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春天,费明在信孚柜上,收到一封经澳门转来的信。
信是林娥的,还是那几行字:“我一切都好,勿念。家里也都好。你照顾好自己。”信比往年短了,短了一大截。
费明把信看了一遍,折好,放进抽屉。承业在旁边看见了,道:“费明哥,今年还回去吗?”
“回不去了。”费明道,“通行证排了半年,没动静。”
楚宁道:“表哥,我托人打听了——罗湖那边,如今只出不进。出来的人多,回去的,难了。”
费明没有接话。他低头把一沓存单理齐,理了两遍,才抬头道:“知道了。”
承业私下对楚宁道:姐,表哥这么闷着,不是法子。楚宁道:闷,也比散了强。他的心事,咱们替不了。
那阵子,湾仔码头上,来了不少从内地逃出来的人。
信孚柜上,常有衣衫旧的人来兑钱换汇——把身上仅有的东西换成港币,找个落脚的地方。楚宁帮他们办,分文不取手续费。
有一回,一个阿婆抱着包袱,在码头坐了一夜。费明路过,在她身边站了一会儿,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搭在她肩上。
阿婆抬头看他,用一口软软的吴语道:“后生,你是哪里人?”
“上海人。”费明道。
“那你怎么不回去?”
费明没有回答。他走回柜上,坐了一下午,没有说一句话。
码头上来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信孚柜上的伙计,学会了先倒一杯热茶,再问来意。有一家三口,从罗湖那边过来,身上只剩一包旧衣裳。楚宁替他们兑了钱,又指了路:先找地方落脚,别的,慢慢来。
夜里,他给林娥写信。写好了,又看了一遍,没有封口,搁在桌上。
楚宁进来送账本,看见了,道:“表哥,信写好了,怎么不寄?”
“怕。”费明道,“那边如今,海外关系是桩事。我这头写一个字,她那头,就要担惊受怕。”
“那就不写了?”
“写。”费明道,“写了,不寄。心里有个念想。”
楚宁没有说话。她把账本放在柜上,走了。
隔了几日,林知予知道了。晚上,她对楚材道:“费明这孩子,把他爹的性子,全遗传了——牵挂都压在肚子里。”
“瞿恩当年,也是这么个人。”楚材道,“心里装着天大的事,脸上纹丝不动。”
“可他爹那会儿,还能痛痛快快干一场。”林知予道,“这孩子,如今是想干也干不了,只能忍着。”
楚材沉默了一会儿,道:“忍,也是过日子。这年月,能忍得住,就是本事。”
楚材想起那些年,瞿恩跟他说过的话:人活着,总要信点什么。他那时不懂,如今看费明,懂了。他夜里对林知予道:这孩子,比他爹还能忍。
五月里,罗湖桥头,人山人海。
费明去桥头站了一回。桥那边,过来的人一拨又一拨;桥这头,回去的,寥寥无几。他站在栏杆边,看了很久。
回来路上,一个同乡认出了他,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塞进他手里:“有人托我带出来的。她让我说,她好,叫你别挂念。”
费明接过信,手抖了一下。他道了谢,没有当场拆,一直走到家,才在灯下拆开。
信是林娥的,几行字,写得工工整整:“费明吾儿:见字如面。我在上海一切安好,你继父也好。勿要牵挂,照顾好自己。天冷了,记得加衣。母字。”
费明把信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信纸上有淡淡的折痕,像是被人摩挲过许多遍,才舍得寄出来。
他把信贴身收好。第二天上柜,照常开门,照常算账,照常招呼主顾。
只是在账本底下,多压了一封信。
费明跑南洋的日子,比从前更勤了。有人问,他总说:路上跑着,心里踏实。只有承业知道,他每到一个码头,都要去一趟邮政代办所。
这年秋天,楚宁的九龙柜上,添了一桩新买卖——有南下的厂主来找她,说想借柜上的名义,跟内地通通有无。
费明在边上听着,末了,把那人送走,回来对楚宁道:“宁宁,这桩买卖,接不得。”
“为什么?”楚宁道,“货真价实,两边都有利。”
“正因为两边都有利。”费明道,“这年月,跟那边通有无,明面上是生意,暗地里,是牵连。咱们柜上,干干净净立了这些年,犯不上淌这浑水。”
楚宁想了想,道:“我听你的。”
“你不怕耽误柜上的买卖?”
“柜上的买卖,挣多少是个头?”楚宁道,“可柜上的招牌,砸了,就拾不起来了。”
费明看了她一眼,没有再说话。
费明走后,承业道:姐,表哥那话,在理。可柜上少了这单买卖,到底少块肉。楚宁道:少块肉,不少招牌。饭慢慢吃。
夜里,楚宁对林知予道:“娘,费明表哥这几个月,话越来越少。”
“他那个娘(生母)在那边。”林知予道,“他有苦,说不出,只能自己咽。”
“那他什么时候能再回去看看?”
“等吧。”林知予道,“这世道,总有松的一天。人活着,就等得起。”
窗外的湾仔,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来。费明还在柜上,低着头,一笔一笔对账。账本底下,压着那封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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