对方公司信用有问题。三天之内，他把东南亚那条线的上下游全部摸了一遍，连每一家供应商的老板性格都打听清清楚楚。

苏振明对胡枫说

另一个是法务负责人江淑仪。她是方女士介绍的，澳门本地执业多年的律师，同时持有香港的律师执业资质，专攻跨境商事纠纷。胡枫第一次见到她是在方女士的办公室里。江淑仪四十多岁，短发，戴一副无框眼镜，穿一套深色的职业装，整个人干干净净的，像一把刚开过刃的裁纸刀。她说话的声音不高，但每一句都落得很稳，没有废话，也没有模棱两可的词。

方女士介绍完之后，江淑仪看了胡枫一眼，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两秒，又扫了一眼他放在膝上的笔记本，封面上用工整的字迹写着“合同审查要点”。她嘴角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问：

江淑仪没有立刻接话。她伸手把胡枫面前那本笔记本拿了过来，翻到折角那页。页面上密密麻麻地抄着各种合同条款的摘录，旁边用铅笔标注了红圈、问号和批注——“此条责任范围是否过宽？”“违约金比例参照澳门商法典第几条？”“跨境仲裁地选香港还是新加坡？”字迹细而密，但每一笔都写得极认真，像是一个人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自己摸索着往前趟路。

江淑仪把笔记本合上，放回桌面，推回胡枫面前。她没有评价那些批注的对错，只说了一句：

胡枫点头应下。他以为这件事就算过了，可江淑仪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之后，忽然又问了一句：

江淑仪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既没有轻视，也没有夸张的惊讶，更像是一种职业性的审视。她沉默了两秒，放下茶杯，语气平淡：

她顿了顿，补了一句

胡枫没有接话，只是又点了一下头。但他在心里默默给这个人打了个高分，不因为她的专业能力，而因为她对“十岁”这件事的反应。她没有因为他是孩子就轻视他，也没有因为他拿出了一本写满批注的笔记本就高看他一眼。她只看合同，只看条款，只看风险。这种近乎冷酷的专业性，正是他想要的。

傅隆生给江淑仪开出的条件很简单：按年支付顾问费，金额不低于她在律所合伙人的收入水平。合同一签五年，每年续签，提前解约需支付高额违约金。公司出资让她参加国际法律会议、订阅专业数据库，以隆盛法务负责人身份参与澳门律师公会活动。

江淑仪听完，没有多问，只说了一句：

第二天她果然来了。梁敬和把公司成立以来的所有合同翻出来，一摞一摞堆在她桌上。江淑仪从早上九点看到下午六点，中间只起来倒了两次水。看完之后她把胡枫和梁敬和叫到一起，拿了一张纸，在上面画了三个圈。

她指了指最上面那个圈

胡枫看着那张纸，后背有点冒汗。这些合同当初是他一份一份经手的，签的时候他其实也觉得有些条款读起来别扭，可具体别扭在哪里、问题有多大、该怎么改，他说不上来。他隐约知道“这份合同可能不太对劲”，但那种感觉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看东西，模模糊糊，抓不住重点。此刻被江淑仪用三个圈一画，那些模糊的不安突然变得清晰而具体，一条一条摆在面前，触目惊心。他问她怎么看得这么快，江淑仪推了推眼镜，

胡枫没有再说话，但心里翻起了一阵波澜。他前世学的也是法律，可那套东西跟眼前这个完全是两回事。他主攻的是民法和刑法，课本上翻来覆去讲的是犯罪构成、量刑标准、侵权责任，理论背得滚瓜烂熟，可到了商事合同这一块，那些原则性的法条就像拳头打在棉花上，使不上劲。更麻烦的是，内地法律体系和港澳法律体系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内地偏大陆法系，讲究成文法条和司法解释，法官判案依据的是白纸黑字的法条；港澳受英美法系影响深，判例和合同条款的咬文嚼字才是真正的战场，同样一句话，换个标点符号，意思就可能天差地别。他以前背的那些法条，放到港澳的商事法庭上，连对方的律师函都挡不住。他忽然意识到，自己那个“学法律”的底子，能看出合同“有问题”，却看不出问题具体在哪、有多严重、该怎么补救。再往前一步，就得靠江淑仪这样的人来兜底。想通了这一点，他反而松了一口气，不懂就是不懂，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这原本就是他把架子搭起来的初衷。

那几天公司的气氛明显变了。以前大家各忙各的，有事喊一嗓子，没事各回各屋。现在不行了。沈青云每天早会雷打不动，五分钟，站着开，每人说一遍昨天干了什么、今天要干什么、有什么问题。苏振明在办公室里待不住，一天到晚在外面跑，回来的时候身上带着码头上的柴油味和海风的咸味，手里夹着一摞提单和装箱单。梁敬和的财务室永远锁着门，偶尔开着的时候能看见他伏在桌上对账，旁边的计算器按得噼里啪啦响。江淑仪的桌子上永远摆着三样东西：合同、红笔、黑咖啡。

胡枫有时候站在走廊里，看着这些人各忙各的，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他想起几个月前，这间办公室里只有他和傅隆生两个人，连一个正经的会计都没有。现在好了，人来了，架子搭起来了，每一块板都有人钉，每一根梁都有人扛。

熙旺和熙蒙偶尔也会过来。熙旺每次来都待不久，他手里压着六个小的，功课要盯、训练要管、年后的入学考试要准备，来公司多半是顺路送材料或者替胡枫跑个腿，放下东西就走，风风火火的，连口水都顾不上喝。熙蒙则不一样。公司刚开始规划的时候，他兴致最高，画组织架构图、列岗位清单、给公司起名字，忙得不亦乐乎。可等到沈青云他们把业务线一条一条跑起来，每天开会说的都是报关单、信用证、资金流转这些实打实的活儿，他就觉得没劲了。来了几趟，坐在角落里看别人打电话、翻合同、对账目，越看越觉得无聊，后来索性不来了。胡枫知道他又沉迷到网络世界里去了。胡枫没拦他，只是跟傅隆生提了一句，傅隆生听了，只说了三个字：

胡枫每天搬着一把椅子坐在几人旁边，看他们做事、听他们打电话、偶尔问几个问题。沈青云起初有些别扭，一个半大孩子整天在旁边转悠，算怎么回事。但胡枫问的问题渐渐让他改了看法。这个孩子问的东西虽然简单，但每次都问在点子上，而且从不重复问同一个问题。更让沈青云意外的是，有一次他在电话里跟一个供应商谈价格，挂了之后胡枫在旁边小声说了句“这个人报价偏高，但货期能保证，如果我们的客户对交期敏感，这个价可以接受”。沈青云当时没接话，但后来私下跟傅隆生提了一句：

胡枫学习的同时手上的工作也没闲着。他依旧和猎头公司的对接，从筛选简历到安排面试到背景调查，全程参与。远达猎头的顾问一开始以为他只是个传话的新人，几次邮件往来之后才发现，他不但把每一个候选人的履历背得滚瓜烂熟，还能从简历的字里行间读出候选人自己都没写出来的东西，“这个人在上一家公司待了七年，但职位只升了一级，说明他要么能力有限，要么人际关系有问题”“这个人的跳槽频率太高，每份工作都不超过两年，不适合放在需要稳定性的岗位上”。猎头顾问后来在邮件里半开玩笑地跟胡枫说：“你以后要是做猎头，肯定受欢迎。”

随着第一批核心岗位陆续到位，公司的日常运转开始进入正轨。沈青云带着两个刚招进来的业务员跑市场、见客户、参加行业酒会，把公司的名头在澳门商圈里慢慢铺开。梁敬和坐在财务室里一笔一笔记账、一张一张审单，把每一分钱的流向都管得清清楚楚。傅隆生每周去公司两三次，每次只待一两个小时，听沈青云和梁敬和汇报进展，偶尔见一两个重要的客户或合作伙伴，其余时间仍然待在氹仔半山的家里，坐在茶室那把圈椅上看文件、喝茶、听胡枫汇报公司的日常动态。

表面上，公司的总经理是沈青云，财务总监是梁敬和，董事长是傅隆生。但实际上，这家公司真正的方向盘握在胡枫手里，信息汇总到胡枫的电脑里，账本握在熙旺手里，而傅隆生坐在所有这些的后面，像一棵老树的根，看不见，但扎得极深。

随着更多职员的入驻，原本空旷的写字楼也逐渐恢复了一些往日的热闹。

又是一天晚上，胡枫忙完手头的事，去傅隆生办公室找他一起回家。推门进去的时候，傅隆生正站在窗前抽烟。窗外是澳门的老城区，矮楼挤着矮楼，霓虹招牌一闪一闪的，偶尔有摩托车从楼下巷子里轰隆隆地驶过。

胡枫靠在门框上，声音不高，尾音却微微上扬，带着点打趣的意思。

傅隆生转过头看了他一眼。这一声“傅总”叫得自然，不比从前规规矩矩喊“爸”的时候生分，反倒多了一层说不清的松弛。父子之间，有时候换个称呼，反而更亲近。

傅隆生转过身来，烟头在暗处亮了一下，脸上的表情被烟雾笼着，看不太真切。

胡枫想了想，走近两步，在茶几边上坐下来。

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

傅隆生看了他一眼，嘴角难得地弯了一下。

胡枫笑着站起来，把茶几上的文件拢了拢，

傅隆生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拿起外套走到门口，拍了拍胡枫的肩膀。

胡枫笑了，跟着傅隆生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的灯一盏一盏熄了，两个人走进电梯，铁门合上，把楼上的灯光和声音都关在了身后。

几位老师的头像选的可能不太符合，如果有推荐老师可以留言，我会根据反馈调整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