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九点,分局三楼的一间小会议室被临时改成了评估室。
屋里撤掉了审讯椅,换了一张矮沙发和一张圆茶几。窗帘拉着,只留了一盏落地灯,光是暖黄的,落在人脸上不会照出阴影。桌上放了一盒纸巾、一杯水,还有一本薄薄的记录册和一支笔——笔是那种按动的圆珠笔,笔头缩在里头,不经按是画不出东西的。这是陈医生特意交代的。
陈医生是市三院派来的,女,五十岁上下,短发,说话很慢。她进门先看了屋子一圈,点点头,说:"可以。"
沈翊坐在靠门的角落里。
他昨天说了要"在场",杜城没拦,但给他定了规矩:只许听,不许说话,不许提示,不许在评估中途插嘴。沈翊答应了。他把椅子搬到最靠墙的位置,膝盖上放着一本空白的本子和一支铅笔——他不是来问的,他是来记的。
何溶月坐在另一侧,负责在场见证。
九点十分,祝黎被带进来。
她换了衣服,还是昨天那身分局的替换衣物,袖口依然被她拽下来盖住手。她的右手——沈翊一眼就看见了——掌侧那道结痂的划伤还在,但痂的边缘被抠得比昨天更开,周围一圈红。
她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交叉,指节发白。
这是"撑着"的姿势。沈翊在心里记下:和昨天上午一样。
评估开始得很慢。
陈医生没有直接问案子。她先问了名字、年龄、今天的日期、现在在什么地方。祝黎一一答了,答得很小声,但都对。
"你最近睡眠怎么样?"
"不好。"
"睡不着,还是容易醒?"
"都……有。"祝黎顿了一下,"我睡觉不敢关灯。"
"为什么?"
"关灯了我就不知道几点了。"她说,"我怕我醒过来,天已经黑了,我也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
陈医生点点头,在册子上记了一笔。
"你说你会'断片'。"她说,"断了之后,你不知道自己在哪,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是吗?"
"是。"
"从小就有?"
"……十七岁开始明显。"祝黎说,"小时候也有,但是少。我妈说是受惊吓,长大了就好。"
陈医生抬起头。"你妈妈知道你断片的事?"
祝黎的肩膀缩了一下。"知道。她带我去看过一次。后来就没管了。"
陈医生没有追问。她换了个方向。
"祝黎,我问几个问题,你如实答,答'是'或者'不是'就行——你有没有听见别人听不见的声音?"
"没有。"
"有没有看见过不存在的东西?"
"没有。"
"有没有觉得有人要害你,或者有人一直在盯着你?"
祝黎沉默了两秒。
"……有人跟着我。"她说。
"现在吗?"
"九年前。"她说,"后来好像没有。"
陈医生看着她。"你觉得那是真的,还是你想象出来的?"
"是真的。"祝黎说,"我真的看见过他。他站在我家门口。"
"你怕他吗?"
"怕。"
"怕到什么程度?"
"我坐在门后面坐了一夜。"祝黎说,"我不敢开门,也不敢看猫眼。我就听着。"
陈医生在册子上写了几行。沈翊在角落里看着她的表情——她在写的时候,眉头是松的,那是"排除了"的写法,不是"发现了"的写法。
沈翊懂一点这个。他在画像师的工作里见过太多次:问话的人如果突然坐直、笔速变快,那是他抓住了什么;如果笔速不变、肩膀松下来,那是他把一条路划掉了。
陈医生正在一条一条地划掉"精神分裂"的路。
没有幻听。没有幻视。关系妄想和被害妄想都被祝黎用"是真人、是真的"顶了回去——她没有妄想,她有的只是真实的记忆。
九点四十七分,陈医生问出了那句话。
她把记录册合上一半,语气放得更轻,像是随口一提:
"祝黎,我问一句可能让你不太舒服的话——"
祝黎看着她。
"你小时候,家里有没有人打你?"
沈翊在角落里,正低头看着自己膝盖上那个本子。
他昨天晚上一整夜都在想那幅签名"周□"的画,想那个被刮掉的第二个字,想纸背上那个划出来的不闭合的圆。他听见这句问话的时候,脑子里闪过的念头是:这是背景调查,跟案子没关系。
他差点没抬头。
——然后他听见了指甲抠进皮肉的声音。
祝黎的手指本来是交叉着的。
听到那个字的一瞬间,十指松开。
她的右手抬起来,四根手指的指甲——不是指尖,是指甲的尖端——狠狠抠进自己右手掌侧那道结了痂的伤口。
她抠得很深。
沈翊看见那块痂被整片掀开,底下粉红色的新肉露出来,然后血一下子涌出来,顺着掌纹往手腕上淌。
"祝黎——"沈翊半个身子已经站起来了。
何溶月按住他的手臂,摇头。陈医生也抬了下手,示意他别动。
沈翊坐回去,握紧了铅笔。
然后他看见:她的呼吸停了。
和昨天上午她伸手够那支笔的时候一模一样。胸腔不动,鼻翼不张,眼睛也不眨——不是憋气,是"呼吸这个功能被人从里面关掉了"。
接着是肩膀。
昨天下午"先生"出来的时候,肩膀是展开的,脊背挺直,优雅,对称。
而现在不一样。
她的肩膀是往上、往前耸的。像是一个人头顶上压了很重的东西,脖子被迫缩进去,脊柱被迫弯成一张弓。那是"扛着"的姿势,不是"端着"的姿势。
她的头垂下去,下巴抵到胸口。
陈医生很轻地叫了一声:"祝黎?"
没有回应。
两秒钟。
三秒钟。
然后那颗头慢慢抬起来。
眼睛是睁着的。不是昨天上午那种"不看了"的空洞,也不是"先生"那种稳定、清醒、直视你的目光——她的眼皮压着,眼裂变窄,眼球在窄缝里,从下往上看人。
那是一种被逼到角落之后、准备咬人的眼神。
沈翊的铅笔在纸上动起来。他来不及写完整的句子,只来得及记词:
呼吸停 → 肩上耸前压(扛重) → 头垂 → 抬眼,眼裂窄,自下而上 → 有攻击性 → 与"先生"完全不同
她开口了。
声音很低,比"先生"更低,但"先生"是沉而稳的,这个是沉而硬的——每一个字都像被牙咬断了之后才吐出来。
"打。"
一个字。
陈医生没有动,声音依然很轻:"谁打你?"
她没有立刻回答。她的目光在屋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茶几上——那里放着陈医生的记录册,还有那支按动式的圆珠笔。
她看着那支笔。
沈翊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后背一下子凉了。
他认得那种看法。
昨天上午,她够到笔的时候,看笔的眼神是"郑重",是"做一件做过一万遍的事"。
而现在,她看那支笔的眼神,是看一件凶器。
"不是你该问的。"她说。
然后她伸手,把那支笔抓了起来。
她的握法,沈翊记了一辈子。
不是握笔。
那是一只手整个攥上去的握法——拇指压在食指侧面,其余四指收拢,把笔杆完全包在掌心里面。像握一把刀,像握一把锤子,像握一个要砸下去或者捅下去的东西。
她把笔按在纸上。
笔头是缩在里头的,按动的圆珠笔,她没有按出来——她直接用笔杆的塑料尖端,往纸面上摁。
沈翊看见纸面凹陷下去,然后被拖拽,撕开一道口子。
她开始动。
不是画。是戳。
笔尖落下去,提起来,落下去,提起来——每一次都摁在同一个地方,摁到纸的纤维被碾开、翻起来、起毛。戳了七八下,那个地方已经是一个烂洞,周围一圈毛刺。
她挪开一点,换一个地方,继续戳。
戳完一片,她忽然把笔尖摁住,横向一拖——"刺啦"一声,纸被撕开一道口子。然后她用笔尖在那个口子周围疯狂地涂,涂成一团黑,涂到纸都皱了。
沈翊的铅笔停在了纸上。
他的脑子里,那张标签自己浮了出来——那是他昨天在祝黎家墙上、对着一千三百张画,一条一条写下来的:
丙:重压,笔尖刻入纸背,背面可摸到凸痕;收笔处常出现反复戳刺的短线和毛刺。
而现在,这只手就在他眼前,隔着一张茶几,做着一模一样的事。
重压。戳刺。毛刺。
和9月14日那只被戳烂的杯子,是同一只手。
和那张被涂黑的、底下透出蜡笔颜色的画——涂黑它的那一只,是同一只手。
沈翊的呼吸屏住了。
他昨天在那张画前面说"有人先把蜡笔画涂黑了",他不敢确定的那个"有人"——现在她自己坐到了他对面,用一支圆珠笔,把陈医生的记录册戳穿了。
她一边戳,一边说话。声音还是那样,硬,低,一个字一个字往外砸:
"不能留。"
陈医生:"什么不能留?"
她没有回答。她把笔挪到纸的另一个角,又开始戳——戳,戳,戳,毛刺翻起来,纸破了一个洞,笔尖捅穿了那一页,扎到了下面一页上。
"脏。"她说。
"什么脏?"
"她画的。"她说,"不能留。"
沈翊的手在本子上写:
丙 = 毁掉。不是画,是毁。她说"不能留""脏"——和那幅被涂黑的蜡笔画,对上了。
陈医生这时候倾过身,声音依然稳,但带了一点指令性:"祝黎,你手在流血,我们先停一下——"
她的动作停了。
那颗压低的头转过来。眼裂还是那么窄。她看着陈医生。
"血不脏。"她说。
陈医生没有动。
"画脏。"
这三个字说完,那支笔从她手里滑出来,掉在桌上,滚到边缘,掉在地上。
她的身体开始抖。
不是昨天上午那种"失控的抖",是从肩膀开始,沿着脊柱一路抖到手指的、全身性的震颤。她的牙齿在打战,发出很轻的咯咯声。
陈医生站起来:"祝黎——"
她吸了一口气。
那口气极长,极深,像溺水的人终于浮出水面,长到她的胸腔整个鼓起来,长到她整个人都在抖。
等她把气吐出来——
她的肩膀垮了回去,缩成一团。她的手从膝盖上滑下来,垂在身侧。她抬起头,眼睛里的光是散的,是茫然的,是吓坏了的。
是祝黎。
她低下头,看自己的右手。
掌侧那道伤口,痂被掀掉了,血糊了半个手掌,正顺着指缝往下滴,滴在沙发的布面上,洇开一小片深色。
她愣愣地看着。
然后她叫了一声。
不是喊,是那种气被突然抽空的、短促的、像小动物被踩到尾巴的叫声:
"啊——!"
何溶月一步跨过去抓住她的手腕。祝黎整个人往后缩,缩到沙发角里,两只脚蜷上来,另一只手死死捂住流血的那只手,哭得喘不上气。
"我又……我又……"她哭着说,"我手怎么了?我手怎么了?是不是我又……"
陈医生拿过纸巾盒,按住她的手,很稳地说:"没事,只是破了点皮,我们处理一下。你刚才只是走神了,没关系。"
她没有说"你变了个人"。
沈翊在角落里,把铅笔慢慢放下。
他记下了最后一笔:
第四次。上午画像室,第一次(变出画画的手)。第二次(摔回来)。下午,第三次(听见那个姓,变成"先生")。现在,第四次——丙。和画上的重压、戳刺、毛刺,完全对上。
九点五十八分,评估中止。
祝黎被带出去处理伤口、休息。屋里剩下三个人。
陈医生把那本被戳穿的记录册合上,放到一边,然后抬头看向沈翊。
"沈警官,"她说,"你在画人。你刚才记了满满一页。"
沈翊点头。
"那我先说结论。"陈医生说,"这不是精神分裂症。"
何溶月在后边轻轻吸了一口气。
"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症状是什么?"陈医生一条一条数,"幻觉、妄想、思维形式障碍、情感淡漠或者不适切、自知力缺乏。祝黎——"
她翻着册子。
"没有幻听幻视。没有被害妄想——她说的'有人跟着我'是真事,九年前报过案,有笔录。情感反应完全适切:问到害怕的事她怕,问到手流血她疼,她哭得出来。最重要的是——"
她抬起头。
"她有完整的自知力。她知道自己'断片'是不对的,她为此害怕,她自己主动说'我不是装的'。一个精神分裂症病人在发病期,不会这样。"
"那她是什么?"沈翊问。
"初步看,符合分离性身份障碍的特征。"陈医生说,"这个词你可能听过,就是过去说的'多重人格'。核心表现是:解离性遗忘——她说的'断片';身份的瓦解和转换——你昨天看见的'换人';以及明确的童年创伤史。"
她停顿了一下。
"刚才我问'小时候有没有人打你',她直接切换了。这不是演的,这是创伤触发。她的身体里,有一个部分专门存着这件事,一碰就出来。"
何溶月说:"那她这九年吃的药——"
"奥氮平、利培酮、喹硫平。"陈医生翻着病历复印件,眉头皱起来,"都是抗精神病药。如果我的初步判断成立,那这九年,她一直在吃治一个她没有的病的药。"
她把病历放下。
"她不是疯了。"陈医生说,"她是被人打碎了。"
沈翊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问:"医生,她身体里——有几个人?"
陈医生看着他。
"我给你不了数字。"她说。
"为什么?"
"两个原因。"陈医生竖起一根手指,"第一,评估只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而且中途触发了切换,被迫中止。分离性身份障碍的诊断需要长期、反复的观察,不是看一次就能数清楚的。"
她竖起第二根手指。
"第二,也是我要提醒你的——你手里那六只手,不等于六个人。"
沈翊抬起头。
"沈警官,我知道你在她的画里分出了六种笔迹。"陈医生说,"但笔迹不等于人。一个人可以有好几种笔迹:她紧张的时候画得虚,放松的时候画得稳,模仿别人的时候又是另一种。反过来,几个不同的人,也可能共用一种笔迹——因为他们从同一个人身上分出去,学着同一双手长大。"
她看着沈翊的眼睛。
"所以你别急着数。你数出来的,是手。不是人。"
沈翊把这句话记下来。
"那刚才出来那位,"他说,"是'人'吗?"
"是。"陈医生说,"我见到了两个:她和刚才那位。至于刚才那位算'一个',还是几个共用同一副样子的部分——我现在不知道。"
"她是什么?"
陈医生想了想,找了个说法。
"她不是坏人。"她说,"她是替祝黎挡在最前面的那一个。只不过——"
她指了指桌上那本被戳穿的记录册。
"她挡的方式,是毁掉。"
沈翊的心跳快了一拍。
他想起那张被涂黑的画:蜡笔画的画,被人用墨水一层一层涂死,戳烂,然后加了个框。
"她挡的方式,是毁掉。"
那幅蜡笔画——那个用蜡笔、构图偏低、画太阳房子和门的"丁"——画的是不是"打她的人"?
而丙把它涂黑,是因为——
不能留。
沈翊站起来,对陈医生点点头,然后转身出了评估室。
十点二十,画像室。
沈翊把那张被涂黑又加了框的画重新摊在灯箱上。
他现在能读懂它了。
先用蜡笔:丁。那个个子很矮的、画门和黄光的孩子。
然后涂黑:丙。重压,戳刺,毛刺——刚才在他面前用圆珠笔把记录册戳穿的那一只手。
然后加框:戊。工整,规整,横平竖直。
他把手指轻轻放在那片黑色上。
"她画的,不能留。"丙是这么说的。
所以那个孩子画了什么,是非毁掉不可的?
沈翊把画翻过来。
纸背。
那些凸起的、密密麻麻的戳刺点还在——那是丙从正面戳出来的。而在这些凸起的正中心,那条划出来的、凹下去的、连续的线还在。
一个不闭合的圆。
沈翊盯着它。
丙是"戳"。可这条线是"划"。
用某样尖锐的东西,在纸的背面,一下,划过去。
绕过所有的戳刺点。从左下角,到右上角。
这不是丙的手法。
划这条线的人,在丙把这张画戳烂之后——或者之前——在谁都看不见的背面,留下了一个记号。
沈翊把灯箱调到最亮,脸几乎贴上去。
那是一个圆。缺了一小口。
和现场地上用血画的那个圆,和展厅画上那五个缺口的圆,是同一个东西。
门被推开了。
杜城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张打印纸,脸色很奇怪。
"沈翊。"
"嗯。"
"你让我查的那个民警。"杜城走进来,把纸放在灯箱边上,"2017年,给祝黎做笔录的那位。"
沈翊没有抬头,他还看着纸背上那个圆。
"查到了?"
"查到了。"杜城说,"全名——周砚。"
沈翊的手停住了。
他慢慢抬起头。
"你说什么?"
"周砚。"杜城一字一句地说,"九年前,在派出所,给十七岁的祝黎做笔录、写下'不予立案'的那个民警,叫周砚。"
沈翊的呼吸停了一拍。
"后来呢?"
"后来他脱了警服。"杜城说,"大概是七八年前,具体时间我还在查。他去了一家民营美术馆做策展。"
"哪家?"
杜城看着他。
"白盒子。"
画像室里安静了几秒。
沈翊低头看向灯箱——那里摊着那幅签名"周□"的人像,日期是2017年11月18日,祝黎报案后的第六天。
第二个字被刮掉了。
刮得很小心。
留下"周",是因为有人想让她记住这个姓。
"杜城,"沈翊说,声音很轻,"第二个字。"
"什么第二个字?"
沈翊指着那个签名。
"周□。"他说,"如果2017年给她做笔录的民警叫周砚,如果九年后死在一号展厅的策展人叫周砚——"
他抬起头。
"那这个被刮掉的字,是砚。"
杜城的脸色变了。
"你是说,这幅画——"
"是周砚画的。"沈翊说,"2017年11月12日,祝黎去报案,说有人站在她家门口,说'你画的画我都看过'。六天之后,11月18日——"
他把手按在那幅画上。
"这幅画出现在她家里。签着周砚的名字,第二个字被人刮掉了。"
杜城盯着那幅画。
"所以九年前……"
"九年前,"沈翊说,"站在她家门口的那个人,是周砚。给她做笔录、写下'不予立案'的那个人,也是周砚。"
他闭上眼睛。
一个穿警服的人,站在她家门口,说"你画的画我都看过"。
几天后,她在派出所,坐在他对面,把这件事再说一遍。
而他,一边听,一边在纸上写下:无犯罪事实,不予立案。
然后六天后,他画了一幅画,签上自己的名,送进她家里。
"他脱了警服,"杜城慢慢地说,"去做了策展人。然后九年之后——"
"然后九年之后,"沈翊睁开眼,"他死在一号展厅。右手被塞了一支画笔,脚边是用血画的、缺了一口的圆。"
他看着杜城。
"杜城,有一个人,跟踪了她九年。"
杜城没有说话。
沈翊低下头,重新看向那张被涂黑的画,看向纸背上那个划出来的、不闭合的圆。
"还有一个人在她身体里,"他说,"在纸背面划了这个圆的人。"
"谁?"
"不知道。"沈翊说,"他还没出来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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